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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红军从鄂豫皖进入大别山区，几场恶战下来，红军伤亡很大。受伤的红军就被送到这个叫王坪的大山里，住进红军总医院。从留下的图片上看到，所谓住院部，就是农家的土房子。当时的红军药物奇缺，粮食稀少，伤员住进医院，不过是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躺着，几乎没治愈的可能。除了那些命大的，绝大多数人，就在这里静静地死去。静静的，70年后，依然静。
       在他们中间，留下名字的，或者说名字被刻上墓碑的，只有40位团以上军官。他们真年轻啊，只有二三十岁的年纪。那么，那些士兵，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士兵，一定只有十多岁了。
       当然，红军也为他们建了碑。那是一座10米左右高的墓碑，碑体通红，上面刻着黄色的大字：万世光荣—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
       字体刚劲有力。写字者，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女红军张琴秋。
       碑的左面，刻着两枝步枪和一把驳壳枪。据说这三枝枪，是红军把枪按在石碑上先描上去，然后才刻的，线条里显出一种拙朴的孩子气。墓地四周松柏环绕，山风阵阵。陪伴这些亡灵的，只有这万丛青翠。除了一些重要的纪念日，平时只有一个守墓人。
       十几年前，即1992年，刚刚退休的张崇鱼从纪念红军入川60周年大会上得知，巴中地区有12万人参加红军，4万人牺牲。他一下被震动了，当即就产生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念头：要用自己的晚年建一座红军碑林。他要把剩余的生命，全部用来寻找那些无名烈士和流落红军的姓名，然后镌刻在石碑上。
       谈何容易。
       毕竟时光已流逝了半个多世纪。
       但张崇鱼说干就干。除了找有关部门查阅资料档案，他还一个个地寻访那些尚健在的老红军，请他们回忆自己远去的战友，说出那些姓名。在成都某干休所老红军刘祺的家里，张崇鱼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当夜这位老红军就失眠了。他曾是一位红军医生，他脑子里走马灯似的冒出一个又一个战友的面容，还有那些他救治过的伤员。他们亲切地微笑着，栩栩如生。他生怕自己忘了，索性坐起来写在纸上，想一个写一个，一直追忆到凌晨两点，一共回忆起42个姓名来。他庄重地将这些姓名交给张崇鱼，张崇鱼又庄重地将这些姓名带回到巴中。不想没过两天，刘祺的信也跟着来到了巴中。原来张崇鱼走后，他又回忆起12个红军的姓名来。
       张崇鱼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寻找那些丢失的名字。他和他的同事先后60余次前往红军走过的线路和29个省、市、自治区，行程30万公里。拜访了1800多名红军将士及亲属，查询了600多个与之有关的单位，一个个地、十个二十个地、一天天地、一年两年地、大海捞针地，搜集到了10万个红军将士的姓名！准确的数字是：101068名。这中间，他和同事十上北京，都是坐的火车，住的地下室；路途上他被汽车撞过，被小偷光顾过，甚至被人误解当成骗子抓过。忍饥受冻、风餐露宿更是常事。但他们竟坚持了10年！
       他们将找到的这10万个姓名，镌刻在了巴中城内南龛山顶上，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川陕苏区将士碑林，一共用了3388块石碑。每块石碑高1.2米，宽0.6米，它们一排排站着，站成了碑林。而上面那些整整齐齐的名字，也像是一片林，一片生命之林。
       石碑上刻着一个个陌生的名字，那些从浩瀚的历史之河中打捞上来的名字。他们曾经与战友们失散，如今终于又站到了一起。他们再也不会感到孤单了，他们又回到了队伍中。他们站在一起，心里一定很塌实。距此不远的王坪烈士陵园里的无名烈士，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他们的家了。
       细雨蒙蒙，石碑上湿漉漉的，但一个个的名字清晰无比：黄二毛、廖狗儿、张二牛、张四娃、刘幺娃，还有女红军郑吕氏、吕宋氏……
       在最后一块石碑上，出现了新的刻痕，有5个新添加上去的名字，他们是：王世云、罗元洲、南存贵、李敬忠、王天钾。这是今年春节后刚刚刻上去的，是由内蒙古军区原副参谋长李子金（81岁）写信向张崇鱼提供的。有的老红军为了回忆这些战友的名字，给张崇鱼写去的信有三四十封之多。他们在回忆名字时，也回望了自己的一生。
       张崇鱼站在这些碑林中，就像站在自己的家里。
       他和他们就像是亲人。
       张崇鱼，1939年生，曾当过中学教师、区委办公室主任、区委书记。身高1.6米，体重不足50公斤。现在，他成了这10万姓名的守护者，或者说，他做了这10万红军的户籍警。
       （尤远摘自《文字客》200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