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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是一名卡车司机。
       记得有一次我接受一个跑长途的任务，是给工厂的大食堂拉土豆。要知道，储存秋菜，是黑龙江人传统的过冬方式。在秋天收获的时节，土豆的价格是极便宜的，倘若直接开卡车到村子去拉，价格就更便宜了，而且土豆的质量也好。
       食堂采购员自负地说，越偏僻，土豆价钱越对咱们有利。这是硬道理!
       我那次开卡车去的就是一个很偏僻的乡村。
       一切都弄妥了，土豆也装上了。似乎可以走了。但是，在村办公室，采购员、村长、会计三个人已经喝成了知己，一杯酒，一个故事，一杯酒，一段人生感慨。看样子，这一宿他们也喝不完。我只好悄悄地溜了出来。今天是酒鬼们的狂欢节，从尊重每个人的活法的层面上考虑，还是听之任之，别影响他们的好。
       小人物有时活得也不容易。
       出来之后，我躲进了卡车的驾驶室里。裹紧了身上的皮大衣，打算眯一觉。开了一天车，加上指挥装车，绑车，的确累了。
       虽是晚秋时节，可事实上，这里已经飘过一场小青雪了。正是考虑到“东北寒来早”的这一点，我们事先准备了盖土豆用的大棉被，把土豆车罩上，免得土豆在运输的途中被冻坏了。
       在偏僻的地区，夜下的村庄总给人一种沉思且宁静的感觉。地平线上微弱的地光与天光，正在努力地支撑着这个小村庄的轮廓。田野的冷风，贴着地面，像虚幻的潮水一般，时起时落，并发出飒飒的声音。天上的那片透月和一重重波光粼粼的星星，使得朦胧之中的村落有些孤单。
       农村终究是农村啊。
       我打开了车上的暖风，加上皮大衣的暖气，毕竟刚才还陪着喝了两杯酒，睡意很快向我袭来了。当我刚刚要睡着的时候，便听到轻轻的敲车门的声音。
       我立刻坐正了身子，发现敲门的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儿。
       小女孩儿穿着一身补满了各种颜色补丁的棉袄棉裤，正胆怯地看着我。
       我打开车门问，小孩儿，什么事?
       小女孩儿给我行了个队礼，说，叔叔，你买不买黄豆?
       黄豆?
       我不觉笑了起来。现在黄豆已经构不成对司机的诱惑了。再说，黄豆根本不是什么紧俏商品。要是黄金嘛还差不多。我虽然心里这样想，但嘴上并没有这样说。她毕竟是个孩子。要知道，孩子永远是正确的。谬误常常在大人的一方。
       我说，不买了，谢谢你吧。
       小女孩儿说，叔叔，你买吧。我妈妈说，卖了钱。给我做花衣服……
       小女孩儿说着，泪蛋蛋就滚了下来。
       看着流泪的孩子，我才猛地惭愧起来，说，好的好的。孩子，别哭了，领我去看看黄豆吧。嗨，真是，小小的人儿，怎么眼泪说下来就下来了。
       我跳下车说，黄豆在哪儿?领我去看看吧。
       我跟着这个小女孩儿往她家的方向走。
       在月光下，我们一大一小地走着。我分明看到，小孩儿的鞋露出了脚趾。多好的女孩儿啊。我在心疼这个女孩儿的同时，竟莫名地为她美丽的追求感到自豪起来。这是不是另一种残忍呢?
       我问，小孩儿，黄豆是你家种的么?
       小女孩儿说，是我一粒儿一粒儿在地里捡的。你买吧，可好了，我是少先队员，不会骗你的。
       我说，怎么，是你捡的?
       对。是我捡的。
       我说，那么，捡了黄豆，卖了钱，妈妈给你做花衣服，是么?
       小女孩说，是的，妈妈说的。
       我问她，你几年级?
       差不多二年级。
       怎么会差不多二年级了呢?
       小女孩儿说，老师说的。老师说，曼子，你差不多够二年级了。叔，我们班几年级的同学都有。
       噢，你叫曼子。
       我叫王曼。
       我说，名字很好听啊。
       小女孩儿笑了。
       小女孩儿的家是一幢泥房。夜空之下仍旧可以看出这幢房子很破，而且很矮。这种房子，虽说在黑龙江并不多了，然而，走南闯北的司机，见的还是不少。所以也就见惯不怪了。
       进了屋，屋子里漆黑一团。只在月光投进的窗子那儿，看见一个薄薄的、淡灰色女人的影子。
       小女孩儿说，妈，买黄豆的客人来啦，快点灯。
       一盏小油灯被点亮了。
       我这才看清楚，小女孩儿的母亲很年轻，怀里还抱着一个叼着奶头的孩子。屋子里没有什么。只在昏暗的油灯下，依稀可见火炕上摊放着一条败絮丛生的被子。
       一只黑猫躲在火炕的一角，弓着身子，正怯怯地看着我。
       我问，孩子的爸呢?
       孩子的母亲说，我男人上山采石头去了。翻盖这个房子，要不少石头呢。
       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年轻的母亲说，不回来了。在山上打小宿。工夫不能耽搁在路上啊。
       这天多冷啊，在山上住。
       年轻的母亲说，庄稼人，都惯了。
       我说，那好吧，把黄豆拿出来给我看看吧。
       小女孩儿立刻把黄豆取了出来。
       只有小半面袋黄豆。
       小女孩儿蹲下来，挽下面袋口，仰着头，让我看。
       我拿过油灯看着，然后又看看小女孩儿，看得出小女孩儿黑黑的眸子里很紧张。
       我站了起来，问年轻的母亲，多少钱一斤?
       年轻的母亲干着嗓子说，两毛钱一斤，行么?
       我说，这些有多少?
       小女孩儿抢着说，十五斤。
       我说，十五斤，三块钱。
       我掏出了三块钱，递给了小女孩儿。
       小女孩儿接过钱，立刻递给了她的母亲。小女孩儿很高兴，仰着脸，看着她的母亲，笑得很甜。
       我想了一下说，三块钱，够做花衣服的么?
       于是，我又掏出十块钱，给了那位年轻的母亲，说，这钱一定得给孩子做花衣服。不能，这个这个，盖房子用了。下回我还来，如果没给孩子做，这个这个，可就不对劲儿了……
       年轻的母亲听了，使劲儿地点点头。
       回到卡车上，我发现那个小女孩儿也跟着跑了回来。
       她说，叔叔，你睡吧，我在外面替你看车。
       说着，她站在车头，机警地看着周围。
       我下了车，把小女孩儿抱到驾驶室里，并取出随车带的罐头给她吃。
       小女孩儿死死地抱着罐头，就是不吃，使劲儿地摇头。
       我问，你怎么不吃呢?
       小女孩儿说，留着给我妈和弟弟吃。妈妈有病，没有奶水。
       于是，我取出所有的吃食，都给了这个女孩儿，说，走，我送你回家。
       回去的路上，看到小女孩儿抱着罐头不好走的样子，便蹲下来背着她走。
       小女孩儿在我的背上咯咯地笑着——这是天使的笑声啊。
       送小女孩儿回来后，我歪在驾驶室怎么也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就清楚地看见，在瑟瑟的寒风下，在连着天边的田野上，那个衣衫破烂的小女孩儿，擒着一条面袋，一颗一颗地拾着地里被遗弃的黄豆。
       是啊，我真的想把十五斤黄豆分成若干个小袋，送给包括我女儿在内的那些城里的女孩儿，让她们体验一下，女孩儿与女孩儿，该有多么大的不同啊。
       (吴若尘、赵新胜摘自1999年6月4日《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