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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人的素质的一个尺度
       按照马斯洛的著名理论，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呈金字塔结构，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受尊敬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第一、二项是生物性需要，第三、四项是社会性需要，第五项是精神性需要。我们也可以更笼统地把人的需要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项。
       一般来说，如果较低的需要尚未得到满足，较高的需要就难以显现出来。一个还必须为生存挣扎的人，我们无权责备他没有崇高的精神追求。
       可是，在较低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较高的需要是否就一定显现出来呢？事实告诉我们未必。有一些人，他们所拥有的物质条件已经远远超过生存所需，达到了奢侈的水平，却依然沉醉在物质的享乐和追逐之中，没有显现出任何精神需要的迹象。
       也许，对人的需要结构还可以作另一种描述。比如说，如果把每个人的潜在需要的总和看做一个常量，那么，其中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比例便非常不同。物质需要所占比例越小，就越容易满足，精神需要也就越容易显现并成为主导的需要。相反，如果物质需要所占比例很大甚至覆盖全部，就难免欲壑难填永无满足之日了。
       人的潜在需要结构的这种差异也就是人的素质的差异。姑且不论这种差异的成因，我们至少得到了一个尺度：在生存需要能够基本满足之后，是物质欲望仍占上风，继续膨胀，还是精神欲望开始上升，渐成主导，一个人的素质由此可以判定。
       钱和生活质量
       金钱是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之一。一个起码的道理是，在这个货币社会里，没有钱就无法生存，钱太少就要为生存操心。贫穷肯定是不幸，而金钱可以使人免于贫穷。
       在一定限度内，钱的增多还可以提高生活质量，改善衣食住行及医疗、教育、文化、旅游等各方面的条件。但是，请注意，是在一定限度内。超出了这个限度，金钱对于生活质量的作用就呈递减的趋势。原因就在于，一个人的身体构造决定了他真正需要和能够享用的物质生活资料终归是有限的，多出来的部分只是奢华和摆设。我认为，基本上可以用小康的概念来标示上面所说的限度。从贫困到小康是物质生活的飞跃，从小康再往上，金钱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满足就逐渐减弱了，直至趋于零。单就个人物质生活来说，一个亿万富翁与一个千万富翁之间不会有什么差别，钱超过了一定数量，便只成了抽象的数字。
       至于在提供积极的享受方面，金钱的作用就更为有限了。人生最美好的享受都依赖于心灵能力，是钱买不来的。钱能买来名画，买不来欣赏；能买来色情服务，买不来爱情；能买来豪华旅游，买不来旅程中的精神收获。金钱最多只是我们获得幸福的条件之一，但永远不是充分条件，永远不能直接成为幸福。
       奢华不但不能提高生活质量，往往还会降低生活质量，使人耽于物质享受，远离精神生活。只有在那些精神素质极好的人身上，才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而这又只因为他们其实并不在乎物质享受，始终把精神生活看得更重要。
       可怕的不是钱，是贪欲
       人们常把金钱称做万恶之源，照我看，这是错怪了金钱。钱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谈不上善恶。毛病不是出在钱上，而是出在对钱的态度上。可怕的不是钱，而是贪欲，即一种对钱贪得无厌的占有态度。当然，钱可能会刺激起贪欲，但也可能不会。无论在钱多钱少的人中，都有贪者，也都有不贪者。所以，关键还在人的素质。
