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24日，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著名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在北京病逝。
费孝通先生一生都在中国的广袤肌体上行走、勘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被誉为现代中国最卓越的知识分子之一……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松林镇。父亲费璞安曾留学日本攻读教育专业，回国后在家乡倡导新学并开办了第一所中学。母亲杨纫兰也是一位知识女性，开办了吴江第一所幼儿园。“新式家庭”出生的费孝通从小就接受了不同于传统的教育，他和小朋友们在幼儿园里不是背诵百家姓、四书五经，而是锻炼身体，唱歌游戏。
在小学，天性活泼的费孝通最喜欢听沈天民校长讲乡土志，其他功课则很难让他保持很高兴趣。当时费孝通羸弱多病，常常因病请假。因此，小伙伴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小废物”。一天，费孝通又病在床上，他拉着母亲的手问：“为什么我要姓费？为什么人家叫我小废物？”母亲深受震动，决心将儿子送到苏州振华女校。她认为，女生不像男生那样顽皮、喜欢欺负人，而且那所女校的创办者还是自己的朋友。于是，费孝通成了振华女校里的少数几位男生之一。
费璞安出任江苏省视学后，常到各地学校调查，回家就忙着写调查报告。出于好奇，费孝通有时就趁父亲不在场，偷偷地翻阅父亲搜集到的材料和笔记。当然，对费孝通影响更大的，也许是父亲带回家的地方志。费孝通晚年曾经感慨地说：“我这一生的学术活动有两个特点，一是搞调查，二是写文章，很明显跟父亲的影响有关。我做事情也可以说是继承父业。”
放弃医学一心为国
费孝通从小就表现出较高的文学天赋。14岁那年，他即在《少年》杂志上发表作品。
在中学毕业时，费孝通却并没有继续自己的文学梦。
1928年，他抱着医学救国的理想，进入东吴大学学医。
不久，费孝通又放弃了在常人看来很有前途的专业，他说：“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其实，社会的病痛更加深重。所以我决心不再学医为一个一个人治病，而要学习社会科学去治疗社会的疾病。”1930年，费孝通来到燕京大学。在系主任许仕廉的影响下，他注册进入了社会学系，师从中国第一代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燕京大学毕业后，费孝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
参政报国是当时进步学者的普遍意愿，在抗日战争以及随后进行的解放战争中，费孝通选择了自己的政治道路。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为反侵略奔走，为民主自由呼号。1945年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图书馆前六千多名学生举行反战集会，费孝通与三位教授应邀前来演讲。国民党军队包围了会场，切断了电源，一时枪声大作。台上的费孝通没有退缩，而是发出了比枪声更为响亮的呐喊：“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
相濡以沫生死爱情
费孝通的爱情更让人唏嘘不已。24岁那年，费孝通与王同惠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聚会上相识。在共同感兴趣的学问切磋中相知，渐渐产生了感情。
费孝通习惯调查式文稿的简练文笔，而对于王同惠，他的文字却如诗般多情。在追忆他们温馨的恋爱时，他曾写道：“1934年至1935年，在她发现我‘不平常’之后，也就是我们两人从各不相让、不怕争论的同学关系逐步进入了穿梭往来、红门立雪、认同知己、合作翻译的亲密关系。”“穿梭往来和红门立雪是指我每逢休闲时刻，老是骑车到未名湖畔姐妹楼南的女生宿舍去找她相叙，即使在下雪天也愿意在女生宿舍的红色门前不觉寒冷地等候她。她每逢假日就带了作业来清华园我的工作室和我作伴。有时一起去清华园附近的圆明园废墟或颐和园遨游。回想起来，这确是我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
热恋期间，他们合作翻译社会学名著。富有语言天才的王同惠给费孝通补习法语，同时提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建议：我们可以写出这样的著作吗？而这，也正是费孝通的心愿。
两个志同道合的恋人，终于等到了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1935年夏，新婚不久的费孝通和王同惠受邀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实地调查。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竟然是一场生死离别。12月16日，正在深山中跋涉的他们迷了路，向导也不见踪影。慌乱中，费孝通误中瑶人设下的捕兽陷阱。一踏机关，木石齐下，把费孝通压砸在下。惊乱之间，王同惠奋不顾身，把木石逐一移开，但费孝通已是腰足俱伤，不能起立。王同惠再三安慰丈夫，跑出森林求援，从此一去不返。次日傍晚，有人才发现了费孝通，七天之后在湍急的山涧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此时，她与费孝通结婚才108天。
新婚丧偶令费孝通万念俱灰，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就不想活下去了……可后来我觉得为了我的王同惠，我要活下去，我记住她的话，中国人要写中国人的书，我要完成她的遗愿。”在奠定费孝通社会人类学巨擘地位的《
