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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逃往海外越来越成为中国贪官逃避惩罚的首选。而出逃的人数、级别、手段，都不断上升。
       选择出逃
       许超凡远遁加拿大，在犯下惊天大案之后，与这位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行长同时消失的，还有他的两位前任——余振东和许国俊。
       此3人所涉嫌的，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银行系统监守自盗案。在2001年10月12日的自查中，中国银行发现了高达4．83亿美元的账目亏空。许超凡等三人案发后第三天消失，使用假护照越境，案发前已将家属转移出国，人们惊叹于嫌疑犯逃跑计划之周密。
       美国护照：只需1．8万元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让国人办理因私护照变得越来越容易。身份证、户口簿，以及县（处）级以上单位的人事公章足矣。
       对于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来说，找个公章自然轻而易举。有关人士认为，这是管理上的一项漏洞。在中国，制作护照和人员出境都归公安部门管理。一个人即使犯了案，但如果公安部门不知情，那么办照也不会受到限制。而在一些西方国家则执行“黑名单”制度，可以约束人们出境。一旦你有职务犯罪嫌疑，便被列入“黑名单”，在办理出境手续时便会遇到障碍。
       通过香港出逃，是贪官们常用的手段之一。因为香港在回归之前属于英联邦，所以港民前往加拿大等曾同属于英联邦的国家，可以实行“落地签”——手中有香港护照者可直接飞往加国，而把签证手续留在入境时办理。厦门远华案主犯赖昌星，就是凭着一本香港护照及这些便利条件，逃入加拿大的。
       据加拿大刑法改革国际中心高级研究员杨诚披露，外逃贪官的去向主要有三类：一是就近避难，潜入中国的邻国——泰国、缅甸、蒙古等地。另一类是处于转型期、或者法制不很健全的国家，如一些非洲、拉美国家。逃往那些地方之后，很多人便过起了隐姓埋名、深居简出的生活。对于那些曾在国内拥有显赫地位的人来说，以上两种地方是他们不齿的；这些人的目标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这些移民国家很容易接纳一个外来者，”杨诚说，“如加拿大，一旦夫妻中的一方入了国籍，另一方很容易拿到该国的绿卡。所以很多官员在出逃前，就将家人移民到这些国家，这也是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何况，生活在发达国家是非常舒适的。”
       “贼不走空”
       贪官出逃引发了多种后遗症，数以亿计的国有资本外流首屈一指。
       曾外逃加拿大11年的宁波贪污犯方家幸，出逃时带走赃款近100万元；农业银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乌市分行职员艾合买提携赃款230万元逃至俄罗斯；广东省东莞市建设银行职员陈国强等逃往泰国，转账赃款数百万元；中行南海分行一案，共约4000万人民币同时流出境外；而在开平一案中，上亿美元资金通过澳门和拉斯维加斯赌场被洗成现钱，存入涉案人在国外的账户。
       关于中国资本外逃规模，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专家认为只能大致估计，不能精确测算，他们倾向于1997～1999年间外逃资本总规模为520亿美元的估计。在巨额的外逃资本当中，贪官向境外转移非法所得占有一定比重。
       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位官员披露：很多贪官向国外转移财产时使用化名，或将巨额资产寄存在他人的账户下。这给国家收回资产又增加了难度。
       艰难引渡
       2000年8月22日下午3点，从蒙古乌兰巴托飞至北京的航班降落在首都机场。在4名中国干警的押解下，犯罪嫌疑人杨彦军走出飞机。至此，北京房山区河北信用分社会计侵占200万巨款后出逃一案告破。
       此次跨国引渡，是1997年8月《中蒙引渡条约》签订后，中国警方首次赴蒙执行任务。杨彦军成为第一个从蒙古引渡回国的经济犯罪嫌疑人。
       在没有双边引渡条约的情况下，对于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只能采取“友好合作”的方式遣返。能否遣返成功，则要看对方国家是否给中国“面子”。
       作为赖昌星一案的加方专家证人，杨诚披露了赖昌星至今没有被遣返回国的原因。“加拿大已经废除了死刑。而远华案的从犯中，已有14人被中方判处极刑。一旦赖昌星回国，则必死无疑。所以，加方不同意遣返赖昌星，除非中国免他一死。但中方是无法接受这一点的”。
       中西方司法理念的冲突，是导致引渡条约难以签订的重要原因。西方攻击中方的法律难以保障人权，中方则认为西方的法律是在保护罪犯。尤其是在经济犯罪上，双方的分歧更大。西方绝大多数国家在此方面早已废除了死刑，但对于那些涉案金额重大者，中国向来执行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法律。
       对《赃款分割协议》，杨诚解释说：“A国某贪官逃到B国，并携带了1000万元赃款。如果A、B两国之间有这项协议，那么B国协助A国抓获出逃者之后，1000万元将按照一定的比例，由A、B两国分配。《赃款分割协议》是西方国家之间较为普遍的双边协议。由于利益驱动，对缉捕出逃者能起到很大作用。”
       但中加之间的谈判没有成功。“中方至少有99％的人反对，”杨诚说，“他们认为，出逃的赃款属国有资产，怎么能和外国分割呢？但没有人换个角度考虑：对于外国来说，赃款逃到人家那里，无异于带来了投资，为什么要无偿返还给你？何况，人家办案还需要一笔经费。”
       在2000年上书中国政府领导的文章中，杨诚还提到：尽快将中国的法律制度与国际接轨，也是打击出逃者的必要措施。比如，如果你取证不符合国际惯例，那么在国外的法庭上，人家不会承认你的证据，出逃者的引渡要求就可能被驳回。
       境外追捕取得进展
       新中国第一走私大案——福建厦门远华案事发之后，有关部门对厦门官员出国程序作出严格规定。这一办案措施显然起到了封堵贪官外逃之门的作用。
       杨诚认为：严格控制资金外流，堵死出逃者的后路，也是必要的防范措施。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如果有1万美（加）元以上的资金流动，银行系统就会报告监察机构。对于资金流动的操控者，政府便会保持高度警戒。
       官员出逃业已引起中国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2001年1月18日，最高检察院与公安部联合作出部署，要求全国公检机关协同作战，共同开展追捕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嫌疑人的专项行动。此间，全国共抓获逃往海内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上千名，另有数百人投案自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说，在这次专项行动中，境外追捕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广东、云南、江苏等省长期潜逃在外的多名职务犯罪嫌疑人被缉拿归案。
       而对于中行贪官许超凡及赖昌星等出逃者来说，在国外的日子也并不好过。2001年10月，许的妹妹、堂兄堂嫂因涉嫌此案先后被捕。此间，中国银行也向加拿大温哥华高级法院提出申请，加方目前已冻结了许存入该国的600万加元。而据外电报道：今年7月之前，赖昌星申请难民成功与否的结果将出炉，移民及难民局的裁决可能对其非常不利。此前，赖已在尼亚加拉瀑布附近的一个赌场旅馆中，被该国警方逮捕。该国移民局一位官员称：加拿大显然不是罪犯的避难所。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王建明说：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对外司法合作的加强，以及国内法制的逐步完善，出逃海外的犯罪分子将受到更为严厉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