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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布劳格在《凯恩斯以后的一百位著名经济学家》一书中评价道，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名望盛衰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循环。这并非言过其实。的确，在与凯恩斯的论战中，哈耶克几次败北，最终被迫放弃经济学而转向心理学和政治哲学研究。在弥漫着凯恩斯学说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他坚持自发秩序、反对政府干预的主张俨然成为那个时代的极不和谐音。然而，这位个人主义的推崇者立志在理论学说方面把自由市场原则推向极致，也终于从低谷中走出，赢得了应有的荣誉。在一九七四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哈耶克将他的学术主张延伸到货币领域，继而成为以自由发行货币的办法解决通货膨胀的鼓吹者，而《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即集中体现了他的货币思想。
       哈耶克对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天经地义性”和民族国家的单一货币传统提出质疑。在本书中，他一反以往坚持自发秩序和制度演进的保守主义作风，提出了革命性建议，即废除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以一种多元货币的竞争机制取而代之。在哈耶克看来，私人机构对货币流通域的竞争将促进不同币种之间的优胜劣汰；由此，币值稳定和信誉良好的货币将得以脱颖而出，从而实现多元货币的竞争均衡。实际上，哈耶克希望将竞争引入货币发行的市场自发调节过程，以求得实体经济能够避开货币发行导致的剧烈震荡与周期性波动，进而，在货币发行量稳定的条件下，经济运行能够回归至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理想状态。
       哈耶克关于健全货币体系的思想试验首先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定，即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出于自利的考虑，参与货币竞争的私人机构必然会促使良币的实现。其原因在于，维系货币购买力、提升货币信誉是私人发钞行攫取利润的唯一源泉。任何不顾货币需求量的扩张行为终将自取灭亡。
       其次，哈耶克上述思想试验同样源于其对政府货币职能局限性的批判。在他眼中，货币发行的专有权或垄断权向来是政府攫取收益的诱人来源和赢得权力的重要手段；尤其是纸币出现之后，政府获得了一种较之金属铸币时代更为廉价的融资方式。通过将自己发行的货币确立为“法币”，政府赋予纸币无可比拟的法律正当性，使之成为清偿债务、签订契约、缴纳税款的唯一指定货币；而其自身也随即获得通过滥用货币发行权进行强制借贷的剥削特权。当然，这种剥削与欺诈通常是打着种种冠冕堂皇的旗号。依哈耶克所言，滥用货币垄断权的政府正是经济震荡的渊薮和通货膨胀的始作俑者。
       进而，哈耶克又对政府货币扩张行为导致的通货膨胀进行了分类和解析。我们或可根据成因，将其描述的通货膨胀类型概括为以下三种：财政压力型、增长诱惑型和政治驱动型。第一种指政府依靠发行货币获取铸币税，从而为预算赤字融资。这种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方式为政府获取资金支持提供了捷径，于是便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加剧了公共开支的失控。政府可以对财政收支的失衡无所顾忌，甚至肆无忌惮地超量印发纸币，摆出一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架势，全然不管纸币价值的急剧下跌。第二种（增长诱惑型通货膨胀）是政府在打着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的招牌下制造的。虽然这类通货膨胀在短期内能给商业活动带来广泛的刺激，但在哈耶克看来，此种企图依靠货币发行在短期内实现就业最大化的做法，本质上是亡命之徒的政策，只能为政府赢得短暂的喘息之机，而对经济体有害无益。这种评判，实质上破除了凯恩斯政府干预经济的迷信。最后一种（政治驱动型通货膨胀）是指政府操纵货币发行数量以满足特殊利益集团的需要，从而赢得政治上的多数支持，稳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正如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所言，这种境遇下的货币运作，实已成为政客们的掷骰子游戏。制造廉价纸币为政府获取融资、收买人心和兑现承诺提供了轻松便捷、收效显著的手段，其诱惑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政府已经完全沉溺于此且欲罢不能。
