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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学者对东南亚小农经济的解读成就了一批堪称经典的文献。人们耳熟能详的就有吉尔茨基于印尼经验的《农业内卷化》，斯科特基于越南经验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生存与反抗》等等。相形之下，斯科特基于马来西亚经验的《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虽然在西方学术界备受推崇，在国内学术界却由于种种原因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弱者的武器》是斯科特的扛鼎之作，如果说《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研究的是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反抗形式，那么《弱者的武器》则研究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从历史上看，大规模农民起义并不常见，而持续不断的、隐秘的运用“弱者武器”——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装傻卖呆，诽谤，纵火，破坏等等——的日常反抗才是农民最经常的反抗手段。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本身通常只是一种信号，表明常规的和匿名的反抗正走向失败或已经达到危机时刻。从这个意义上说，《弱者的武器》对农民行为模式具有更广的解释宽度，也更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弱者的武器》研究的是马来西亚一个叫塞达卡的小村庄。马来西亚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典型国家，小农农业和水稻生产的需要，无论在殖民地时代还是后殖民地时代从来都没有被优先考虑过，国家开始重视水稻生产的动力仅仅来源于政治竞争的需要。从一九五七年国家独立到一九七五年，国家用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财政支出实际增长了六倍多，大部分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上。国家水稻政策试图直接提高水稻种植者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其核心是通过在吉打州和吉兰丹州实施农田水利灌溉项目，推行种植双季稻。双季稻开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结果使水稻产量比过去提高了二点五倍，平均收入实际上也增加了一半以上。对这一水稻产量在短期内急剧提高的过程，官方和知识分子的术语称之为“绿色革命”，而塞达卡村民则习惯于称之为“双耕”。这场绿色革命或双耕带来的好处主要流向了拥有土地和资本的大农户，贫穷的小农略有收益，能收获足够吃的粮食，但严重缺乏现金收入。好景不长，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九年，各类农民收入包括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都出现下降。从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九年，塞达卡村人口增加了近三分之一，而土地面积却减少了将近10%，其结果是大农户的数量在下降，小农户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但两者的平均耕种土地面积都有所下降。而耕种面积的减少又抵消了双耕所带来的大部分潜在利润。总之，村庄内收入分配状况比绿色革命以前更加不平等，村庄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在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九年的绿色革命中，小农场的数量不断上升的结果是佃农快速的消灭：佃农在一九五五年是塞达卡所在的穆达地区占主要部分，到一九七六年，下降到只占四分之一以下。佃农处于前后夹击的困境中：一是双季稻的引入导致的产量提高以及机械化使地主收回土地自耕变得有利可图；二是人口的增长也使得地主收回出租土地分给子孙。因此，小农激增而佃农被解雇。此外，租佃形式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两个变化：一是每季收租的时间和方式由收获之后交定额实物租变为每季耕种之前交现金租；二是土地租期越来越长，大多长至十或十二季（五到六年），且全部租金要一次付清，这种长期一次付清的现金租越来越成为地主筹集资金的方式。小佃农因此事实上被排挤出了租佃市场。而双耕的推广，使稻田价格上涨了大约五倍。佃农再也买不起土地了，传统的向上流动的渠道就此完全堵死。双耕还推动了机械化的飞速发展，结果是村庄中贫苦村民原先与富有土地阶级之间存在于租佃关系的耕种——租金以及临时工作——工资中的相互依存关系，现在则由于机械化而被排斥、被边缘化了。
