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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咚，有人敲门。
       我把门打开，门口出现一张陌生的面孔。
       不用仔细打量，就看得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身穿一件没有洗尽汗渍泥迹的白衬衣，衣领已经发黄。一条赭石色的长裤倒有几成新，但裤腿挽得高低不一。他提着一个白色蛇皮袋子，显得有些沉重。
       他年约50多岁，脸上有了明显的皱纹，神色有些憔悴，但憔悴中又露出一丝红润。
       “你找谁?”我不经意地问了一句。其实不用问，我也已经明白。这样的不速之客已屡见不鲜，他们敲开门后就唠唠叨叨：“恭喜老板发财，发财。”接着便道出真实目的，“我们家乡遭了灾，请你积点德。”或者说，“我刚被小偷扒了，没钱回家。”这些登门乞讨者，许多确是遭了天灾人祸，有特殊困难；但也有不少是借口诈骗的。因此，对这些人我既怜悯同情，又有些讨厌，为了息事宁人，我总是5角、1元的打发他们快走。
       初步观察，眼前的来人不像是行骗的。我快捷地掏出1元钱，递给他，催促地说：“你快到别家去吧。”
       出乎意料，他毫不犹豫地把钱挡了回来，并有些委屈地说：“我不是来讨钱的。”接着又认真地打听，“请问，这里有个叫刘子华的同志吗?”
       我感到愕然，他怎么会知道我儿子的名字?便警惕地问：“刘子华是我的儿子，你找他有什么事?”
       他不等我打招呼，就径自跨进了门槛，并庆幸地说：“好不容易把你们找到了。”
       “你到底有什么事?”我疑惑地问。
       “我还账来了。”他说着便掏出一把钞票塞到我的手里。并抱歉地说，“拖久了，真对不起。”
       “你什么时候借过我们的钱呀?”我大惑不解地问。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却反问：“今年我们那里遭了大水灾，你捐过钱和衣物吗?”
       “捐过呀，这与借钱有什么关系?”我仍然莫名其妙。
       这时，他从蛇皮袋里掏出一件衣服，问：“这件衣服是你捐献的吗?”
       我拿着这件衣服辨认了一番，不置可否。
       “这件衣服分给了我。”他接着说，“我老婆在衣袋里摸出了200多元钱，还有一张发票，发票上写着单位和刘子华的名字。”
       他这一提醒，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那一次我儿子出差归来，给我买了一件衣服。因我太胖，穿不上，我与老婆商量了一下。就捐给了灾区。后来听儿子说，他出差回来时，还剩200多元钱，为防扒手，他把钱和发票塞在新衣袋里，忘了告诉大人。
       “我们发现钱以后，本来想马上邮寄给你们，但我们恢复生产缺钱，就用你们的钱买了农药化肥……”接着，他高兴地说，“搭帮党和政府，也搭帮城里人的支援，我们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前几天我家又卖了一头大肥猪，今天特意赶到城里来。”他又动情地说，“老刘同志啊，真得好好感谢你们城里人呀。”说着，他提起那个白蛇皮袋子，说，“带来了几斤花生，还有一些红薯，都是不值钱的土货。你们若是不嫌弃。就尝个鲜吧。”
       我把那一把带着体温和汗渍泥土气息的钞票，塞到他的手中，说：“这钱无论如何不能退，你就收下吧。”他一口回绝：“不不不，我不能要分外之财。再说，现在你们城里人手头也不太宽裕……”话没说完，他便转身走了。
       望着他的背影，我的眼眶湿润了……
       (黄焕荣摘自1999年3月30日《邵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