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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一代]闯出我的新世界
作者:田 然 亚 萍

《青年文摘(红版)》 1999年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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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深圳生活,每件事都需要加油
       我叫田然,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圳。来接我的日后的同事简单安排了一下便匆匆走了,短暂接触半小时后,她留给我两样东西:一只红色塑料桶,一句“在深圳生活每件事都需要加油”。
       前者在我初到异地的不便中实用无比,后者则令我获益终生。
       要想不被甩出局,必须学会终生成长
       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的第一
       天,我坐在公共汽车上,身边的人用一种我听不出所以然的话聊天,事后我才知道那就是粤语,也就是广东人说的“白话”。
       第一天上班,第二天我就报名上了“粤语培训班”,用晚上的时间正规上课学广东话。
       一个月后,我开始慢慢用粤语与人交谈,半年后,我已是一口流利的广东话,而身边许多来深圳已经几年的同事,广东话的水平仍还停留在一句“唔该有落”的水平。
       深圳外来的暂住人口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没有人强迫你一定要会广东话,但我规定自己必须学,并且要学会。
       一个月的粤语培训班结束后,我又紧接着报名上了日语口语训练班。在大学,我的第一外语是英语,我还想学会日语和别的许多东西。我想,深圳和内地就好像一座山的两面坡,生长着不同的花草,看上去很不同,但越往上走,这些差别就渐渐地少了,到了山顶再看,原来是同一座山。如果我不往上爬,不寻求改变,我也许就会永远滞留在不同之中。现代社会就像一个快速旋转着的大转盘,每一份努力都等于与这个大转盘之间的吸附力,要想不被甩出局,必须学会终生成长。
       工作不是玩乐,它要求的是结果,而非过程
       在公司,我的工作是从最基础的业务员做起。做业务员,费用完全由自己承担,我不停地联系客户、交寄版样、打国际国内长途,一个月下来,仅电话费就四五千元。
       有个客户说他有销售渠道,他说的样子诚恳而逼真,我根本没有往别处想就先后将100多件版样交给了他。随后,先是没了他的音讯,紧接着连人也没了踪影。
       这件事可以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如实汇报给公司,老板最多能批评工作不得法。另一种是用自己的钱如数补回公司应收取的版样费。
       我一个人关在房子里想了20分钟,选取了后一种方法。老板雇用员工是要员工解决问题,而不是来提出问题,他不看你的过程而只看结果。在深圳生活、工作,有一种观念是必须要改变的,那就是一个人工作的焦点不仅在于你的工作量,而在于工作质,更进而讲就是工作值。
       补交版样费花去了我最后一点积蓄,我告诫自己,这2000元花得很值,这切肤之痛将会在今后的工作中警醒我认真再认真,扎实再扎实。
       不把工作时间完全用于工作,其实是一种盗窃行为
       很快,广州秋季交易会开始,我被公司派往前去参加。因为是新员工,老板交待我此行的目的是收集几张外国客户的名片就可以了。
       整个广交会在展期间,我几乎没有挨过展台后备用的椅子。我站在门口,咨客一样迎进送出每一位进入展位的客人,是一个讲着流利但仍带学生腔英语的十分敬业的小职员。
       交易会结束,我不仅带回了几百张外国客户的名片,而且为公司带回了一个日后有过大宗合作项目的客户,还销出了公司仓库中积压的大批棉褛。 月末发工资时,老板将我叫进办公室,将一个装有3000港币的信封交给我,说是对我全力投入工作的奖励。 走出老板办公室,我想起在大学上学时的一次课上,外籍老师讲,在他们国家,人们的意识中不把工作时间完全用于工作和用公司电话办个人事情都属于盗窃行为。
       有一种资本叫“智慧”
       第二年,我离开了原来的公司。
       新任职的公司是以前的客户开办的,我们彼此的认识与了解始于一次差错严重的合作。
       他们订购了大批量的恤衫,我们负责联系生产厂家。就在交货期日临近,才发现,接单的厂家实际的生产能力根本不是答应的那样,货品与版样严重不符。
       所有的人心里都清楚,发生了这样的事,与这个客户的合作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索性等他的顾客投诉到他那里再讲这件事。但我总觉得不妥,一方面我们要尽力补救这批货,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如实地让客户马上知道这件事。因为客户对一家公司的印象通常不只是货物、房子和一个通讯地址那么僵硬,同时还有和他打交道的人。这个客户虽说是我联系的,但对他来说,我代表的就是公司,所以我必须为自己也为公司负起责任。
       生气肯定是难免的,但随后我们却成了永久的合作伙伴,他说因为我们是诚实的,因而也是可信赖的。
