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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空军纪事》
       1956年4月的一个夜晚，刘亚楼办公桌上连通中南海的专线电话铃响了，电话是毛泽东亲自打来的：“五一”后要南下广州考察，而且要坐飞机去。
       解放后，按理毛泽东该有专机，但中央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作了一条不公开的规定：禁止毛泽东坐飞机。因此，毛泽东几次向刘亚楼提出要坐飞机，刘亚楼都以“空军没啥好飞机，驾驶员水平也不高”等理由搪塞过去。面对集体的决定，众人的关心，毛泽东也只好作罢。党的纪律是个人服从组织，所以每次离京外出，他只能“忍气吞声”将就着坐专列了。这次准备离京，他不但亲自给刘亚楼打来电话，还特别强调要坐飞机。
       刘亚楼当然是坚决不同意。他在电话中劝说毛泽东后，深感事关重大，立刻向周恩来、刘少奇作了汇报，并请他们“劝驾”。
       中央的规定和刘亚楼的担忧不是多余的，空军组建不久，摔飞机的事故时有发生，万一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空中失事，党中央和空军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
       可毛泽东却不领情，闹了好几天后，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给刘亚楼打电话：“主席发脾气了，此事看来只能这样定了。”
       政治局对毛泽东此行极为关注，周恩来特别指示刘亚楼，要选择最保险的机型，在政治上、技术上要最可靠的机组，所有航空环节上要严密操作，确保飞行安全，万无一失。
       当时空军只有伊尔—14和里—2两种运输机。伊尔—14速度比里—2每小时快120公里，但因装备部队才半年，使用时间较短，飞行员对其性能掌握不够全面；里—2虽然速度慢，但部队飞行了五六年，性能稳定，经受了考验，飞行员对其掌握比较全面。
       刘亚楼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使用里—2。
       在飞行员的选择上，刘亚楼决定把这次任务交给胡萍，胡萍是专机飞行团团长，飞行技术好，又有执行中央首长专机飞行任务的经验。刘亚楼还亲自对副驾驶、领航员、通讯员、机械员、服务员等一一进行了审查、考察。
       4月30日，胡萍奉命来到空军司令部，刘亚楼亲自向他交待了任务。接着，负责中央警卫局工作的汪东兴又亲自到西郊机场了解飞机的准备情况。
       空军分管专机工作的副参谋长何廷一更是没有半点马虎，对每项准备工作做到细致入微，对铅封起来的飞机，派出专人看守，不许外人接近。
       5月2日晚，胡萍给机组下达飞行任务，只简单地告诉大家，航线由北京经武汉飞往广州。
       5月3日上午，毛泽东乘坐的吉普车驶出中南海，迎着清爽的晨风，向西郊机场驶去。
       此时，刘亚楼和空军政委吴法宪已双双来到西郊机场。何廷一和胡萍迎了上去，向他们汇报飞机准备情况。
       不一会儿，胡萍便招呼机组人员：“都过来集合，请司令员下达飞行任务。”
       刘亚楼站在集合列队的机组前，对大家说：“同志们!今天坐飞机的是毛主席!这是我们空军的光荣，也是你们的光荣……”
       机组人员情绪顿时激昂，感到任务和责任的重大。
       8时左右，毛泽东一行来到机场，汽车在飞机旁缓缓停稳，毛泽东从汽车上下来，微笑着仰头望着飞机。早已在停机坪迎候的刘亚楼迈步向前，向毛泽东报告：“主席，这是1架苏制的里—2飞机，这架飞机机号是8205，已经飞行5年多了，飞机性能很好，请主席上飞机吧!”
