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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从波拉德医生将他在这个世界上惊醒的那一天起，6磅重而且早产了5周的沃伦·巴菲特就对数字情有独钟。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常和伙伴鲍勃·拉塞尔在拉塞尔家的前廊里消磨整个下午的时间：观察着繁忙的路口，记录下来来往往的车辆的牌照号码。暮色降临以后，他们就回到屋里，展开《奥马哈世界先驱报》,计算每个字母在上面出现的次数，在草稿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变化的数字，仿佛他们找到了“欧式范数”之谜的答案。
       沃伦有着一双蓝色的眼睛、白皙的肤色和粉红的下颌。他感兴趣的并不仅仅是数字，而是金钱。他拥有的第一份财产是爱丽丝姑妈在圣诞节时送给他的镀镍钱包，他总是自豪地把它拴在自己的皮带上。在他还只有5岁的时候，沃伦就在家里的过道上摆了一个卖口香糖的小摊，向过往的人兜售。后来，他开始卖柠檬汁—这回可不是在巴菲特家那条僻静的街上，而是在拉塞尔家前面，那里是繁华市区。
       9岁时，沃伦和拉塞尔在拉塞尔家对面的加油站数着从苏打水机器里出来的瓶盖数。这可不是一个无聊的举动，而是一个简单的市场调查。橘汁的杯子有多少?可乐和无酒精饮料有多少?两个小男孩把这些瓶盖运到货车上，然后把它们在沃伦家的地下室里成堆地贮集起来。他们想知道：哪一种品牌销售量最大?谁的生意最红火?
       当大多数孩子都还对商业一无所知时，沃伦就从他那做股票经纪人的父亲手里搞到成卷的股票行情机纸带，他把它们铺在地上，用父亲的标准普尔指数来解决这些报价符号。他还在当地高尔夫球场的草地上寻找用过的但还可以出售的高尔夫球。他也曾来到赛马场，在满是锯末的地板上四处搜寻，把那些被撕破丢弃的存根翻过来，他有时还能发现一些中了奖但又不小心被扔掉的票券。在内布拉斯加炎热的夏季，沃伦和拉塞尔跑去给“奥马哈乡村俱乐部”的大款们扛高尔夫球棍，然后挣得3美元的报酬。傍晚时分,美国中西部笼罩在宁静的暮色中,他们坐在拉塞尔家前廊的滑车上摇来晃去。这个时候，车流和电车发出的叮当响声在沃伦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主意。看到许多刚好开过拉塞尔家门前的车,沃伦会说“要是有办法从它们身上赚点儿钱就好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这一切的根源呢?
       在家中的3个孩子中，沃伦排行老二，是唯一的儿子。他的母亲来自内布拉斯加一个小镇，是一位身材娇小性情活泼的妇女。她是个贤内助，同时还有“很好的数字头脑”。沃伦的父亲既严肃又和蔼，他对沃伦的一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是他，在沃伦的眼前展现了一个股票和债券的世界，并种下了未来发展的种子。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沃伦从如此富有教养、舒适安逸的家里出来—在赛马场的地上爬来爬去?究竟又是什么，使得他在多年以后能施展绝技：他能在头脑中计算大量数据，而且可以像记得阿克伦的人口那样易如反掌地记住浩瀚的数据，一次又一次地震惊商界的同事们?沃伦的妹妹罗贝塔断言道：“那一定是基因的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的还有在成长过程中，父亲给他的影响和指导。
       父亲霍华德一直表现出对沃伦充满信心，同时对沃伦所做的任何事情都给予支持。因此，尽管沃伦继承了母亲那种乐天性格，他的整个世界还是围绕着他的父亲。
       身高6英尺的霍华德,不论在身体还是其他方面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以勤奋的工作来挣钱养家。他不仅有佣金收入,还拥有来自奥马哈屠宰场的一家小企业—南奥马哈饲养公司的收入。
       霍华德认为罗斯福正在使美元贬值，于是发给孩子们金币，还给家里添置了许多漂亮的陈设，不仅有水晶吊灯，纯银的盘碟，还有东方韵味的挂毯。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他的观点，有形的财产比美元更好一些。他甚至还囤积了罐头食品，买了一个农场，目的是在极度的通货膨胀中为家庭找到一个避难的场所。
       霍华德十分强调养成独立思考习惯这一原则，他让孩子们聚到身边，给他们背诵着爱默生的一段名言：
       最伟大的人，是在嘈杂人群中完美地保持独立人格的人。
       霍华德还向孩子们灌输宗教价值观，但依旧使用的是一种世俗的教育方式。几乎没有哪周他不提醒孩子们要记住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对上帝的责任，还有对社会的责任。他总爱对他们说：“我并不要求你们承担所有的责任—但是你们也不能因此而推卸自己的那份责任。”
       如果有人告诉他某种社会弊病时，他会对对方说：“您确实是个好公民。那么，您将为此做些什么呢?”
       “父亲坚持所有这些高尚的原则,”罗贝塔回忆道,“这让你觉得自己必须要做个好人。”沃伦最崇拜父亲，也和父亲很亲密。
       像其他孩子迷上新型飞机一样，沃伦被股票深深吸引住了。他常常跑到霍华德日益兴隆的股票交易所去。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沃伦常常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收藏在印着烫金字专柜里的股票和债券单据。在沃伦眼里，它们具有某种神奇的诱惑。
       回到家里，沃伦便开始自己动手画股价图，观察它的涨跌态势，由此引发了他想解释这些态势的念头。在11岁的时候,他在每股38美元的价位上，果断地买进了3股城市设施优先股股票，还给姐姐多丽丝也买了3股。然而,城市设施股的股价跌到了27美元。当股价又回升到40美元时，沃伦抛出股票,扣除佣金之后，第一次在股市上获得5美元的纯利,结果他的股票出手不久,股价升到了200美元。这也是他耐心不够而受到的第一个教训。
       沃伦在跟踪信息方面做得很出色。受到输赢决定中数学原理的启发，他和拉塞尔开发了一套供跑马者使用的信息系统。几天以后，他们便发现系统有效用，于是他们在“马仔的选择”的标题下写出自己选出的号码，然后带着一大堆复印件来到阿克·萨·本跑马场。用拉塞尔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发现自己可以卖出一些。我们四处挥舞着它们，叫喊着‘买份马仔的选择’。可是因为我们没有执照，所以生意很快就被停止了。”
       沃伦的业绩都是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他对数字的信任超过一切。相比之下，他不赞成家族流传下来的那些信条，甚至当他还很小的时候，就显得太数学化，太逻辑化。
       童年的沃伦曾坐在玫瑰山小学的太平梯上，平静地对他的好友们说他将在35岁以前发财。他从来没表现出自吹自擂、头脑发胀的迹象(用拉塞尔朴素的语言来形容就是“他的帽子始终大小合适”)，他自己对此深信不疑。
       (张永航摘自《沃伦·巴菲特传》(修订版)，
       海南出版社，洪钟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