       《弱者的武器》描述的正是经历了绿色革命这一重大事件的塞达卡村庄内的阶级关系的变迁过程。对于这一过程的感受与评价，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作为行动者的村民本身。因此，斯科特采用的是将行动者置于分析中心的现象学或常人方法学的研究路径。理由有二：其一，新马的结构主义学派忽略行动者，而直接从支配性生产方式、剩余占有的方式等推导结论，但忽略人类行动者经验的做法无异于使理论吞食自己的尾巴；其二，阶级分析法并不能穷尽社会行动的整个解释空间，在这个农民村庄中更是如此，在这里阶级面临亲属关系、村庄内关系、党派与宗派关系、仪式关系等作为人类认同的核心事物的强有力竞争。在某种意义上，绿色革命背景下塞达卡村庄内阶级关系的演进过程就是村庄共同体幻象的破灭过程。
       塞达卡是吉打平原上典型的单一种植稻米的村庄，村民生活的场景仅仅在很小的程度上是由他们自己造成。斯科特将其生活场景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典型的后殖民主义国家和经济的宏大背景，这是很少被小行动者注意到的既定事物，同时这种背景也被视为是“自然”事实，犹如塞达卡村的黏土和雨季。第二是中间背景，即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九年的经济和社会事实，最明显的标志是双耕引入之后，土地所有制、收入、就业、人口流动、社会分层以及整个地区社会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小行动者能感受到、但也很难改变这一背景。最后是流变不居的前景，即塞达卡村发生的剧烈变化，这是小行动者参与其间并能加以影响的，斯科特所着力分析的正是这一前景。
       塞达卡村是个小村庄，一九七九年时有七十四户，三百六十人，全村呈直线沿灌溉渠散落在长约一里的土路上。村头有一个大门，阻止卡车进入村庄，所谓大门是一块横跨在土路上、用铰链和链条固定并加锁的大木头。村里公共活动中心是祈祷室，坐落于村庄正中位置，土路的尽头，聚居着村里的穷人。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塞达卡村民并不非常明确村庄的具体边界，但在道义与经济意义上，他们非常清楚村庄的边界所在。塞达卡村庄成员之间有诸多的道义经济的方式，在绿色革命之前，这些道义经济方式曾将村庄组成了一个有效的共同体。在塞达卡村庄范围内，传统上有三种馈赠仪式性礼物的主要形式：私人扎卡特馈赠、赛得卡救济和所有村民都参加的筵席。私人扎卡特馈赠是非强制性的村庄内富人对于穷人的宗教或者基于佃种、雇工和亲邻关系的一种稻谷馈赠，这部分馈赠的稻谷总量约等于村庄总收获量的2.5%，穷人收到扎卡特的多少取决于其声誉、庄稼长势以及他们为富人所做的工作量；赛得卡救济则与收获无关，也并不总是以稻谷形式给予，与赛得卡救济相类似的还有德尔马救济，两者唯一不同的是，后者通常是出于慈善目的挨家挨户地收集钱物，主要用于帮助村庄内贫穷家庭支付丧葬费用；筵席是村庄内仪式生活的主要基础，由一个家庭因为家庭内的重大事件，诸如婚礼、搬家、庆生等而邀请村民参加，并提供一顿饭菜。富人和穷人都会发起筵席，但村民期望富人更经常、大方地举办筵席，如果举办者家境一般，村民会承担一部分花费。穷人之所以也愿意举办筵席，是因为这有助于他们在村庄共同体内确定成员资格及地位。所有村民通常都被邀请参加村庄的宗教活动和大型筵席，而通过这些礼物馈赠和筵席仪式，村庄内的富人和穷人联结在了一起，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实际上，私人扎卡特馈赠可以理解为村庄共同体内富裕村民向其所雇佣的贫穷村民支付的预付工资、赛得卡救济和德尔马救济可以视为某种共同体成员的应尽义务，而筵席则是共同体成员确立其成员地位与声誉的仪式。
       塞达卡村作为共同体是被村民从感情和行动上加以确认的。佃农之间并不以高价互相竞争租入土地，理由是每天他们都打照面，抹不开面子。与此类似，村庄共同体内的诸多关系影响了租佃市场价格。地主和佃农有亲属关系、或者处于同一村庄时，地租一般都低于市场价格，而在这两者中，同一村庄关系似乎还优先于亲属关系。斯科特注意到，一个佃农承租同村地主土地的平均租金低于他向外村亲戚承租土地的平均租金；佃农承租村内地主土地有四分之三可以在收获后再支付地租，而从外村亲戚租种土地的佃农则只有不到一半可以得到这种优惠。斯科特因此断言，村庄在适中但显著的意义上是一个共同体。