       毛泽东点点头，又打量了一番飞机，然后同大家一一握手，迈着稳健的步伐登上舷梯，跨进机舱。
       随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江青和刘亚楼以及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卫士长李银桥等依次登上了飞机。
       里—2飞机一阵轰鸣，滑出跑道，像憋足了劲似地由慢到快，一会儿就离开了地面，驶向蓝天。在专机起飞前，另1架载着陈伯达、汪东兴、叶子龙、侯波及刘亚楼秘书高晓飞、专机团副团长高潮等人的飞机已从这里先行起飞。
       毛泽东十分关心空军的建设，建设一支强大的空军，无疑是伟人神往的事业。早在1948年8月，他乘飞机赴重庆谈判的那一幕，令他难以忘怀；1949年党中央从西柏坡进驻北平后，不时受到美帝支持下的蒋介石空军的袭扰，更使他强烈感受到来自天空的威胁。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讲道：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经过朝鲜战争，空军在短短几年里逐步走向强大，让毛泽东无不由衷地希望亲近自己亲手缔造的人民空军，乘坐自己空军的飞机翱翔蓝天。
       经过4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于12点30分降落在武汉南湖机场。
       毛泽东走下飞机前对刘亚楼说：“还是飞机这东西好，飞得快，我们就是要有自己的飞机才行。”
       王任重等湖北省领导及先期到达的陈伯达等人已在机场迎接。
       午餐后，毛泽东作了片刻休息，飞机也加满了油。
       下午2点，飞机继续起飞，向南而去，3个多小时后安全抵达广州。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走下飞机，空旷的机场上，只有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广州军区政委黄永胜迎接。那时候毛泽东到哪里都不兴师动众，作风从简，反对前呼后拥。
       临走前，毛泽东过来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告别，赞扬他们任务完成得很好。第二天，毛泽东请机组人员吃饭，吃烤乳猪等广东菜，机组人员美美地吃上了一顿。
       5月29日，刘亚楼接到电话：毛泽东一行要回京。他命令何廷一带3架飞机抵广州。
       5月30日，毛泽东乘坐的还是8205号里—2，由广州飞到长沙。
       5月31日，由长沙飞武汉。由于北京天气不好，在东湖等了4天。在武汉停留期间，毛泽东曾3次畅游长江。
       6月4日上午，空军司令部气象处来电话：“北京天气已好转，你们争取下午5点前飞抵西郊机场。”
       中午12点多，何廷一率第1架飞机从武汉起飞，飞机上坐着江青等，向北飞去。毛泽东、罗瑞卿、杨尚昆、叶子龙等乘第2架飞机，其他工作人员乘第3架飞机，每机起飞时间相隔15分钟。
       第1架飞机是伊尔—14，速度快，一路顺利，安全降落西郊机场。
       当毛泽东乘坐的飞机飞临河北上空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一片雷雨云从西北方向压过来，飞临衡水上空时，石家庄地区已是雷电闪闪。
       雷雨云可是飞行安全的大敌。飞行员明白，里—2的升高极限是4000米，雷雨云的云顶可达1.5—2万米，飞机无法从云顶飞越。遭遇这样的天气，飞机出现结冰、颠簸、解体等意外事故，不足为奇。
       飞机只好绕道东行，改飞沧州，再由沧州转向正北，在特殊情况下改飞这个航线，机组并不慌乱。况且是主席的专机，全国禁空让道，机组有十足的把握，大家沉着应战，各尽其责。
       飞机改道飞行，延长空中续航时间30余分钟，机场上迎接毛泽东的中央首长，开始还互相交谈，有说有笑，这一突然变故可把中央尤其是空军首长急坏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逝去，他们都和刘亚楼一样沉默了，心呼呼乱跳，不安的情绪情不自禁地布满脸颊和额头。
       空中的危险虽然是没有，但飞机几乎是贴着云边飞，强大的雷电干扰使机上的无线电设备失灵，联络不通造成地面一片忙乱，亲临机场塔台坐镇指挥的刘亚楼更是如坐针毡。
       毛泽东的座机失去踪影，现在又联络不上，这还得了，负责与飞机联络的塔台值班员蔡演威急得大汗淋漓，他对着无线电话筒把嗓子都喊哑了，却没有一丝儿回音。刘亚楼暴跳如雷，冲着蔡演威吼道：“你一定要联络上!”
       人群逐渐沉静的情绪让机场的空气显得沉闷，一个小时后，那架姗姗来迟的里—2飞机终于出现在人们焦躁不安的视线里，大家这才重新振作起来，刘亚楼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飞机轮子刚触地，刘亚楼立即冲下塔台，跑到停机坪，没等毛泽东走出飞机，他就站在才打开的舱门前，冲着里面大声说：“主席啊，吓死我了!我的脑袋可都掖在裤腰里了!”
       毛泽东走下飞机后，微笑着握住刘亚楼的手，幽默地说：“你还骗我说空军没有好的驾驶员，这下我可揭穿了你的鬼把戏了。”
       刘亚楼开心一笑，乘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握手之际，大步走到胡萍面前，问胡萍为什么没按塔台指挥到杨村机场降落。
       胡萍说：“好在无线电受干扰没听到塔台指挥，当时杨村的天气更坏呀!”
       正准备离去的刘亚楼突然想到了什么，转身说：“你怎么不颠他几下，吓唬吓唬他，看他下次还敢不敢坐飞机。”
       胡萍愣愣地望着刘亚楼，一头雾水。
       刘亚楼深知这不仅仅是担惊受怕，全国人民爱戴的领袖万一有个闪失，这个责任岂止是空军司令承担得起的。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毛泽东乘坐飞机的欲望不是用颠几下的办法就能够吓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