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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他走访了北高加索地区，以及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并将一路见闻形成文字，将自己对于该地区的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与认识巧妙结合起来，使读者认识和了解北高加索地区及俄罗斯的昨天与今天。本文摘自其中片断。
       在莫斯科市中心，穿过马涅什广场，进入门上教堂，红场就袒露在眼前了。在历史博物馆和不久前刚刚重建起来的喀山教堂的中间，是一条石板铺成的道路，愈向红场的方向，路面也就愈高。就在这石板路的中央，有四个很奇特的人，除了暴雨、冬雪、严寒，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靠历史博物馆一边的便道上谋生。他们的谋生没有货物，没有运输，不靠贩卖，不靠吆喝，他们只靠自己的形象和这种形象特定的某些动作谋生，所以他们奇特。
       他们是“列宁”、“普京”、“马克思”和“尼古拉二世”。
       尽管红场上有不少盛景，这个“四人组合”却更吸引人们的眼球。从他们面前走过的人，几乎没有不驻足而立的。而这四人并不招揽生意，通常是静静地坐在那里，观望着眼前的过客。一旦有人走过来，“列宁”总是一招手，那来人便立即梦幻般地坐在了四人中间的位置上，待相机的按钮一动，一幅与“伟人在一起”的照片便完成了。于是，“马克思”便站起来收钱，一张四人在一起的合照是200卢布。“马克思”坐下后，再把150卢布分给其他三人。有的人只想和“列宁”合照，“列宁”便走出四人队列，来到石板路的中央。他朝身后一挥手，意思是告诉要照相的人：“这里好!我们以红场和列宁墓为背景。”待到照完后，他通常会魔术般地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条鲜艳的红领巾，极其娴熟地围在这个人的脖子上，并且高高地举起左手，作号召和指引方向状。于是，另一张照片便也问世了。
       这个“四人组合”已经习惯于面对各式各样的观光客了，而采访他们的人也日益增多。对于这种采访，他们收取的“报酬”是很高的，电视台在红场上采访他们（还不能影响他们与观光客的合照）一天得支付每人100美元（这是成交价，他们开口的要价是200美元）。我对他们说：“我们采访你们在红场上的工作，并去访问你们的家庭，每人100美元如何？”“列宁”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普京”还在犹豫，“马克思”突然激动地说：“什么？100美元就想把我、我的老婆孩子、我的家庭都买去啦!”然后就愤然坐下，扭头朝向一边。“马克思”显然是断然拒绝了我的建议。“列宁”一摆手，作无可奈何状。
       “列宁”在不自觉间讲起了自己的故事：“我叫阿纳托利。我不是莫斯科人，来自南方。当我还在大学学习时，有一天一位朋友对我说：‘阿纳托利，你像列宁。这太难得了!你想不想赚钱？去扮演列宁吧!’可是我没有机会去当演员，在我们的家乡没有电影制片厂，我也没有这样的关系，可是，这句‘我像列宁’的话却始终在我耳边萦回不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吧。终于有一天，那是10年前吧，我下定决心告别故乡，辗转千里来到莫斯科，希望能碰上一位导演会发现‘我像列宁’。可是，天上没有掉下好运，工作找不到，囊中羞涩，我不得不去碰碰运气。我壮着胆装扮成列宁的样子，来到老阿尔巴特街上。就在往那里一站的瞬间，我突然感到不知所措，我不知道我这个列宁像不像，而更重要的是这个举动能不能为世人所接受。您知道，阿尔巴特街上什么人没有，什么卖艺的没有!没有想到的是，我这个‘列宁’往街角一站，路人就一个又一个地在我面前停下了脚步。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说，这不像话!不过，在窃窃私语中，有句话却钻到我的耳朵里：真像!太像了!那时，人们习惯往卖艺者的盒子和罐子里扔钱，还不习惯给‘领袖’扔钱。可是，毕竟是时代变了，已经没有人去指责以领袖的形象来卖艺的行为是大逆不道的事了。几天后，我的名声就在莫斯科传开了，报纸上也在报道我的事了，来和我照相的人要排队了，我开始有钱了。可有一天，突然有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闯进人群，高声吆喝说：来!跟我来!