       值得一提的是，哈耶克还对格雷欣法则进行了批判和检验，并说明了这一法则的适用条件。金属铸币时代，在人们广泛地按面值接受硬币的情况下，流通中的硬币主要是遭到磨损或已经缺损的硬币，而足额的硬币则会作为价值贮藏手段从流通领域中退出，此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理论，即格雷欣法则。然而，哈耶克指出，在政府已不能有效维持法币的购买力且人们对本国货币极不信任时，与格雷欣法则相反的情况就会发生：良币将驱逐劣币并加快后者的贬值速度。在政府垄断货币发行的情况下，法币的急剧贬值会驱使人们发现并使用货币替代品，它们往往是一些相对稀缺、价值稳定的耐用品。尽管与之相关的交易成本会增加，但为了实现超越时间的购买力的贮藏，人们仍会退而求其次。随着由通货膨胀引发的法币币值的急剧下降，人们持有法币的意愿迅速减弱，货币替代品的流通域将逐渐扩展，进而对法币的流通域造成致命性威胁，于是法币将被货币替代品所取代，成为形同虚设的货币。
       此后，哈耶克又驰骋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勾画出多元货币竞争机制的广阔前景。依其描述，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经过激烈的竞争和角逐，若干私人发钞行将存活下来。他们拥有彼此独立的货币发行权，可以在任何国家发行货币；其纸币价值与一篮子价值稳定的商品相挂钩并获得法律认可。新闻媒体负责披露货币的相关信息，反映各种货币之间的兑换率，注明各种货币的现有价值及其名义价值与用商品衡量的实际价值间的偏离程度，并对上述情况进行瞬时评估。这些发钞行在维持其现有货币流通域的同时，随时准备蚕食鲸吞其他发钞行的领地。如此，货币竞争将提供一种自发且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作用。它会迫使发钞行保持其纸币价值的稳定性并致力于提高其声誉。而私人货币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人们的信任，换言之，公众持有货币的意愿，是决定其货币价值的根本因素。任何货币发行机构的胡作非为都会导致其货币购买力的剧烈波动，随之而来的是，其货币流通域将被其他货币所侵占。此时，货币发行业务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发钞行保持其货币购买力的能力与意志。由此可见，各发钞行将始终被迫在扩大货币发行的动机与维持币值稳定的理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任何试图通过实行扩张货币发行或低息放贷牟取利润的行为，只要没有货币需求增加的相应支持，必然会事与愿违，其币值将由于货币供给过剩而迅速下降。由此，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这些发钞行必然不会只顾眼前收益竭泽而渔，而将更多地关注长期收益。在这种竞争格局下，发钞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本身，就能促成一种比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更佳的货币制度。
       就实现货币稳定的方式而言，哈耶克显然比货币主义的鼻祖米尔顿·弗里德曼走得更远。在他看来，弗里德曼的主张，即实施一种货币规则从而保证货币增长的稳步与可预期性，无非是对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这一现行制度的修补而已；该规则对周期性波动和经济危机的治愈、防范无济于事。如他所论，垄断者缺少稳定币值的激励，但不乏滥用货币发行权以谋取私利的强烈动机。而根除这些波动和危机的一剂猛药就是废除政府对货币的垄断权，让货币摆脱政治，如同其他商品和服务一样实现供给的竞争性。当货币的供应者被剥夺随心所欲的垄断权、被迫面临激烈的竞争与挑战时，一种行之有效的财政纪律便顺其自然地蔚然成风了。
       多元货币竞争机制是哈耶克为实现经济自由的终极理想寻求的一种现实手段。以赛亚·伯林在《自由论》中阐述了政治自由的两种核心含义。其一是“消极自由”，即个体生存于外在规则的引导下，被允许不受干涉地做其有能力做的事。其二是“积极自由”，即个体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充分的主体意识，而不是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如果借用伯林对政治自由的辨析，那么，就经济自由而言，哈耶克论多元货币竞争机制，实意在给予个体免于政府强制、自主选择货币，从而实现积极自由的可能。在政府垄断货币发行的时代，被迫持有法币的公众根本无法躲避政府决策的恶果，由此，不可避免地成为滥发纸币政策的直接受害者和牺牲品。倘使一个国家同时流通几种货币，人们的境况则会迥然不同。货币竞争给予人们根据对不同货币购买力变动的预期进行理性选择的可能。这种货币选择的自由不仅是通往个人经济自由的必由之路，而且必将成为经济稳定与繁荣的坚实保障。
