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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工资就业”是2006年新出现的说法，这个新词汇折射出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空前的413万，这个数字比2005年多了75万。按照教育部公布的数据计算，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在21世纪最初５年，年平均增长34.5%。2001年以来，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长期保持在70％左右，这意味着每年约有30％的毕业生面临窘境。与此同时，毕业生的起薪在下降。2005年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1549元，比2003年增加32元。当年高校毕业生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20.3%。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大学生太多的言论不绝于耳，有的说“中国大学生数量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也有的说“知识劳动力过剩”。
       “中国大学生真多了吗？不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副所长杨伟国做了以下比较：从适龄青年入学率这一指标来看，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为19％，在世界上排60多位。位于中下水平，不仅低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也低于菲律宾、泰国这些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刚刚赶上印度。长期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属于精英教育，上大学只是一部分人的权利。“中国的高等教育刚刚从精英教育变成大众教育，”杨伟国说，“我个人的观点，主张高等教育规模要继续扩大，赋予更多的个体以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认为，大学当然不能盲目扩张，但适度增加大学生在中国人口中的比例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一来可以提高整个国民的素质，增强国家的竞争力；二来也为中产阶级的壮大造就了一支充足的后备军。
       还上不上大学？
       大学改变命运，原是许多中国家庭节衣缩食培养一个大学生的动力所在。然而，高等教育变成大众教育后，教育成本增加，同时，就业市场形势严峻，毕业生起薪降低，50年的大学生就业无忧的心理惯性被打破，大学改变命运的边际效应在递减。“举一家之力，倾一家之产”去培养一个大学生，是否划算？
       “上大学划不划算”的考量现实而直接。杨伟国承认，基于如下计算：不上大学，可以去打工，既节省了学费，又有４年工资收益，这已是不少家庭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很多家庭的现实选择。“读大学的回报预期有三个方面的考虑，”杨伟国说，“第一个方面，过去的回报是否过高？第二，现在的收益变化，能不能接受？第三，读大学的长期收益与短期表现是否相符？”
       仅从读大学的“投资—收益”角度而言，杨伟国认为，未来社会将会出现一个“投资—收益”的底线：不读大学则无以进入主流劳动力市场。主流和正规就业市场与次一级的非正规就业市场的区别在于，前者工资更高、工作条件更好、有更稳定的预期。而且，“接受了高等教育，对一个人长期而言的知识能力、适应能力是有益处的。快速变化的社会会产生很多机会，这些机会格外需要知识作为背景。”
       就业真的很难？
       中国社科院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都阳为中国就业市场的奇怪现象所吸引。在珠三角、长三角等东南沿海地区，民企承担着全球分工中的世界工厂角色，它们对劳动力需求强劲，吸纳大量农民离开土地，向工厂转移。至少在2003年前，源源不断的农民工，仍在厂房外等待进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看起来还是无限供给的局势。然而2003年后，民营老板突然发现，厂房外面等待进入的身影消失了。有的老板拿到了更多的订单，却不敢上马新的生产线，因为招不到人。
       “民工荒”从渐露苗头到“荒成一片”的3年，正是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日趋严峻的3年。浙江生产玩具的民企老板因为人手不够，面对欧美圣诞订单一筹莫展的时候，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正为找一份满意的工作转战南北，他们散布在为找工作而租下的“十元房”内，同样一筹莫展。
       对制造业劳动力短缺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都阳认为，“中国存在两个劳动力市场。一个是高层次、正规的，另一个是次一级、非正规的。农民工大都进入后者，大学生则要求进入前者。‘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除了两个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不同，也反映出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分裂。”
       劳动力市场分割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尤其突出：有行业、职业之间的分割，地域、城乡之间的分割，还有单位所有制之间的分割。经济学将分裂的劳动力市场中大学生就业难解释为：不是数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带来的风险在于，国家、个人的教育投资和企业的需求都不能满足，对社会而言将是一个三输的局面。
       舆论似乎都倾向于说服“大众教育”时代的大学生们放下身段，调整就业观和就业期望值，树立大众化的就业观。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不能再自诩为社会的精英，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和就业竞争。陆学艺认为，“中国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伪命题，“难不难，要看你针对什么就业预期目标来说。如果你的就业预期很高，还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只想进大机关、大公司、留大城市，那在今天是很难实现的。但如果你降低预期，任何种类、任何层次的工作都准备接受，那就肯定不难。我不相信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就业方面会比一个中学毕业生更难。”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文东茅承认要打破两个劳动力市场并非易事：在中国，第一次就业将影响一个人终身职业发展轨迹。因此，高校毕业生对自己的初次就业非常谨慎，通常不愿意到西部和农村就业，他们担心一旦在这些地方就业将很难再回到中东部和城市；他们也对集体、私营单位和个体单位多存戒心，因为这些单位不能像国有单位一样解决户口、干部身份、职称、保险等问题。应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毕业生的这些担心并非没有原因。因此，只有打破各种人为的制度造成的隔离，使毕业生就业之后仍然拥有择业的机会和自由，才会促使更多的毕业生敢于接受合同制、临时性工作，才敢于到西部、农村及最需要人才的中小企业和民营单位去。
       学校应该做什么？
       “公司招不到人，学生找不到工作”，现实中时常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一般说来，大学生就业难除了就业需求不足、毕业生就业意愿与就业能力不足，也和供求匹配的效率不足有关。和国外的同行相比，中国的大学就业指导机构经验还很欠缺，其中的职员也不够专业。牛津大学职业服务处是世界上很多大学就业指导机构的典范。这个有16位专业工作人员的机构负责如下工作：接受学生（不只是当年毕业生，而包括所有在校生和毕业4年之内的牛津学生）的咨询，提供所有空缺职位信息并能有效搜索，每周发送电子简报，编印空缺职位快讯《桥》并寄送给每一位最终使用者；设计一系列的活动与交流会，为学生择业提供平台。他们不仅培训学生，还培训雇主。作为世界一流大学，他们有专人为雇主招聘提供专业建议，邀请雇主参加各种招聘会，举办职业演示活动，当然，也请雇主免费为牛津大学学生做职位空缺广告。
       严峻的就业形势也对高校的专业设置提出了质疑，高校教育与市场需求脱节已经受到了重视。教育部规定，连续两年就业率达不到50%的专业要严格控制招生规模，低于30%的专业甚至要停招。但总的来说，中国高校专业总数在急速增加。1998年到2001年，大学专业布点数增长了50.2%，仅2005年，全国高校新设本科专业达到2400多个。
       专业数量激增的背后，是很多高校设置专业时表现得盲目、随意和跟风。人才培养有周期，职业需求也有周期。许多高校一拥而上上马热门专业，4年后等待毕业生的已经是一落千丈的市场。拿法律专业来说，“文革”结束后恢复法律院系招生时，只有四所政法学院和北大、复旦等少数名牌大学设有法律系，那时的毕业生人数显然远远无法满足中国法制建设的需求。但今天，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几乎所有大学都设有法律系，甚至连什么纺织学院、师范学院以及偏远省份的地方专科学院，也都开办了法学院，法律专业毕业生的供给远远大于需求。
       中国大学生多了吗？这不是一个简单用“是”或“否”就能回答的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站在国家、大学、个人三位一体的角度，对中国高等教育进行长远的全面的思考。
       （赵暄摘自《新民周刊》2006年第19期，本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