       那人把我带到路旁的一家咖啡馆里，几个人围坐在桌子旁，其中一个身穿黑色夹克，显然是头儿模样。他把我上下打量了好半天，那滴溜溜转的眼神直让我浑身发毛。他终于开口了，让我坐下，说道：‘你真行!真像列宁!买卖不错吧，赚了不少钱吧!’我知道我碰上麻烦了，忙说：‘哪里哪里，混口饭吃罢了。请多帮衬，多帮衬!’他皮笑肉不笑地说：‘好说!我们也是在这地面上混的，咱们合伙干吧。我们保护你，你不会有什么麻烦的，踏踏实实地干。合伙嘛，你赚来的钱自然咱们对半分!’这是黑手党，我还不明白吗？别无出路，只好照办。”
       我说：“干了多久？怎么到红场上来了？”阿纳托利略微停顿了一下说：“几年前我来到了红场，一直干到现在。”一段情节显然很复杂的故事就这样被阿纳托利一笔带过了，他大概不愿意讲。
       后来的几天，我几乎天天来，和他们不断地聊天，也就渐渐地熟了起来，就连“马克思”也不对我带有明显的敌意了。这次，在他们吃了简单的午餐后，我坐在了他们四人的中间，不是为了照相，而是我瞅准了这个空当，想和他们聊天。我问“普京”尊姓大名，他以一种领袖的派头自我介绍说：“科特科·瓦莱利·瓦西里耶维奇!叫我瓦莱利好了。”我说：“您在这里干了几年了？”他说：“我刚来，没有几天。我从东边来，工人，离莫斯科也有上千里的路。在家乡，人们也是说我很像普京，我这就到莫斯科闯荡闯荡来了。那天来红场，当我走到阿纳托利的面前时，他紧盯着我看。我有点忐忑不安，便说：‘让我和您一起干吧。’阿纳托利盯着我看了一眼后说：‘好吧，试试吧。’”
       阿纳托利的脸上有了一种识人的欣慰表情，不禁打断了“普京”的话：“我的眼光还不错吧。您瞧，这可是个活脱脱的普京!他现在可是我们这里的红人。”“马克思”突然插话说：“算他走运!这个外省人！”我马上抓住这个机会，对“马克思”说：“您呢？您也是外省人？”他说：“不!我谢苗可不是外省人!我是莫斯科人!”
       谢苗口中的这个“外省人”字眼，现在是很难听得到了。只有那些具有旧日贵族情怀或者是曾身居高位的人，只有那些高傲的莫斯科人和圣彼得堡人才会这样轻蔑地称呼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外地方的人。仅仅“外省人”这个字眼就立即让我对谢苗刮目相看。没有想到，这个长着大络腮胡子的、矮个子的谢苗却一下子谈兴大发，直对着我的脸絮叨了起来：“我可是个有学位的人!哦，您是学者，那您一定到过莫斯科大学。您可知道，当年我也是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在哲学、数学领域我可也写了不少的论文呢。那个时候啊，还算活得可以。”我问：“那您怎么改行干这个哪？”他说：“老啦!赶不上时代了，可老婆孩子总得要养活啊!再说脑子也不行了，装个马克思，不用费什么脑子，混碗饭吃吧!”
