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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我的英国友人来台湾旅游，可能是天气太热的缘故，突然感到头晕想吐，于是她便向饭店的柜台小姐询问，如何才能找到医院或诊所。
       柜台小姐找来医院、诊所的健保标志、中文字样让友人带着上路，结果竟然找到一家妇产科诊所。一进去她告诉医师头晕想吐，因为语言上的沟通不良，医师联想是怀孕，频频向她恭喜，同时还开了两帖安胎药给她，所幸当她回饭店正要服用时，我及时赶到，否则就糗大了。
       这件事让我想起曾在国外就医的诸多趣事，其中最糗的一次是在捷克。
       第一次造访捷克，下了飞机因感到身体不适，我便在下榻的饭店附近找到一家挂有红十字标志的商家，只不过招牌上全写着我看不懂的捷克文字。
       当时我想，这里如果不是医院就是诊所。因为求医心切，我毫不犹豫地就走了进去。看见有客人光临，店里马上走出一位全身穿着黑袍的人，他很有礼貌地带我到客厅坐下，并且为我冲了一杯咖啡，随口以简单的英语问我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地方。谁知他的英语并不灵光。我讲了老半天，他似乎有听没有懂。伸手便将我拉到地下室。
       霎时，我傻眼了。放眼看去全是棺材，上面还标示着价格及制造日期，这位老兄等不及我开口，就以专业的口吻，一一帮我介绍这些棺材的特色，同时还说，因为我是外国人，可以帮我打个折。
       为了不扫老板的兴，我只好假戏真做。等他讲完，我故意沉思了一下，然后装作很不好意思地说，这些棺材都很高尚，但因价格及型号不一，我必须回去请示后再做决定，说完我便速速离去。
       后来才知道，在捷克，许多商家或公家机关都悬挂红十字的标志。
       同样是看病，在南斯拉夫也别有一番特色。记得那是1990年的事了，我第一次到南国的札格雷柏参加一项学术会议，其间可能是水土不服造成上吐下泻，在当地一位教授的介绍下，到一家医院就诊。
       这家医院和台湾的医院乍看并没什么两样；一到了门诊室外，只见走廊的长凳上坐满了等候看病的人。他们有的正在打瞌睡，有的则是抱着肚子、猛晃着头大吼大叫，有的甚至躺在地上翻滚咒骂，场面一片混乱，仿佛精神病院。当时我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医院，立刻向服务台求证，他们给我的回答是“看病本来就是这样”。我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回到走廊，我静静地坐在一旁观看，过了一阵子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每次护士出来叫病人时，一定先看看哪一位闹得最凶、表情最痛苦、哀号时最凄惨，那就表示那个人病得最严重；若是乖乖地坐在那边等候，也许坐了一整天也轮不到。
       得到这要领后，迫不得已我只好加入他们的行列。可是即使我再怎么叫、怎么装，还是斗不过这些当地人。搞到后来，喉咙都已经沙哑了，我还是最后一个被叫号的病人。
       除了以上两个东欧国家之外，印度及墨西哥的看病方式也很有趣，先谈印度。有一回，我因为感冒咳嗽，到孟买郊区的一家医院看病，这家医院相当老旧，连电风扇都没有，病人一进来除了满身大汗外，还得忍受各种异味。
       帮我看病的是个六十开外的医师，看病的方式十分怪异，我明明告诉他是感冒咳嗽，他竟然拿着一只手电筒拼命往我的眼睛、耳朵及鼻子里面照；接着再为我翻眼皮、揉眉毛，并要我持续做五十几下的吸气和吐气，然后才摇摇头、装作很紧张的模样对我说：“先生，你的身体很虚弱，吃完药之后，要在医院休息几个小时才能走。”说完，我还来不及问明原因就被两名护士以半强拉的方式，带到一间木造的病房内。
       这间病房非常大，里面有二三十张病床，但令人讶异的是，病床上躺的全是外国人；每个人的床边还有四个小孩子(当地称医童)，一个扇凉、一个吹鼻孔(将一只小管子轮流插入鼻孔内吹气)、一个挖耳屎、一个做全身按摩，这种“VIP”的服务是每小时一美元，当然我也享受到了。
       不过，最让我忍受不了的是吹鼻孔，因为奇痒无比，我被吹了几次后竟不停地打喷嚏；非但感冒咳嗽没有医好，反而造成鼻孔红肿发炎。如今回想起来，还觉得有点余悸犹存。
       而在墨西哥那一次，是我的德国籍同事戴瑞遇上的。同样是感冒，戴瑞从过去的经验深信，只要打一针就可以药到病除，于是，在他的坚持下，我们找到了一家小诊所。
       一般墨西哥护士打针都是打在屁股上，偏偏就是那么巧，戴瑞竟是一个最不喜欢打针打屁股的人。为了这件事，他和护士吵了一架，后来还是在我和医师的劝导下才勉强答应。
       谁知，当护士的针头打在戴瑞的屁股上时，可能是太过紧张或敏感，只听到“噗——噗”两声，一个响屁正好喷到护士的面前；护士立即将脸回转过来，但因转的力道太大，针竟然断在戴瑞的屁股里面，当场让这位30岁的大男人哭了起来。
       所幸这桩乌龙经手术取出针头后，并无大碍；而那名护士则是频频大喊倒楣。
       (李潇摘自台湾《讲义》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