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坤有一张苦大仇深的脸，黝黑粗糙，而且布满皱纹。他的头发枯黄杂乱，似乎从来没有梳理过，身上永远穿着一件灰不溜秋的西装，脚上也永远是一双解放鞋，不穿袜子。同学们都说，绍坤是一株移栽到城市里的农作物。
大学三年，我始终不知道绍坤的年龄，因为他的相貌和他的身份极不相符，据说他高考表上的25岁是经过改动的，又据说读高中时他是他班惟一可以和老师互相递烟的学生。绍坤考过三次，中间到外面打工一年，第四次才考取这所师范学院。
大学三年，绍坤有三个“不”：不打工，包括校内的勤工俭学；不谈恋爱，同学们似乎没见他与女生们有过什么来往；不交哥儿们。在沸腾的校园里，绍坤好像一个独行侠，而书是他惟一的行李。
学院图书馆有几位目光冷峻的老太太，盯谁都像盯贼似的，惟独对绍坤，温和得不得了。当阅览时间过尽，空空荡荡的馆内只剩下绍坤孤岛般耸立的身影时，老太们便会和他唠上几句，有时甚至会帮他去食堂把饭打来，这样的待遇，院长都不一定享受得到。
学院后面有个旧书市场，绍坤是那些摊主们最欢迎的人。有个礼拜天，绍坤两手拎着两捆已经发了黄的书回来，一捆是马恩列斯全集，一捆是《
鲁迅全集》。瞧他喜滋滋的样，把那件皱巴巴的西服围在腰上，裤管挽得老高，露出多毛粗壮的小腿，极少见地哼着不知名的怪调调，活脱脱一个大获丰收的老农，惹得校园里众多俊男靓女侧目纷纷。回到宿舍，我问他：“这么多书要多少钱?”“五块七毛钱，我全包了!”绍坤用衣袖擦着汗，边笑边说：“嘿嘿，很划得来吧。”
大二时，学生记者社组织“社员”去赣南农村考察。汽车在一处乡级公路旁停靠时，有几个衣衫破旧的当地孩子拎着柚子来卖，说是卖了好交学费。有个同车的人买了，剥开一吃，酸得不行，一下把柚子扔到地上。孩子惊恐地看他。“退钱!”孩子不做声。“你不退?好，你一口气把这柚子给我吃了就拉倒!”孩子赶紧捡起柚子，一瓣接一瓣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回来后我把这事讲给同学听，绍坤在场，问我：“你当时没制止?”“没有呀。”“你!”绍坤猛地站起来，眼含愤怒地看着我，但随即又坐了下来，目光向外，只是眼里有两颗晶亮的液体在闪动。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绍坤流泪。
大三下学期，同学们都在跑分配，使尽十八般本领，谁都想留在省城甚至留校呢，实在不行，到县市中学也还凑合。只有绍坤，依然故我，以至照毕业合影时，大家全都到齐了，独独不见他，还是班长好记性，冲进图书馆，抓逃犯似地把他拽了出来，绍坤一脸的无辜，手里卷本书，嘴里嚷着：“干啥干啥嘛!”
绍坤是最后一个离校的，后来听说他回了老家——一个偏僻的山乡，在那所乡级初中教书。我有些替他可惜。可又觉得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
(韦志彪摘自1999年6月18日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