江村经济》一书的卷首，费孝通深情地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
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学成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1939年，经哥哥介绍，费孝通与从印尼归来的教师孟吟女士结婚，次年就有了一个女儿。为了纪念前妻，他给女儿起名费宗惠，昵称“小惠”。孟吟不是王同惠那样的知识分子，但也很有教养，通情达理。在十年动乱中，她与费孝通同甘苦、共患难，相伴终生。
缘结江村名著传世
1936年夏，太湖东岸一个名为“开弦弓”的村落，迎来了一位拄着拐杖、病容满面的青年学生。这就是刚从广西大瑶山调查负伤归来，并且承受着丧侣之痛的费孝通。没有谁能够想到，这名青年的到来，使得开弦弓村数年后以“江村”的名字闻名海外。
当时，费孝通身着整齐的西装，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睿智中透出文弱和一丝忧伤。在村里人眼里，这个学生有点与众不同：短短两个月内，拄着双拐的费孝通在街巷里串门访户，走田头，进工厂，坐航船，观商埠，不时在笔记上做着记录。
一切似乎始于偶然，费孝通本是听从姐姐费达生劝告，来到开弦弓村休养疗伤的。费孝通后来回忆道：“在村子住下后，我又想到利用这机会了解一些农民的生活。说是调查其实也有点过分，只是无心植柳柳成阴。我是在和这村子里的人们接触中，一步步深入到他们生活各方面去提问题。从生到死，从种田到缫丝，各种各样的过程。”
带着调查材料，费孝通伤好之后踏上了去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求学的路程。这所学院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享有国际声誉，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更是当时国际人类学界的泰斗。
费孝通也没有想到，他远渡重洋带去的调查材料一下子就得到了导师的赏识。马林诺夫斯基看到这些内容非常兴奋，一下就确定这就是费孝通的毕业论文。1938年，费孝通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
江村经济》。他认为，中国农村传统的经济模式是“男耕女织，农工相辅”，农业和手工业密切结合，是一个人多地少的乡土中国的特点。手工业分散在家庭里，虽然使中国传统工业在技术上不易进步，但土地不足的农民，可以靠这些家庭工业获得的收入，维持小康生活。
马林诺夫斯基教授在序言中给予了高度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
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也步入世界人类学著名学者行列。1981年，他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
事实上，费孝通后来的人生道路，始终与关爱中国弱势群体、与中国的社会进步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从《
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到《小城镇大问题》、《行行重行行》，多达500万字的等身之著，不仅仅见证费孝通作为一个学者的学术造诣，更见证了一颗经邦、济世、拯民、忘我的拳拳赤子之心。
行者无疆 志在富民
1957年，费孝通重访开弦弓村。他看到20年前一度兴起的工副业消亡殆尽，农民手里没有钱花，商品交换日益萧条，小城镇和各种集市也渐趋萎缩。通过深入调查，他认为开弦弓村解放以后农业增产了60％，但是一些人觉得日子尚不如前，问题就出在副业上。在《重访江村》一文里，他对当时的“农业四十条”提出质疑。1957年6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他的观点：要增加农民收入，光靠农业增产是不行的。这种想法，在“文革”中给他带来了多年的噩运。
1980年，费孝通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彻底改正。他自己估计还有10年时间可以从事研究工作，所以在一次会上说：我口袋里只有10块钱了，不该零星地买些花生米，而要集中起来买一件心爱的东西才是。这件“心爱的东西”，就是继续“为中国农民能富起来做点事情”。
经历了23年的学术空白之后，年过古稀的费孝通焕发了自己的“第二春”。1982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变化，他敏锐地提出了研究小城镇的课题，并亲自带队进行专题调查。他把中国农民创办的工业，形象地叫做“草根工业”。他通过对一个村镇的实地考察，提出了“苏南模式”概念。后来，他又陆续总结出“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以及“珠江模式”、“民权模式”、“侨乡模式”等。
费孝通一生都坚持学必躬亲的实地调查研究。走到哪里，研究哪里的问题，就要为哪里的实际问题说话。他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积极“用自己的智力来为富民事业想办法、出主意”。身边工作人员说，近20年来，他每年都有150天左右在全国各地搞调查研究。2001年，九旬高龄的费孝通甚至在外调研了170多天。而且，越是贫困落后的偏远山区，他去得越多。
费孝通在很多场合一再说，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一生做什么要明白。他的目标就是“志在富民”，他说，“这是我一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