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幽灵一般的“关键词”
       现如今，作为特定学术思路的“关键词”，也成了中国学界的“关键词”。在Google中输入“关键词”进行搜索，可获得上千万项相关资料（还在迅速增长）。于是，不妨如此戏说：七十年代，我们见面时打招呼：“吃过了没有”——那时填饱肚子还是个问题；八十年代，我们见面时问：“托福了没有”——出国念书正成热潮；九十年代呢？“下海了没有”——“十亿人民九亿商，剩下一亿在观望”；进入二十一世纪，怎么办？“关键词了没有”——上网搜索、发表论文、传授商业技巧、描述社会思潮，全都离不开这“关键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中国，但凡受过高等教育的，不管你学什么专业，更不管你学术立场如何，多少都得跟“关键词”打交道。
       因此，有必要追问，这幽灵一般的“关键词”，从哪里来，到何处去。
       先说说“关键词”近年的八面风光：二○○五年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含季广茂:《意识形态》、汪民安:《现代性》、陶东风等:《文化研究》、王瑾:《互文性》、曹卫东等:《文化与文明》）；二○○六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张一兵主编的“关键词丛书”（已刊张凤阳等著《政治哲学关键词》）；这些丛书仍在起步阶段，但如果配上《佛教文化的关键词》、《国际法关键词》、《人类学关键词》、《经济学210个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关键词》、《民事诉讼法关键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词》、《新闻工作200关键词》等，不难猜想，有关“关键词”的著述“市场前景”良好。实际上，进入新世纪，随着“关键词”的独特魅力从学界蔓延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各行各业都有了自己的“关键词”图书。这才真叫“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今，有关关键词的书籍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生猛”，如《商场关键词》、《法国葡萄酒关键词》、《影响一生的60个关键词》、《影响健康的26个关键词》、《成功人士最重视的9个关键词》、《培养杰出青少年的24个关键词》、《决定你完美人生的9个关键词》、《爱情的22个关键词》等。最有趣且最具挑战性的，还属文汇出版社二○○四年版新书《今夜，我们谈性：关于性的50个关键词》。上述以“关键词”为号召的书籍，都是近两三年出版的。眼看着十几年间，“关键词”一词，从引进、消化、模仿，到迈开大步，走出书斋与讲坛，介入百姓日常生活，甚至成为“时尚”话题，真是一个相当奇妙的过程。
       如此“流光溢彩”的关键词，还有可能重回书斋，接受你我的审视与辨析吗？这是我所关心的。或许，不该那么悲观，近些年，关于“关键词”的学术著译，颇有值得推介者。若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二○○五年版）、丹尼·卡瓦拉罗的《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安德鲁·本尼特等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等译著纷纷登场；至于国人编纂的，则有洪子诚、孟繁华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二年版）、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二○○三年版）、廖炳惠《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台北麦田出版二○○三年版；江苏教育出版社二○○六年版）、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二○○六年版）、王晓路等著《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汪民安主编之《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二○○七年版）等。再加上那些不挂“关键词”招牌，但学术思路上与之相呼应，或存在着若隐若现联系的书籍（如南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浙江文艺出版社二○○三年版），俨然构成了一个“学术场”，值得学界认真面对。
       《关键词》之进入中国