       一九七六年以前，几乎村庄内所有人都从双耕中得到了好处，但在此之后，村庄共同体的欢愉幻象破灭了，而且幻象的破灭是有选择性的，主要影响着村里的穷人。按人均收入计算，塞达卡村有30%的家庭，即二十二户在马来西亚政府公布的贫困线以下，他们是村庄内最穷的人。双耕引入的联合收割机与先前已经存在的拖拉机一起，替代了大部分人力工作，水稻种植的耕地、插秧、收割和脱粒的四个阶段中，只有插秧是唯一没有被机械化的田间劳作。机械化所带来的影响，受损失的几乎无一例外是为村里富人帮工为生的穷人。据估计，仅联合收割机就减少了薪资劳动收入的44%，每季稻每里郎（面积单位）土地的劳动投入平均下降了17%，这一数据大致说明了以短工获取收入的贫苦农民因为机械化所带来的收入损失。但这一数据还遮蔽了更实质的内容：联合收割机和拖拉机的所有者几乎都是塞达卡村外的经营者。显然，原本属于村庄内穷人的收入，现在由于机械化而被转移到了村庄外部。
       对村庄内的穷人来说，更为可怕的是需要一次性付清地租的长期租佃也逐渐盛行起来，他们因为付不起高额地租，被确定无疑地逐渐排除出了村庄内租佃市场。塞达卡村不少穷人原先租种村内亲戚和地主的土地，现在则大多都丧失了租佃的土地：儿子不再能租母亲的土地耕种，姐妹不再能租兄弟的土地耕种，穷人不再能租村内富人的土地耕种。村庄的一些土地被地主租给村外的付得起地租的富人耕种，而到后来，更长期租佃的租金总额之高甚至远远超出了村庄内最富有的地主的支付能力，结果是村庄里越来越多的土地被村外的富人所租种。对此，塞达卡村民有一种明确的说法：“钱财正在远离村庄。”
       绿色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原先的村庄共同体的做法正在被抛弃。机械化之后，由于只有富人才能买得起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所以原先属于穷人的收割水稻的工作则变成了富人的专利。富人在地租协议谈判中的地位也提升了，预付地租开始流行，原来相当流行的收成不好时重新商议地租的可能被排除了，在双耕以前，没有商议余地的地租是比较少的，而到了一九七九年，这已经非常普遍。慈善活动的衰弱也始于双耕，到一九七九年，私人扎卡特馈赠很少有了，而赛得卡救济几乎完全消失，筵席也在一九七二年一度掀起风潮后迅速急剧减少。而这一切的背后并非是因为村民的收入下降了，而是因为村庄共同体已经濒临解体，村庄内传统的富人与穷人相互依存的关系已被双耕打破，所有这些维护村庄共同体的方式也就不再是必须的了。对于富人的做法，穷人给予了村庄共同体式的谴责：村庄外的陌生人虽然抢走了他们租种的土地，但他们并不谴责陌生人，他们谴责的是将土地出租给陌生人的村庄内地主。这种谴责背后的逻辑是，对于村庄内的穷人来说，陌生人没有义务，而村庄内的地主在直接的物质利益之外还负有共同体的义务。
       村庄共同体幻象既已破灭，社会冲突接踵而来。其中最典型也最有影响的是有关村庄大门的争论。村庄大门可以说是村庄共同体封闭经济体系的典型象征，大多数村庄都有大门。塞达卡村庄大门到一九七九年已经有十五年的历史，大门是上锁的，上写“稻谷卡车、其他卡车以及拖拉机禁止入内”， 主要是阻止稻谷经销商的卡车进入村里，以保证出卖劳动力的村民能得到将整麻袋的稻谷拖运到大门外面的干道上的酬劳。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门是村庄共同体强迫富人帮助穷人的义务，以维护村庄成员的生计。但在一九八○年三月，大门被一个富裕农场主法齐勒打开，允许村外两个稻谷经销商的卡车开进村庄里装运稻谷，这引起轩然大波。法齐勒收获后的稻谷需要拖运到大门外的主干路上，与村庄运送稻谷小组接洽时，双方在运送价格上僵持不下，使稻谷迟迟不能运走，天又要下雨了，法齐勒就打开了村庄大门。村民非常愤怒，因为运送稻谷到主干路上的工作及其酬劳是天然属于本村人的，而法齐勒的行为是公然向保护村民正在消失的工资酬劳来源的村庄权利挑战。最后，村庄发展委员会决议在大门被破坏的适当位置重建新大门。大门虽然重建了，但村庄共同体的最后的象征性底线早已被突破了，大门之外的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早已渗透进塞达卡的每个角落。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詹姆斯·C.斯科特著，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译林出版社二○○七年版，29.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