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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以降，中国成为整个世界关注的焦点至少有两次，一次是漫长的中国革命，另一次是急剧的中国改革。如今，许许多多与“中国研究”并不相关的学者、知识分子或者直接来到中国，探寻变迁的图景，或者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争论中国的未来，这个状况对于“中国研究”而言会产生怎样的长久影响，我们还不是那么清楚。在中国社会内部，关于如何理解中国的问题，也同样成为不同领域的人们探究的话题。无论身处其中，还是隔海远眺，人们一再地感到各种各样的解释的匮乏之处。一位已经过世的美国政治学家慨叹说，必须重新检讨他们的社会科学方法，因为西方社会科学家们对于中国的各种预测常常陷于失败和被动之境。中国的许多朋友们也常常爱说这样的话，但返身想一想，我们对于中国、对于身处其中的变迁，又做出过多少让人信服的解释呢?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并不那么成功的研究和解释之后，我们是否也需要考虑一下我们自身思考中国时所依据的方法呢?
       于治中先生在这里讨论的是“文学”这一学科在近代中国的发生问题，但他的关怀远远越出了文学本身的范畴。他从对自我的认知与对他者的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出发，提出重新认识中国不能陷于对自身特殊性的探寻，因为这样的结果，往往会将中国变成西方知识体制的“另类复制”，而丧失对一个活生生的、与整个世界发生着复杂关联的中国的理解。
       综合于先生的讨论，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几点结论：第一，重新认识中国，恰恰必须积极地与那个具有支配性的、(西方的)普遍性话语对话，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将中国看成是“特殊的”、与他者无关的历史与现实；第二，重新认识中国，也不能满足于在现存学科体制的权威规范下叙述问题，而必须通过介入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突破(不等于简单否定)学科领域的限制，重建我们的问题意识；第三，不但需要从中国－西方的二元框架和学科体制中获得解放，而且还需要将整个世界纳入我们的视野，“把自身与他人都视为多样性，共同作为历史的主体，才能开展出一个不被西方垄断以及开放与共享的普遍性场域”。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域外之学，渐成显学。改革开放，试图以西方为鉴，探索中国变革道路，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对于中国和非西方世界的思考也或多或少被置于一个内在于我们自身的“西方视野”之中。过去十多年，在反思这一潮流的过程中，人们终于将目光重新聚焦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它产生于对于全球化条件下的“主体性的发言位置”的自觉。然而，这个“自觉”也可能包含着重大的幻觉，就是将“西方”或其他世界看作是外在于我们的世界，而丧失了理解这个真实的世界关系的愿望。若没有对其他世界的深刻把握、没有介入与西方普遍性话语的对话和争论、不去关注那些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构成严重挑战的当代现实，这个“自觉”仍然可能落入旧式的圈套——传统如果仅仅被看成是一种可供膜拜的对象，它就不再是活生生的力量了。
       正由于此，探寻我们的“主体性的发言位置”的方式，恰恰是对整个世界及其多样性的全面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