       虽然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的中译本迟至二○○五年方才面世，近年崛起的这股“谈论”甚至“卖弄”关键词的浪潮，仍以此书为肇端。国人之关注作为学术话题的“关键词”，与《读书》杂志的积极推介有关——时间是一九九五年初。而此前一年，香港地区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即已推出Frank Lentricchia & Thomas McLaughlin编、原北京大学教授张京媛等翻译的《文学批评术语》（Critical TermsforLiteraryStudy）。原书一九九○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刊行，张教授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年在北大讲课时，将其作为教材，顺便组织译述。就像“译后记”所称：“与一般的文学术语辞典不同，这本书不是对术语的界定，而是批判性地检验术语的词源和历史沿革的意义，从广泛的文化视角提出当前文学理论界正在思考的问题”；“这本书‘复杂化’了我们原来对术语的理解，动摇了我们过去以为是稳定和不容置疑的基本概念，我们的立场也随着发生变化”（476—477页）。而这一学术思路的来源，麦克列林在“绪论”中做了交代：“术语具有自己的历史，术语影响我们的阅读，术语涉及到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对术语历史的兴趣受惠于雷蒙·威廉斯的著作，例如《关键词》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4—5页）换句话说，“弟子”比“先生”早一年进入了国人的视野。
       要说学术视野及深度，张译《文学批评术语》远远超越八十年代介绍进来的罗杰·福勒编《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周永明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但因流通不广，加上编者不像威廉斯那样有鲜明的学术立场，属于“中规中矩”的教授作业，故没能引起中国学界的广泛兴趣。而真正让中国学界兴奋起来的，还是威廉斯。
       一九九五年第二期的《读书》杂志上，刊出汪晖《关键词与文化变迁》一文，强力推介“欧美文化研究中的经典作品之一”——《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此书原本是威廉斯《文化与社会》（一九五八）一书的附录，出版时被编辑删去，这反倒给了作者不断积累、修订的机会；等到一九七六年正式刊行时，已经扩展为以“词典”形式出现（包含一百三十一个辞条）但具有内在结构的、自成体系的著述。正如汪文所说：“这本书当然不是交代词源、给出定义的寻常词典，而是了解文化与社会的一种独特的地图”；“通过它人们有可能看到生活和思想的更为广泛的变迁——一种与语言变迁明显有关的变迁”。“它既是我们的最普通的讨论的词汇和意义的汇集，也是将我们组织成为文化与社会的那些实践和体制的表达。”以上解说，还有刘建基的《译者导读》、陆建德的“代译序”《词语的政治学》等，基本上不出威廉斯本人为《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所撰“导言”。不能怨论者“偷懒”，是作者把自家立场交代得太过清晰，以致让你“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配合汪文，同期《读书》杂志上还刊出陈燕谷、曹卫东的《词语梳理》，梳理的是“Hegemony”(霸权／领导权)、“Communication”(交往)这两个关键词。接下来，又有汪丁丁的《经济学的“关键词”》（一九九五年七期）和《再谈经济学的关键词》（一九九五年《读书》八期）。很可惜，这个栏目没能坚持下去——此类事情，确实是“坚持数年，必有成效”。即便如此，这些文章还是搅动了一池春水，此后，“词语梳理”作为一种学术思路，逐渐荡漾开去。
       当今中国学界，为何需要“梳理”各种关键性的“词语”，两位学养丰厚的汪先生，似乎更多着眼于纠正“误读”，以便建立有效的“交往”与“对话”的平台，即所谓“正本清源”。现实生活中常见这样的尴尬场面：同是学界中人，都很真诚，也很努力，可就是“没有共同语言”。“有时是因为出现了新的语汇，有时则因为同样的语汇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媒体与信息空前发达，‘交往’与‘对话’空前艰难”。（汪晖：《关键词与文化变迁》）这与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人“刻苦好学”而又多“囫囵吞枣”的接受策略有关。“由于汉语的特殊功能，再加上此时此地中国的特殊环境，人们对‘关键词’的理解，颇多偏离原意之处。偏离无碍——有时还要‘误读’呢！——但要知其之所以然。”（汪丁丁：《再谈经济学的关键词》）可这一工作目标，与威廉斯编纂《关键词》之努力方向，略有偏差。
       在《关键词》的“导言”中，威廉斯特别强调因阶级立场不同而导致的“认知差异”。每个阶层乃至每个团体，都有自己对于语词的特殊理解，而且，“从语言的任何准则来看，没有哪一个团体是‘错的’”。对于“经由厘清难词的意义，有助于解决词汇引发的争议与困惑”这一想法，作者“并不持乐观的态度”。理由是：“意义的变异性不论在过去或现在其实就是语言的本质”；更何况，“许多重要的词义都是由优势阶级所形塑”（2、18页）。因此，《关键词》一书的意旨，不是对于特定词语的收集、整理、汇编、订正，而是发现缝隙，直面冲突，质疑定见，探询“词语”背后的思想意涵及历史结构。