       这时，阿纳托利插过话来说：“他可精了!算起账来，您可骗不了他。”谢苗从胸前的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一把梳子，对那浓密的、灰白色的、干燥的大胡子梳理了起来。我回头问“尼古拉二世”：“您呢？”他极其简短地说了三个字“尼古拉”!我愣了一下神，以为他在开玩笑，阿纳托利说：“他就叫尼古拉！”这时有人要和“普京”照相，瓦莱利走开了，阿纳托利和我也就起身走到一旁。阿纳托利说：“这个尼古拉是个极不愿意讲话的人。他有病，浑身关节疼痛，尤其是双腿。常常不能站很长的时间，刮风下雨常犯病，一犯病就来不了。可他总是坚持着来，家里还靠他养活呢。”我不禁下意识地朝尼古拉看了看，发觉他的双眼竟是湿润的。
       这个表面上十分风光的“四人组合”看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都有一本自家难念的经。在一个雪后的晴日，我到阿纳托利的家中去访问了一次，想再进一步了解这些奇特的人。阿纳托利的家在莫斯科北部近郊小城泽林诺格拉特的一个新住宅区，当他下楼来接我时，他已经不是红场上的那身打扮：一件灰蓝色大衣裹住全身，头上是一顶滑雪运动员戴的那种绒线帽子。这形象很难使人想到这就是“列宁”。他的家是一个两个房间的单元住房，进门的右侧就是一个大间，现在是阿纳托利的会客室。两面的墙上贴了画纸，对面是一扇大窗户。窗户的一角下是电视机，一部电话就径直放在地毯上，另一角有一个小小的保险柜，柜旁是一张大沙发，书架上有列宁胸像等纪念物。“请坐下!喝茶!”阿纳托利穿着一件蓝条子的水兵式“海魂衫”进来了，忙不迭地和我打招呼。我这才注意到，房中间的一张圆桌上已经摆满了各式甜点、糖果和饼干，还有牛奶和酸奶油，完全是俄罗斯人待客喝茶的上好水平。我问他：“您一个人住？”他说：“我和姐姐在一起。”他姐姐进来了，身后跟着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阿纳托利说：“我外甥，小时候头部受过伤，现在有点那个……”他姐姐不爱讲话，但是极有礼貌地给我让茶点。从她和男孩子的表现来看，阿纳托利的这间会客室经常来客人。
       “可不是!”阿纳托利解释说。“国内的，国外的，常有人来找我，人们对列宁的兴趣不减，还似乎愈来愈浓。哦，您知道吗？前不久，我们的国家电视台拍了部‘世纪领袖’的片子，我在里面饰演列宁，还没有全部完成……电话铃响了，阿纳托利走过去，坐在地毯上接电话。待到他起身回到桌旁时，他对我说：“您瞧!这不又一桩事。法国一家电视台要来采访我，还要拍摄我在家中的活动。”我说：“好呀!这说明您的声誉呀!”阿纳托利叹了口气说：“什么声誉呀？不都是为了生活嘛!不过，说老实话，扮这列宁久了，我还真常常恍惚有一种我就是列宁的感觉，尤其是当我穿起列宁式的服装，像他那样振臂高呼时，我就更有种身不由己的感觉。我总想社会应该是公平的，人人的生活应该是美好的，所以我见到那些穷人，那些乞讨的，我就有一种要施舍的感觉。您知道红场门口有个标志‘零公里’的圆形图案吧，那里总有一些老妇人在等待人们的施舍。每经过那里，面对她们，我更觉得自己就是列宁了，我就把钱扔给她们，而她们为了抢几个卢布竟然会相互叫骂和厮打起来，这令我很伤心，这些个恶婆子!后来，我再也不去扔钱给她们了。我就这样在幻想和现实之间转悠，在领袖和俗人之间变幻。我是两个人，穿上衣服，站在红场上，我是列宁，回到家里，在我这个房间里，我就是个是俗人!”
