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的话题至今依然敏感。研究者一如既往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者有之，疏远其与科举考试的关系、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者有之，肯定其程式有利于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者有之。倘若从作者的写作动机出发，则可将八股文区别为追求境界与迷恋功名两种不同的品位。所谓“境界八股文”，其作者真心信仰儒家思想，向往“孔颜乐处”，并身体力行。他们虽也不免应试，却有兼济天下的抱负；虽也作八股文，却是在通晓经典的基础上厚积薄发，且不是无关身心修养的表面文章。所谓“功名八股文”，其作者视八股文为“敲门砖”，视“四书”为“富贵本子”；等而下之者，或记诵坊间范文，以求一逞；或怀挟传递，无所不为。其人言仁义而背乎仁义，言忠信而背乎忠信，儒学精义压根儿就没往心里去。
早已“盖棺论定”的八股文难道还有“追求境界”与“迷恋功名”的区别吗?
一九○五年九月二日，清廷宣布废止科举，此后的一百年中，人们对于明清科举制度及八股文的印象，得之于《
儒林外史》者为多。《
儒林外史》的“伟大也要有人懂”，鲁迅先生说得不错。闲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云：“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概括可谓精辟，《
儒林外史》中的士人不出这四类。前三类不论，“品地最上一层”的自然是指王冕与杜少卿了。有没有例外呢?仅就《
儒林外史》中所概括的这四类而言，确实没有“追求境界”的八股文作者这一类；他们既不像王冕逃避功名隐逸于深山，又不像杜少卿看破功名潇洒于市井，而是博通经史以应试，达则兼济天下。吴敬梓笔下未及此一类，或许有两个原因：其一，他“秉持公心，指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描述此类士人，非其题中应有之义；其二，他作此书时，科举社会已病入膏肓，此类人已成“另类”，可以忽略不计。
吴敬梓在《
儒林外史》中未予描写，今人全面考察明清八股取士制度，却不可不予注意。可惜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只是戴着有色眼镜去阅读文献，引证材料，一厢情愿地认为明清有识之士无一例外地抨击一切八股文，全然不顾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抨击一种八股文的同时，却在真诚地倡导另一种八股文。
明代“前后七子”一直被认为是八股文的反对者，可是王世贞在《云间二生文义小叙》中云，“夫时义者，上之而不能得圣人旨，下之而异歧于古文辞，以希有司之一荐者，此其义故时也。乃圣人之精神含寓若引而不发者，吾忽然而发之，先秦二京之筋脉步骤，能出入于吾手，而不使人觉……故夫善为时义者未有不译经而驱古者也”。在王世贞心目中，“以希有司之一荐者”与“译经而驱古者”是两种品位截然不同的八股文。归有光屡试不第，却“不问家人计，益闭门修业，直欲以古文为时义”(《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二八《经义部·纪事》)。他反对八股文吗?答案是既反对又不反对。在《与傅体元书》中，归有光自诩“平生为时文，不肯学黄口儿语”。他反对的是不学无术、苟取科第的“黄口儿语”，即“功名八股文”；嘲笑考场试官“近来颇好剪纸染采之花，遂不知复有树上天生花也”(《与沈敬甫论时文》之六)。后句被诸家文学史称引的话，并不如称引者所言是针对古文而言的，恰恰是针对时文而言的。乡试七次受挫的艾南英应该随波逐流了吧?可他却说：“今有人于此，衣我以文绣，食我以稻粱，乐我以台池鼓钟，然使其读予文而不知其原本圣贤，备见古今与道德性命之所在，予终不以彼易此。”(《前历试卷自序》)此言此心，毅然决绝，后人岂能无动于衷?在今人眼中，顾炎武大概是抨击八股文最为激烈的一个，因为他说过：“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然而，同一个顾炎武，却十分赞赏和大力推荐明代万历以前的八股文：“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更有意思的是，顾炎武还将“先辈八股文”列入儿子的必读书目。《与李霖瞻》书云：“小儿……衍生，亦颇谨饬。本经《毛诗》已完，令节读‘五经’，兼诵先辈八股文百篇，意不在觅举也。”在《与彦和甥书》中，顾炎武又嘱其甥召集人“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他要儿子兼诵先辈八股文，又不欲其觅举，除了他真心推崇这样的“境界八股文”，还能做何解释呢?故早在清末就有人指出：“亭林非不工时文者，工时文而痛诋时文若此，彼盖疾夫借圣贤之言为梯荣钓宠之术，转相模仿，愈趋愈下，遂发此过激之论耳！”(《制艺丛话》卷八)而类似的倡导“境界八股文”、抨击“功名八股文”的过激之论除了见于上述诸人以外，何景明、唐顺之、王慎中、茅坤、袁宏道、袁中道、董说、王夫之、黄宗羲、戴名世、阎若璩、刘大、姚鼐、章学诚等一大批明清精英知识分子无不有之。吕留良谈及八股文则一言以蔽之：“若说得出底，即是胸中信得及底，此外更有何奇?先辈所争者，只是此个境界耳。”(《吕晚村先生论文汇钞》)斯言为“境界八股文”做了最好的注脚。