       但另一方面，既然采取“词典”的形式，作者对于《牛津大辞典》以及约翰逊博士等人的工作也还心存敬意，《关键词》不可能变成纯粹的“论战文集”。过分强调“论战色彩”，反而限制了读者对于此书的尊重与理解。兼及词源兴趣与政治关怀，体现卓越学识与党派性格，二者互相纠葛，难分彼此，这才构成了《关键词》一书的特殊魅力。以“Literature”（文学）为例，作者建议“参见”的条目包括：Aesthetic、Art、Creative、Fiction、Image、Myth、Nationalist；但不包括常被提及的Formalist、Genius、Romantic、Taste、Tradition等，这确实包含“党派”立场。为何将“民族主义”列为“文学”的参见条目，那是因为作者认定，“EnglishLiterature”（英国文学）这个词本身包含明显的政治色彩：“‘一个国家’拥有‘一种文学’，这种意涵标示出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发展，也许也标示出一个重要的政治发展。”对于擅长借“文学史”建构来强化国家观念、凝聚民族精神，乃至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威廉斯的这一思路，实在太好理解了。而不讲“天才”、“品味”，那是因为作者意识到，自十八世纪以降沿用至今的“纯文学”（或曰“狭义的文学”）观念，正越来越明显地“遭受来自书写（writing）与传播（communication）概念的挑战”（268—274页）。对于“文学”的前景，你可以不同意威廉斯的判断，但必须承认其“言之有据”。仔细比勘，你会发现，此书的绝大部分词条考辨精细，需要论战时，也都有学理依据，而并非一味地“意气用事”。
       尽管作者一再称，“它不是一本词典，也不是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可三十年后，随着“文化研究”的急遽升温，学院中人（教授及学生）多将《关键词》作为“文化研究”这一“特殊学科”的常用“词典”。“发现意义转变的历史、复杂性与不同用法及创新、过时、限定、延伸、重复、转移等过程”（6、9页），这固然是《关键词》一书的工作策略；可质疑与挑战的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标准”的崛起。在这个意义上，二汪之设想借“梳理词语”来建立“对话平台”这一思路，也没有错。
       不同的工作目标
       几乎从一开始，对于“关键词”的引介就蕴涵了两种不太相同的工作目标：第一，通过清理各专业术语的来龙去脉，达成基本共识，建立学界对话的平台；第二，理解各“关键词”自身内部的缝隙，通过剖析这些缝隙，描述其演变轨迹，达成对于某一时代学术思想的洞察。与此相适应，《关键词》的“中国弟子”，或倾向于“对于一种词汇质疑探询的纪录”，或演变成“某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后者如廖炳惠的《关键词200》，副题就叫“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而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编者序”也特别强调中国“缺少普及适用的专门辞书”，可见其工作目标。当然，即便是着眼于“厘清概念”，也都不动声色地展现了自家的学术立场。
       热心于谈论“关键词”者，未必非读过威廉斯的书或直接受《读书》文章的启发不可；但以下两个专栏及相关图书的“横空出世”，确实与此有关。一是广西的《南方文坛》，一是北京的《外国文学》，这两家敏感的专业杂志，闻风而动，分别开设专栏，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以及西方批评理论的“关键词”梳理。《南方文坛》的专栏始于一九九九年一期，在两年多时间里，陆续刊发了二十八个相关条目，日后结集成书，便是上面提到的洪子诚、孟繁华所编《当代文学关键词》；而《外国文学》的专栏延续了四年（二○○二年元月至二○○五年十二月），共推出关于关键词的专栏文章五十四篇；日后又由赵一凡等集合全国三十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进一步修订，完成了包含八十余则关键词的《西方文论关键词》。后者长达九百二十五页，定价八十五元，二○○六年一月初版，六月即重印，可见颇受读者欢迎。
       洪子诚、孟繁华在《期许与限度——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的几点说明》中称：“我们知道，一个有理由存在的‘学科’，应该有属于它的质的规定性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是这个学科‘知识’的基础……我们过去使用它们，常常缺乏必要的认真处理，或者是想简单地加以抛弃，或者在缺乏必要的辨析下继续沿用。”而此书的主要目的，不在编词典以规范使用，而是：“质疑对这些概念的‘本质化’的理解，不把它们看做‘自明’的实体，从看起来‘平滑’、‘统一’的语词中，发现裂隙和矛盾，暴露它们的‘构造’的性质，指出这些概念的形成和变异，与当代文学形态的确立和演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从对象内部，在内在逻辑上把握它们，来实现对‘当代文学’的反思和清理。”（《当代文学关键词》，3页）书中各文，若“中国当代文学”（洪子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孟繁华）、“两结合”（南帆）、“思想改造”（谢咏）、“文艺黑线专政”（程光炜）、“三突出”（古远清）、“新时期文学”（丁帆、朱丽丽）、“向内转”（鲁枢元）、“朦胧诗·新诗潮”（张清华）等，有的是文学思潮，有的是创作方法，有的则接近学科描述，统一称为“关键词”，似乎有点勉强。本就是专栏连载，各条目的撰写并无统一体例，纯属“文责自负”，与威廉斯的《关键词》之精心结撰，左右逢源，具有完整的内在结构，不可同日而语。但就学术立场及批判精神而言，近年所刊相关著述，此书与《关键词》最为“神似”。