       阿纳托利的话很动我的心，他现在在我的面前全然是个俗人，他的话全是发自心底深处。他话锋一转说：“您知道吗？我到过中国，在深圳工作过。”我问：“也是扮列宁吗？”他说：“是的。我是和一个歌舞团一起去的，可最后我成了最抢眼的人物。”自豪之情全然流露在他的眼色中。“大家都要和列宁照相，争着和我握手，哦，那感觉多好呀!”说到这里，阿纳托利有点忘情，居然站到一把椅子上，振臂高呼起来：“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世界革命万岁!”这大概是他作为“列宁”时，在人群面前常喊的一些口号。我不想扫他的兴，静静地等待他从椅子上下来。他坐在桌旁，把一大勺酸奶油搅在了红茶里，一口喝下，这时他全是俗人了，接着说道：“中国菜可真好吃，中国的地方真美!我已经习惯中国的气候了，我们这里太冷了。中国的气候、饮食都适合我，我要申请住到中国去!我还学会说中国话了!不信，您听——”他拿起一本书，大声用中文朗读了起来，是一篇法国小说里的一个章节。我看着那书，中文下有拉丁字母的注音，可他读得却是很清晰的，尽管有些音不准确，这可大大地难为他了，也可见他确是下了很大的工夫学中文的。
       我笑了：“读得真不错!看样子，您现在也可算是个有钱的人了，看您这房子!”阿纳托利说：“这房子是我买下的，全是我扮列宁挣的钱。我还会挣更多的钱，还要买更好的房子。”我和他开起玩笑来了：“您不是要到中国去住吗？还买房子干什么？”他歪着头说：“说说罢了，哪去得了中国住!”我竟然想起问他：“您结过婚吗？”阿纳托利痛快地说：“有个老婆!过去是相爱结婚的。后来，我烦了，觉得不能和她再在一起生活了，就要求离婚。但她不同意，现在分开住。可她和她的弟弟却在打我的房子的主意呢。他们商量好要谋害我，霸占这房子，被我发觉了，我报了警，他们就再也不敢动弹了。”我无法判断阿纳托利的这番话是真是假，但是他陷于婚姻的危机之中倒是真事，否则他不会和姐姐住在一起。
       阿纳托利一挥手说：“别管那些闲事了!看看我是怎么穿戴列宁的服装的怎么样？”他走到另一间房间去，半晌，再进客厅时，已是一身“列宁”的深蓝色西服了，只是衬衣领扣没有系上，还在到处翻找领结。这时，他姐姐拿着领结跟着进来了，帮着他系好领扣，又帮他打好蝴蝶式领结。像照顾小弟弟那样，又帮他把全身的衣服弄平整。阿纳托利回头一笑对我说：“每天都这样，都是她帮我，把我送出门。”在这默默无言中，我知道了在阿纳托利的发迹中，在他的“列宁”生涯中，他姐姐起着多大的作用。在这身衣冠之下，阿纳托利又兴奋起来了，他又大声地朗读起了列宁的口号式的语句。他的眼睛发亮，高昂着头颅，目视着窗外的远方。而窗外是个现实世界，那里草地已经变黄，树木也是一片苍黄的颜色，那些新住宅区的高高的楼房一簇簇地点缀在这有点凄凉的黄色之中。深秋的寒风下，有几个人在汽车站的亭棚下等车……
       瓦莱利也有着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领袖情结，也许在某些方面他比阿纳托利更浓郁。我问瓦莱利，能不能在他家中进行一次类似阿纳托利的访问，瓦莱利坚决拒绝了，推托说：“我在莫斯科租的房子，很不像样子。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去吧!”这是瓦莱利不愿在家中接待我的最好的推托理由。
       而我又觉得咖啡馆不是谈话的地方，就邀请他到我住的旅馆去，这次他同意了。那天，在红场上的工作结束后，当一轮红日滚落到克里姆林宫红色宫墙的那一边之后，我们走下了马涅什广场下的地铁站。瓦莱利竟然摆起臂膀在通道的中央大步走起来，显然他想引起人们对他这个“普京”的注意。走在他的身旁，我感到很不自在，我不喜欢张扬，尤其是这时他想显示他的“普京”形象的张扬。如果这时，真有人发现他像普京，而他身旁又走着个外国人，这张扬肯定会引来麻烦，甚至不愉快的事。可是，我发现居然没有一个人朝他张望。即使走进车厢，当人们擦肩而过、面对面而立时，也没有人对他多看一眼，他显然感到失望，失望于没有人发现他是个“活脱脱的普京”。