       贪与不贪的界限在哪里？我这么看：一个人如果以金钱本身或者它带来的奢侈生活为人生主要目的，他就是一个被贪欲控制了的人；相反，不贪之人只把金钱当做保证基本生活质量的手段，或者，在这个要求满足以后，把金钱当做实现更高人生理想的手段。
       贪欲首先是痛苦之源。正如爱比克泰特所说：“导致痛苦的不是贫穷，而是贪欲。”苦乐取决于所求与所得的比例，与所得大小无关。以钱和奢侈为目的，钱多了终归可以更多，生活奢侈了终归可以更奢侈，争逐和烦恼永无宁日。
       其次，贪欲不折不扣是万恶之源。在贪欲的驱使下，为官必贪，有权在手就拼命纳贿敛财，为商必奸，有利可图就不惜草菅人命。贪欲可以使人目中无法纪，心中无良知。今日社会上腐败滋生，不义横行，皆源于贪欲膨胀，当然也迫使人们叩问导致贪欲膨胀的体制之弊病。
       贪欲使人堕落，不但表现在攫取金钱时的不仁不义，而且表现在攫得金钱后的纵欲无度。对金钱贪得无厌的人，除了少数守财奴，多是为了享乐，而他们对享乐的惟一理解是放纵肉欲。基本的肉欲是容易满足的，太多的金钱就用来在放纵上玩花样，找刺激，必然的结果是生活糜烂，禽兽不如。
       哲学家与钱财
       苏格拉底说：一无所需最像神。第欧根尼说：一无所需是神的特权，所需甚少是类神之人的特权。这可以说是哲学家的共同信念。多数哲学家安贫乐道，不追求也不积聚钱财。有一些哲学家出身富贵，为了精神的自由而主动放弃财产，比如古代的阿那克萨戈拉和现代的维特根斯坦。
       哲学家之所以对钱财所需甚少，是因为他们认为，钱财所能带来的快乐是十分有限的。如同伊壁鸠鲁所说：更多的钱财不会使快乐超过有限的钱财已经达到的水平。他们之所以有此认识，又是因为他们品尝过了另一种快乐，心中有了一个比较。正是与精神的快乐相比较，物质所能带来的快乐显出了它的有限，而惟有精神的快乐才可能是无限的。因此，智者的共同特点是：一方面，因为看清了物质的快乐的有限，最少的物质就能使他们满足；另一方面，因为渴望无限的精神的快乐，再多的物质也不能使他们满足。
       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是另一种情况，身为宫廷重臣，他不但不拒绝，而且享尽荣华富贵。不过，在享受的同时，他内心十分清醒，用他的话来说便是：“我把命运女神赐予我的一切——金钱，官位，权势——都搁置在一个地方，我同它们保持很宽的距离，使她可以随时把它们取走，而不必从我身上强行剥走。”他说到做到，后来官场失意，权财尽失，乃至性命不保，始终泰然自若。
       财富观的进步
       财富是我们时代最响亮的一个词，上至政治领袖，下至平民百姓，包括知识分子，都在理直气壮地说这个词了。过去不是这样，传统的宗教、哲学和道德都是谴责财富的，一般俗人即使喜欢财富，也羞于声张。公开讴歌财富，是资本主义造就的新观念。
       不过，我们应当仔细分辨，这一新的财富观究竟新在哪里。按照韦伯的解释，资本主义精神的特点就在于，一方面把获取财富作为人生的重要成就予以鼓励，另一方面又要求节制物质享受的欲望。这里的关键是把财富的获取和使用加以分离了，获取不再是为了自己使用，在获取时要敬业，在使用时则要节制。很显然，新就新在肯定了财富的获取，只要手段正当，发财是光荣的。在财富的使用上，则继承了历史上宗教、哲学、道德崇尚节俭的传统，不管多么富裕，奢侈和挥霍仍是可耻的。
       那么，怎样使用财富才是光荣的呢？既然不应该用于自己（包括子孙）消费，当然就只能是回报社会了，民间公益事业因之而发达。事实上，在西方尤其美国的富豪中，前半生聚财、后半生散财已成惯例。在获取财富时，一个个都是精明的资本家，在使用财富时，一个个仿佛又都成了宗教家、哲学家和道德家。当老卡耐基说出“拥巨资而死者以耻辱终”这句箴言时，你不能不承认他的确有一种哲人风范。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发展民间公益事业的条件也许还不很成熟。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成功的企业家所共同面临的：钱多了以后怎么办？是仍以赚钱乃至奢侈的生活为惟一目标，还是使企业的长远目标、管理方式、投资方向等更多地体现崇高的精神追求和社会使命感？由此最能见出一个企业家素质的优劣。如果说能否赚钱主要靠头脑的聪明，那么，如何花钱主要靠灵魂的高贵。也许企业家没有不爱钱的，但是，一个好的企业家肯定还有远胜于钱的所爱，那就是有意义的人生和有理想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