       现在,总公司虽在国外,老板也极少到深圳来,但我们的业务一直顺利地进展着。我总觉得,在这个压力日增、对手如林的时代,我需要积累的除了工作上的经验之外。还有一样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智慧资本。对每个人来说,不断发展自己的专业能力及创意,积累的是脑力资本;有效地组织和运用资源与外部力量,积累的是资源资本;而善于对别人负责、贡献,积累的就是顾客资本。脑力资本、资源资本与顾客资本三者结合起来就是一个人的智慧资本,这项资本谁都无法轻言放弃。
       有两种可以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工作方式,一种是根本没有奇迹,一种是任何事情都是奇迹
       现在我是BB星光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办事处的经理,全权负责公司在中国的所有业务。
       一次,在内地生产的直接远运到巴拿马的皮包,等到了目的地才发现货装错了柜,气急败坏的客户坚决要求赔偿。面对巨额的款项。老板也一时又急又气。
       消息传来,我翻开工作日志,拿出该批货物的出货表,表上什么品牌的东西发什么地方,不仅每一环节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每一道程序都有正规的交接签名。最后查明责任在运输单位写错了柜号。 一般说来,这些程序大多人数都会忽略不做,但我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坚持做,并一直坚持到现在。大家合作久了,工作之外可以是朋友,但工作上的事却不能有一丝一扣的含糊。管理就是管理,而不是“管你”,它所管的是一个公司,而不是一个人。没想到这样一坚持,就把一件小事坚持成了一个小小的奇迹。
       每个人都守着一扇自内开启的“改变之门”,除了自己,没人能为你开门
       前段时间,一个月内,一位质检员接连出的四个货柜全因潮湿货物发霉而被投诉,问题严重,惊动了总公司,老板电话打来,要我将该质检员立即炒掉。
       细究其因,当时正是福建的梅雨季节,天气潮湿,整烫后的衣服未经烘干就包装了,入胶袋后潮气散出发生霉点。而负责这些货物的质检员我安排了她一个月四个货柜的工作量,那段时间,她天天都要工作到半夜一两点钟,但仍无法顾全。
       我向老板讲明是我工作安排上的失误,没有炒那位员工,甚至未扣发她一分钱的奖金。
       晚上我打电话给千里之外的姐姐,才华与美丽同样出众的姐姐一直是我最敬最爱的人,她的分析与鼓励让我思索也让我奋起。
       我记得曾有一位老板讲过,一家德国公司按约前来深圳安装机器。按时下的说法,德国公司也是承包制,他们每安装一台机器,就会得到公司一笔酬金,而其间的费用则均需自理。所以,一开始工人搬运机器时,他们每天工作到凌晨,效率之高让人大开眼界。可等拆卸、搬运完毕技工开始安装后,情况就有了180度的大转变。其问,技师按时吃饭,按时休息,并且一到下午4点就准时收工。厂里急等这批机器用,催其早点完工,但对方答复,这样的安装进度是公司规定的,不能擅自更改。于是,厂方只好让他们按原定计划慢慢去做。15天后,机器安装完毕交付使用,运作正常,无一瑕疵,完全符合预期效果。那一快一慢。原来是对工作丝丝入扣的把握与安排。
       我想,在这种管理与作风盛行的国度里,生产出驰名世界的奔驰、宝马与几乎成了“精密”代名词的德国机械真是不足为奇。 我从此把“管理”提上日程,每个人都有一扇自内开启的“改变之门”,我要用摔倒之处的教训为我开门。
       用心使工作精彩,用力让玩乐灿烂
       在深圳,连玩都要玩得出彩。
       在内地。我和同学或朋友出玩过无数次,我们把玩只当做玩,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到深圳后的一次出玩,却让我的想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是一次和几个朋友结伴去钓鱼的经历。朋友说第二天要去钓鱼,须做些适当的准备。第二天到了钓鱼场我才发现他的准备是多么的别出心裁。除了能够想到的外,他还精心挑选了4种葡萄酒。他以对待艺术的专注精神甩鱼钩,精益求精的严格态度彰显在每一件用具、每一道程序上,一个简单的垂钓过程进行得如同仪式。
       这就是深圳人对待业余爱好的方式,他们以专注而投入的方式对待工作,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玩乐,这是一个城市的纯真,也是一个城市的财富。
       这件事对我触动极大,我也想将这种感觉告诉更多的人。
       年龄不只是一个数字,当贡献小而薪酬高时,才是真正的“老了”
       有人说年龄是金牌,拥有青春真是让人快乐。看到台上有人练跳舞,我就想方设法去做了一个健美舞老师;看到杂志上的封面清新美丽,我又去做了一回封面小姐,我对什么都感兴趣,什么都想试一试,不是为钱,而是因为年轻,因为旺盛的生命力。为了无负青春,我学会了英语、日语、法语、粤语、台语,还有好多别的技能。
       有些员工开玩笑对我说她们老了,我就认真地告诉她们,年轻不在于生命的时间,而在于心境。年轻无关红颜、朱唇和柔软的肢体,而在于意志、想像与品质。年老不只是年龄的数字比较大而已,薪水与贡献的衡量才是关键所在。我认为,当贡献偏低、薪水偏高的时候,一个人才是真正的老了。
       上大学第一天,美国老师教给我们的第一句英语是“Step by step”,多年以后,我可以欣慰地回视自己走过的路,我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卢桂芳摘自《深圳青年》199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