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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风铃]爱情的冰淇淋
作者:康小奔

《青年文摘(红版)》 1999年 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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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军校里,清一色是理着和尚头的壮小伙儿;而马路对面红墙里面,却是市里的医专,全是女孩子!我们在宿舍里经常讨论,如果马路对面是体院之类的学院那也罢了,全是花花绿绿的姑娘,这不是扰乱军心吗?
       最扰乱军心的是我们轮流在大门上哨,那简直是要命了——对面那些姑娘一下课就在马路对面看着哨兵笑,还拿手指指点点的,让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最怕的就是这一天,可是心里隐隐约约又还在盼着这一天,真是奇怪!
       我的这一天终于到了。大清早,班长交待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情,我就在大门口接班了。我站在门口的大铁墩子上之后,班长还来看过我一次,让我提高警惕,不要出什么事情。我当时也没想到会出什么事情,可是,班长刚走,事儿就来了。
       我笔挺地站在门口,斜眼看着马路上人来人往,汽车川流不息,心里觉得挺骄傲的。可不到10分钟。我就看到对面红墙里面出来一个姑娘,鬼头鬼脑地朝我们军营里看。我一下子就紧张起来,可是人家隔着一条马路呢,我不能采取什么行动。过了一会儿,那姑娘慢慢地朝我这儿走过来了,我的心“怦怦”地跳着,不知道她想干什么。
       那姑娘一直走到我旁边,但她也不看我,还是探头探脑地往里瞧。我忍不住问她:“同志,请问您有事儿吗?”
       姑娘抬起头,我看到她的脸白白净净的,眼睛特别大,自己不由得又是一阵心动过速,眼睛都不敢直视她了。
       姑娘看了我一眼,忽然做个鬼脸。我忍不住笑了。
       姑娘看我笑了,她也笑着对我说:“你会笑呀,我以为你是石头刻的呢!”
       我们纪律挺严的,可不敢在哨位上和人聊天。我说:“同志,别开玩笑,我在工作呢!”
       她不笑了,指着军校院内操场边停着的坦克小声地说:“不开玩笑,我想在坦克那儿照张相!”
       军校院内是不让随便拍照的,我说:“不行,我们学校不让拍照。”
       她往马路上走了两步又转回来,望着我笑:“我请你吃冰淇淋,行吗?”
       我笑了起来,摇了摇头说:“谢谢你,实在抱歉,我们有规定。”
       她嘟起嘴,不满地说:“什么规定!那我不拍照,我进去找个人行吗?”
       这倒是可以。我说:“找人可以,但要先出示身份证。”
       她又不满起来,拿着学生证蹲在地上耍赖:“我不能吃亏,我也要看你的!”
       我们家是两兄弟,所以对付女孩我一点经验都没有,我就那样握着枪看她在那里闹,没有脾气,后来终于以我的妥协告终,我把自己的学员证给她看了,她才拿出自己的学生证来登记,但是照相机被我拿过来放在传达室里,没让她带进去。
       那一次,我知道了她叫亚妮,山东丫头。但是,她同样也知道了我,康小奔,湖北九头鸟。
       亚妮欢天喜地地进了门,但她根本没有去找任何人,而是站在操场边上看着那些化石一样的坦克发呆。我站在门口不时回过头去看她,她始终保持着一个姿势站在坦克阵中。
       我不由得有些疑惑,了。
       中午,我换岗了,可是亚妮还站在操场里。换岗的来了,我拿着照相机来到操场里,亚妮居然没有察觉。到了身边,我才看到她的眼睛里隐约有些泪光。
       我咳嗽一声,亚妮转过身来,这时的她完全不像在门口和我胡搅蛮缠的女孩子了,她微微一笑,说了声:“谢谢你了。”
       我一下子局促起来,连声说:“我又没做什么,不用客气……”
       亚妮接过相机,我又担心起来,怕她又想拍照。她把相机放进了口袋里,抬起头说:“我多少次想进来看看这些坦克,可是,那些哨兵总是逗我,有的让我叫哥哥,有的让我给他们拿喉片吃……我偏不!”
       亚妮抬头看我一眼,微笑着说:“你肯定是个好兵!”
       我不好意思地笑起来。扭头看到几个院里的领导从远处的办公楼走过来,就急忙和亚妮说再见。走老远了我还回头叫:“亚妮,不要拍照啊!”
       亚妮挥挥手:“给你面子!”
       这一天剩下的日子我过得非常高兴,战友们都问我有什么喜事儿,是不是“表妹”来信了,我笑而不答。直到晚上,我心里还在想着这个亚妮的一颦一笑,心里第一次充满了一种期待。我也很清楚,这个学期,我只有这么一次上哨的机会,再也不会在大门口碰到亚妮了。而且,我们学院管理极严,每个人平均一个月才有一次外出的机会,时间还规定在两三个小时之内。
       可能一直到毕业,我都不会再碰到亚妮了!我一直想到深夜,第一次失眠了,心里觉得又高兴,又空空的,但总是若有所待。
       两天过后,我们学员队的教导员把我叫到办公室。我一进门就看到桌上有一封信,粉红色的信封,上面还印着几只蝴蝶。那信是给我的,但下面的落款却写着马路对面的医专。
       教导员坐在桌子后面,严肃地用下巴指了指那封信:“怎么回事儿?防不胜防啊!咋弄上的?”
