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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突然落起了雨，但一点儿也不影响我们的心情。星期六对我们这些长期寄宿的农村学生来说，永远都是受欢迎的。
       上午第四节课一结束，我们就会争先恐后冲出教室，扑通扑通下楼，然后顺着那条土多石少的校园小道拥向寝室，呼啦啦地取碗，转身朝食堂方向跑。那个年代，我们好像都没吃饱，学校住宿的人多，谁跑在前面，谁就可以早点儿填肚子。我已经说了，那天落着小雨，下课后，我们像一群鸭子拼命往外拥。也该是他谢冬生出丑的时候，路那么滑，他又是那么瘦，还是手舞足蹈往前奔，以至于来了个四脚朝天，爬起来时，满身是泥。对于这种事，大家习以为常，都在笑声中继续奔跑，有点儿像军号已吹响的战场。
       倏地,食堂的外面排起了长长的队。队伍的尾巴已经伸在了露天场。
       谢冬生的那一跤让我有点儿胆战心惊，这一次，我落伍了。没有伞的自然就不大愿意冒雨站在队伍的尾巴上。我只好抱着空碗躲在墙角边。我和站在队伍前面的几个同学打了招呼，要求他们默认我就是他们身后的排队人，可是，他们都表示很为难，主要是他们后面的排队人个个不答应。因此，我只好抱着空碗守在墙角边看天行事。只要雨落得小一点儿，我就会站在队伍的尾巴上去。我用一种无奈的目光打量着那面被无数人用身体磨光的墙面，这时，我发现墙面有一道缝，里面躺着一张蓝色饭票。要知道，学校的蓝色饭票一律都是—斤饭票!我的心咯噔了一下，兴奋就像虫子一样爬上来。通常情况下，我每餐的饭量都是控制在四两米以下，家庭状况不允许我敞开肚皮。再说，那时候的半斤米在大师傅固定的钵子里摆弄几下，到我们碗里也就那么多，有时比四两米还少。我不知道，我们的队伍中有多少人与那个盛米饭的肥胖女人有过节，全是因为盛饭时手抖动得太厉害。
       我有点儿担心我身边的那几个也会把无奈的目光投向这道墙缝，那样的话，事情就不好办了。我很自然地用身体贴住那面墙。队伍像一条虫在扭动。身边走了几个排队的，但马上又来了几个怕雨淋的。我发现与我一块儿冲向食堂的都已经端着碗离开了，可我还是不觉得遗憾。我脑子里是这样安排的：今天是星期六，晚上不自习，明天还可以睡懒觉，那么，今天晚上就该好好庆祝庆祝，吃它一斤米饭!剩下的，明天再享受一顿。对于捡来的一斤米饭，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这样善待自己。
       我是在很多人洗碗的时候才从食堂端饭上来的。当然,那张躺在墙缝里的蓝色饭票,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下手只是迟早的事。
       下午的课，我基本上没听进去。我一直挂念着那张蓝色饭票。机会终于来了，第二节课，老师只讲了20来分钟，就给我们布置了作业。真希望老师有点儿事，那样的话，我就可以行动了。就是那么灵验!老师真的不见了。我再一次望了望教室，个个都在埋头做作业。
       我的步子很轻，很快就下了楼。食堂的门紧闭着。饭票还在那堵墙里。我必须尽快把它掏出来，不然，就麻烦了。也不知是哪个背时的无聊者把这张饭票塞得那么深，可能他也是在这里掏了很久才最终放弃的。
       我的天呀，真的是一斤米的饭票!
       这个周末，我过得很丰盛：两个饭，两个菜。同寝室的谢冬生似乎有点儿不服气，他对我说，这么大的个子，只能吃一斤呀?我瞥了这个长得精瘦如柴的家伙一眼，说，你吃得下吗?谢冬生就说他某某时候吃过一斤半。那时，我已经吃下了一碗半，被谢冬生这么一说，我很没胃口。我说，你只要能吃一斤四两就算你狠!顿时，寝室里很多人就搭起话来，包括我们班长。他们都建议我和谢冬生赌一把。规则是：再给谢冬生买一斤米的饭和一个主菜(谢冬生已经吃了四两饭)，如果他能吃下，就算我请客；如果谢冬生吃不完，就赔我一斤半饭票。
       寝室里的人已经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帮谢冬生说话，一派是帮我说话。两派的意见说白了，就是要我和谢冬生赌一赌。反正一斤饭票是捡来的，充其量就是赔个主菜钱!我在心里盘算着。我决定豁出去。
       这一晚，很多人没去教室自习，都围在寝室里看谢冬生吃我的赌饭。
       这个狗日的谢冬生果真有一把，他吞下了我买给他的一斤米饭。我觉得自己有点儿亏，躺在床上不大说话。没多久，谢冬生就来事了，他躺在床上说肚子胀得难受。有人建议送他去医院，但马上就被否决了，大家都怕老师知道这事。最后，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建议用水冲洗谢冬生的肚子，说是水能帮助消化。谢冬生已经连走路都困难了，他被我们抬到寝室外面的水龙头边。我们用水冲洗他的肚子，还有人帮他按摩肚皮。就这样折腾了一个多小时，谢冬生才感觉好些。
       那一晚，我基本上没睡着。
       (杜建强摘自《天津文学》
       2008年第9期，张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