       然而，尽管哈耶克倡导的多元货币理论恢宏壮大、气势磅礴，这一思想试验毕竟存在着“致命的自负”。首先，哈耶克预设的理论前提是政府在同意放弃货币发行权的同时，心甘情愿扮演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角色，即提供产权保护、保证契约执行以及处理法律纠纷。就是说，他希望通过废除政府货币发行权而实现一种“无为而治型政府”。与曼瑟·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中力图塑造的“强化市场型政府”相比，这种理想尽管浪漫，却终归显得幼稚。奥尔森意欲扩展掠夺成性的政府与身为鱼肉的公众间的共容利益，从而引导政府着眼于长期收益最大化并促进经济繁荣。毋庸置疑，哈耶克理想中的政府根本不会出现。耐人寻味的是，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出版后十年（一九八六），哈耶克于《货币的市场本位》一文中终于承认实行货币的非国家化纯属空想，因为不会有任何一国政府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允许尝试这种制度。不过，永不言败的他继而笔锋一转，再做预言：随着技术进步和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支票、信用卡等支付手段将取代金属铸币或纸币，为经济活动提供稳定的计价单位，从而大大减弱政府垄断货币发行导致的经济波动或震荡的破坏程度。
       其次，雄心勃勃的哈耶克显然不满足于将多元货币竞争理论的适用范围限定于某个民族国家。在他看来，理想的最优货币区将没有截然清晰或固定不变的边界，换言之，在不同货币自由竞争下，每种货币的流通域在世界范围内将是彼此交叉或重合的。这种近似于世界大同的理论，高度依赖于货币和资本乃至劳动力的跨国自由流动。而在贸易壁垒尚未扫除、发达国家对劳动力准入限制森严的今天，较之政府自愿放弃货币发行权，这一假设条件在实现难度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再次，政府一旦被废除货币发行权，相应地，中央银行及其推行的货币政策也将自行消失。继之，政府干预经济和防范危机的能力也将大大减弱甚至完全丧失。彼时彼刻，当某个私人发钞行濒临破产出现挤兑时，谁又来扮演“最后贷款人”这力挽狂澜的角色呢？也许，哈耶克会把这称作是实现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过程所必须经历的阵痛。但是，私人发钞行的经营不善，必然会导致公众因未能及时将其货币兑换成其他货币而蒙受巨大损失。如果一味以货币竞争的自然现象为借口，将这类财产损失归咎于公众的错误货币选择，那么，与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制度相比，这种新机制保障个人福利的能力实际并未提高。二者无非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最后，哈耶克强调多元货币竞争机制对稳定货币体系的促进作用，而多元货币引发的记账与管理以及不同货种换算的巨大交易成本却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了。其实，货币的三个主要功能：交易媒介、计量单位和价值贮藏，是难分伯仲的。对于一种货币机制来说，倘使在物品和劳务交换方面需要支付高额交易费用，那么，这种交易过程的效率损失必将或多或少地抵消其在货币价值稳定方面的经济收益。
       货币非国家化理论的诞生源自哈耶克浪漫的理论假设，更与其深沉的批判意识息息相关。尽管存在种种问题，这一理论仍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排除其过于浓烈的主观化、理想化色彩，我们必须承认，该理论深刻地揭示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实问题：正是对货币的垄断性控制支撑着政府的传统权力；而政府得以不断扩张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能够通过发行货币弥补预算赤字，走一条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捷径。然而，成也货币，败也货币。如果政府大肆滥发纸币、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则人们必将丧失对其纸币的信赖，甚至对政权离心离德，而如此，这一政权就将岌岌可危。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发行权的有效运用，必然成为政府与公众之间共容利益之核心所在。透过略显偏激的理论表象，我们不难发现哈耶克思考的重心正是：如何排除政府为政治利益而操纵货币的可能性，从而使政府权力对货币机制的潜在威胁最小化。至于实现有效货币制度的具体方式究竟是什么，那就是见仁见智之事了。不过无论怎样，在探寻这一方式的过程中，卓尔不群的理论洞见以及实践中的反省与推敲实乃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货币的非国家化》，（英）哈耶克著，姚中秋译，新星出版社二○○七年八月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