       要说主旨明确，体例统一，学问渊深，还推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这里所谓‘文论’，特指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理论。同时，它也指涉资本主义变革态势下，不断求变求新的各种欧美新学潮流。”（《编者序》）至于编辑体例，则有：“一、每一词条均提供简明扼要的术语解说、背景介绍；二、对每一概念的发展衍变过程，进行仔细的梳理辨析；三、力求在外国理论与评论基础上，提出我国学者的自家见解；四、在文末提供简明扼要的中外文参考书目，以利读者进一步查阅或跟踪研究。”而且，说到做到，若“讽寓”（张隆溪）、“话语”（陈永国）、“交往理性”（章国锋）、“书写”（林少阳）、“文学场”（张意）、“文学性”（周小仪）、“性属/社会性别”（王晓路）、“叙事学”（申丹）等条目，都是严格落实主编意图，而又体现了学者自身的丰厚学养。作为一本“大型工具性理论辞书”，此书中规中矩，可圈可点，与《当代文学关键词》之锋芒毕露，带有鲜明的论战色彩，分别体现了威廉斯《关键词》的两个不同侧面。
       谈及文学理论及文化研究的“关键词”，还有两本书可参照阅读。一是丹尼·卡瓦拉罗(DaniCavallaro)著、张卫东等译《文化理论关键词》，一是张凤阳等著《政治哲学关键词》。前者原名《批判与文化理论》（CriticalandCulturalTheory），全书分“语言与阐释”、“社会身份”、“知识”三辑，每辑各六章。译者非要将书名译成“关键词”不可，虽属追风，却也不无道理——如第一辑“语言与阐释”包含“意义”、“符号”、“修辞”、“表征”、“阅读”、“互文性”六章，确实像辞书。原作者有言在先：“本书在章节安排上考虑到了两种类型的阅读方式。一方面，可以把十八篇文章当做一个整体，一章一章连续地阅读；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它们当做一些分散的实体，单独阅读，或者按照任何一种次序串联起来。读者可依自己的兴趣和研究目标自行选择其中的一种阅读方式。”（《文化理论关键词·总论》）当然，可“自行选择”的，不仅仅是读者的“阅读方式”，也包括译者的“命名方式”。至于《政治哲学关键词》之强调“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些看似简单、基本的问题，常常引起学者们的激烈论争”，编纂此书是为了获得“开展学术对话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知识平台”（《引言》），思路明显受《读书》文章影响。之所以将此书推荐给文学批评/文化研究者，那是因为，其中有些关键词，如“自由”、“精英”、“话语”、“规训”、“社会记忆”等，与我们密切相关；拿来跟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廖炳惠编著的《关键词200》、王晓路等著《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和汪民安主编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中同类或相近的词汇比对，不难发现不同学科背景所导致的“洞见”与“不见”。
       不是作为“知识渊薮”的词典，也并非“众人拾柴火焰高”，国人著述中以“关键词”命名者，我所见到的，有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和韩毓海的《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中央编译出版社二○○二年版）。后者分“市场”、“现代性”、“全球化”三辑，收录作者论战色彩很浓的十二篇文章；所谓“当代社会关键词”，大概指向上述三辑的命名，而非具体的研究对象。前者包含十篇论文，单就体例而言，《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和《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较为靠谱，其他各文，若探究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或评论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很难与我们心目中的“关键词”研究画上等号。不过，据作者称：“回顾那十几年的努力，不过是为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提出了几个重新理解文学史的关键词。”（《自序》）此书的结撰，是先有完整的论文，再从中抽离出若干“关键词”来；换句话说，“关键词”是工作的结果，而不是出发点。按作者的设想，这十篇文章，可合成五题：包括“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共名与无名”，“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1—7页）。其说能否被学界广泛接受，尚有待时间的考验；但作者撰文或结集时，受近年“关键词”研究热潮的影响，这点毫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