       我莫名其妙地拿起信,教导员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念一念。”
       学院严禁在学习期间谈恋爱,纪律条例写着:发现一个开除一个!所以教导员很紧张。
       我打开信封,一股来苏水味散发出来,果然是亚妮写来的。我抬起头来,教导员正冷冷地看着我,我只好一句句地往下念:
       康大哥:
       你好!
       对不起,非常冒昧地给你写信,请你一定要耐心地读下去。
       那天我之所以想到坦克那儿拍照,不是想故意为难你,因为我对那些东西有特别的感情。我的爸爸过去就是开坦克的,但是,在一次事故中,他的腿受伤了,再也不能开坦克了。后来,我爸爸转业了。他说这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有一张自己最心爱的坦克的照片,我就想替爸爸圆这样一个梦。我们家的附近从来没有坦克,爸爸的腿又不方便,他的这个愿望只有让我来实现了,本来,那天你走了之后,我可以偷拍几张的,但你是个好人,我答应过你。我就不能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可是,我真的很想拍几张照片,不知道你能不能跟领导商量一下,体谅一下一个老军人的苦心?
       还有,不管领导同意不同意,我都要谢谢你,你什么时候上街,我请你吃冰淇淋。
       亚妮
       教导员伸手把信要了过去,随便瞟了一眼,然后就扭头对我说:“既然你上了这所军校,就只能按这里的规矩来,你要做到的是以下几点:在毕业以前,第一,你不许给她回信、打电话,或以任何方式联络她;第二,你不能去找她;第三,如果可能的话,你不要想她,把心思放在学习上;第四,不许吃她的冰淇淋,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好吗?”
       我点了点头,教导员说得对,我没有办法不同意,军校就是这样。
       但在我出门的时候,教导员却笑了起来,他笑着说:“我说的这是毕业以前,毕业以后,我管不着,你明白吗?”
       我大声说:“明白!”立正,敬礼,
       我出门。
       我们还有半年毕业。
       但是,只过了两天,教导员就又找我了;这一次,他亲自到我们房间来叫我。在走廊里,他在我前面走着,边走边不停地挠头,我不知道他遇到什么事儿了。
       我进了门,赫然看到亚妮和另外两个女孩子坐在沙发上。看到我进来,亚妮和那两个女孩子都站起来了。亚妮微笑着对我说:“康小奔,你好!”
       我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直着眼睛看教导员。教导员又训斥我:“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人家问你好呢!”
       我这才回过头看着亚妮和那两个女孩子,一连说了三声“你好”,几个女孩子都“哧哧”地笑起来。
       亚妮她们笑完了才抬起头来看着教导员,教导员把头转向了我:“小康,是这样的,医专的几个同学到这里来想拍点照片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素材,我已经向院领导请示过了,可以拍,这样,你带着她们去拍照,半个小时的时间快去快回!”
       亚妮和两个女生都莺歌燕舞地谢着教导员,我却像个木头一样出了门,身后跟着三个花枝招展的漂亮姑娘,全院的学员都在看着我。
       那一天,拍了很多很多照片,但是,我和亚妮却没有多说一句话。直到最后一分钟,我把亚妮她们送到大门口,她忽然小声地跟我说:“我还是要请你吃冰淇淋的!”
       她说完就红着脸跑了。
       这个关于冰淇淋的幻想支持着我过完了剩下的甜蜜的军校生活。毕业的时候,我被分配到了一个遥远的北方城市,我们大包小包地往火车站托运,根本没有时间来想别的问题,但我心里总是隐隐约约觉得有什么事情没做。
       要告别了,我们往北去的同学都坐上学校的大客车往火车站走。我怅然若失地回头看了一眼我们的校园,一抬头又看到对面医专的红墙。坦克还在,红墙也还是那么红,可是这一切都要远离我而去了。
       汽车停了,不停地响喇叭,同学们都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忽然看到亚妮正挡在车的前面,示意司机开门。我的心突然跳得厉害,血液一下子全涌到了脸上。恍惚中,我看到亚妮上了车,她笑吟吟的,手里拿着一个好大的火炬冰淇淋。
       汽车里的同学们都欢呼起来,亚妮显然受不了这种欢呼,她吓得跑下了车,透过玻璃看着我,不停地打手势让我吃那个冰淇淋,可是,同学们早就把冰淇淋抢了过去,而且还在不停地传看着。我看到亚妮都羞得捂着脸蹲下了。
       汽车开动了,亚妮一直蹲在红墙边上,我真想她再站起来看我一眼。汽车里的欢呼声已经停止,一个手上沾满了冰淇淋的同学把一张照片递给我,居然是亚妮和我的合影,肯定是她的同学那天偷拍的!我翻过照片,看到背面写着:给我写信——我爸爸说,我的男朋友也要是个开坦克的!
       那句话的下面,留着亚妮的通信地址。我呆呆地站在窗前,完全听不到同学们在怎么笑我,我只在不停地想:这封信的开头,我该怎么称呼她呢?叫亚妮同志,还是小姐、女士,还是亲爱的?真不要脸!我想得脸通红,却又忍不住笑出声来。
       (蔡立林、苏敬荣摘自《知音》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