       ．在旅馆昏黄的灯光下，瓦莱利脱下了颇为臃肿的外套，十分仔细地梳理着稀疏的黄发，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的眼部。在我看来，正是这稀疏的黄发、高阔的前额和眼部，使他具有了与普京相似的特征。他不像阿纳托利，阿纳托利总是说：“我脸的右侧更像列宁，从右边照!”但是，瓦莱利不是，他总是认为自己的整个脸部都像普京。这时，他摆好了领袖的姿势，端坐在那里，目光直盯着我，意思是说：“我准备好了，请问吧!”我笑了，递给他一杯中国绿茶：“先喝口茶!”他呷了一口说：“真香!我还从没有喝过中国茶。这茶要加糖吗？要加酸奶油吗？哦，我没有到过中国，不像阿纳托利，我真想去一趟。听阿纳托利说，他在那里赚了不少钱……要是我去了你们那里，恐怕会很受欢迎吧？”
       我知道，在旅馆柔和的灯光下，在这绿茶的淡淡香气的飘溢中，这时的瓦莱利完全从他自己意想的领袖的神龛上走下来了，完全是一个俗人了。他说的问的都是一些诸如钱财生意等等的俗得不能再俗的问题。还没有等我提问，他就接着说了下去，我这才发现瓦莱利是个很善谈的人：“我是个工人，这您知道了。工资不高，又没有保证，想过好日子没有办法。在这里，我每天的收入要比原来的工资多多了。当然，我现在还比不上阿纳托利，他有房子，有钱，我还只能租一间小屋子住。不过，我相信，我也有这么一天，房子和钱都会有的!那时，我会请您到我家去，喝伏特加!不再挤在这么个小房间里!阿纳托利不是请你帮忙，想法让我们去中国工作了吗？也请带上我！”他举起了茶杯，狡黠地眨了一下眼，突然说：“会有您的好处的!”
       我愣了一下神，他补充说：“我会给您提成!”我笑了起来，很高兴我终于发现了一个没有领袖伪装的真实的瓦莱利。我问：“您现在最想干什么呢？”瓦莱利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希望我的形象能为普京总统所获悉。也许，我的形象已经有人报告给普京总统了，他已经知道有我这个人了。我们所站的那个地方离克里姆林宫很近很近，也许有一天普京会走出来，来到我们面前，会对我说：‘您真像我!来吧，来工作吧!’”这时，瓦莱利的眼神里闪烁着一种特殊的光亮，脸上也都在闪光。他沉醉在自己的理想里，这理想是梦境，是想入非非，这对现时的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沉醉在里面了，他的精神在这瞬间有了一种寄托。这种沉醉和寄托就是他目前生存和生活的唯一精神支柱。他喃喃地几乎是自语地说：“我会有这一天的，您等着吧。”我给他的杯子续了开水，不想用问题把他从这美好的幻境中唤醒。
       在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我来红场向他们说再见，而我又一次体验了这些小人物精神上的欢娱状态。一见我来到，瓦莱利就极为兴奋地说：“告诉您一件事，昨天是普京总统的生日。当我来上班时，警察伸过手来对我说：‘生日愉快！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啊，他们真的把我当普京看了！”这又是一个小人物世界的真实故事！小人物总喜欢在这真真假假的现实世界里充当一下大人物，感受一下大人物的感觉，哪怕是短暂的一瞬，哪怕是像生日祝愿这样一个普通的借口。我能说什么呢？我唯有善意的希冀，希冀他们能在这红场上时时事事顺利，能有一个发达起来的“讨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