上列诸人大都为明清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人品和文品可以信赖的著名人物，如果说他们提倡“境界八股文”不过是入仕后的幸运者所唱的高调，则未免低估了他们的胸襟和怀抱，归有光、艾南英、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众所周知，更不是那么回事。他们所奉行的是孔子所说的“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孟子所说的“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对孟子此说注云：“修其天爵，以为吾分之所当然者耳，人爵从之，盖不待求之而自至也。”此种境界固然很难达到，但应当承认，它确实也是包括八股取士制度在内的科举制总体构思存在的理论基础和追求的理想目标。科举制得以延续一千三百年，八股取士制度占了其中近五百年，包括上列诸人在内的“境界八股文”的倡导者无疑是这一选人机制在弊端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得以延续的重要的社会基础。他们的倡导，代表了以八股文取士在内容方面的最高要求。而相当一部分“境界八股文”的倡导者科举得以中式，说明明清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选拔出那个时代所需要的人才的。如果今人始终像过去一样忽视科举社会士人应试动机的复杂性，认为以八股文选士不过是统治者以功名利禄引诱天下读书人，读书人则毫无例外地以功名利禄之文应之；或者认为以八股文选士主要是追求考试结果的公平与公正，对文章内容并没有言行一致的要求，则不符合明清科举制度运作的实际，这等于表明延续近五百年的八股取士制度不过是无效操作，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样认为，也未免太低估了儒家思想在明清士人中的影响力，使明清科举史上的一些关键问题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特别是精英知识分子为何对八股文既充分肯定又激烈反对?
从思想史和社会发展史的角度，今人可以抨击八股取士制度下封建思想的专制，可以嘲笑“境界八股文”作者对儒家思想的痴迷，但却绝对不应将他们与“功名八股文”作者等量齐观。在境界与功名之间，他们更重境界，不会牺牲“境界”而获取功名，“富贵之来，无心所得，不然，潜居抱道，没齿无悔”(王达：《笔畴》卷上)。如此襟怀气度，足以令当时无数为获取功名富贵而不择手段者汗颜;撇开他们追求的“孔颜乐处”应如何评价不论，仅就一种精神追求而言，也值得今人赞赏。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科举废止百年后，那个时代无数士人在功名与境界两者之间徘徊选择的窘迫又降临到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文人身上。“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如果是外在因素的干扰，文人的不自由还不是最无奈的，因为还可以在内心营造自由的天地，不合时宜或离经叛道的文章不发表也罢。而一旦当自己心甘情愿地成为名缰利锁的“套中人”时，这种不自由才是最致命的。时下学界的一切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无不缘于对功名利禄的追逐，但无庸讳言，文人中尚不乏追求高品位的学术境界者。他们知道“立言”二字的分量，不稀罕能带来种种好处的行政权力和耀眼的光环，耐得住铸造精品所必须的清贫与寂寞，拒绝“短、平、快”的项目，甚至在“十年磨一剑”的成果无法出版的情况下，依然不改初衷，为的就是将自己研究的学问向前再推进一步，而这一步恰恰是急功近利者永远也不可能企及的目标。这样的学人无愧于学者的尊严，具有历史穿透力和学术原创意义的成果只能诞生于他们的手中。
由古可以鉴今，由今也可以鉴古，尽管“境界”和“功名”的具体内涵不同，但从今日文人的窘迫中，我们更可以相信明清科举时代确实存在“境界八股文”与“功名八股文”的区别，也更能理解“境界八股文”的作者坚持自己的操守之不易。如果今日治学环境继续恶化，追求高品位学术境界的知识精英将日渐稀少，也正像明清科举时代“境界八股文”最终不敌“功名八股文”的汹汹之势一样。今日满天飞的所谓论文不正是当年的“功名八股文”吗?追求境界者永远只是灯火阑珊处的踽踽独行者；而功名之路，古往今来，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有感于此，戏改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云：
前不少古人，后更多来者。
念两间之迷茫，孰怆然而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