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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发生的这个故事我在一篇文章里谈过。现在想来，这件事在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大，这是20年前的事。
       那时，我骑着一辆飞鸽牌的自行车，午休后去机关上班。从家里出来是条僻静的小巷，小巷是道斜坡，因为我居住的西昌城，就是一座依山的小城。小巷不是一条商业居民街，是由机关和工厂的围墙隔出来，两旁是高墙，行人少，又是坡道，我从家出来一路飞快地滑行前进。
       自行车刚穿出巷口，就从头上猛的传来一声惊叫，恐怖而绝望的尖叫。
       那时，我一抬头，前方一个男人，正在小巷边高高的白杨树上，锯下一根侧枝的树干，树干在他的尖叫声中，已经从天而降，我本能地猛地捏紧自行车的双刹。
       那时，我眼前一黑，被弹到空中。
       那时，我睁开眼睛，我被自己吓住了。树干从我的鼻梁剐过，鼻子是血，眼镜不在了。树干从我的手臂剐过，手臂和手背都是血。树干从我的小腿剐过，腿上也是血。我被抛到车前3米多远，浑身是血地躺在地上，回头看，那辆飞鸽车的三角架被砸成了V形，两个轮子还没倒，站立在树干两侧!
       那时，救护车把我拉进了医院，经过检查，骨头和内脏都完好无损，碗口粗的树干，齐刷刷地剐掉我一层皮，从鼻梁到两只手臂再到两条腿。大夫说：玄!你的自行车再向前一厘米，这一切都不需要了。
       那时，我应该害怕。没有理由，没有预谋，没有准备，我就差一厘米。一厘米也就是零点一秒，我就会彻底完蛋!这实在是没有道理。生与死之间的界限就是一厘米，就是零点一秒?也太脆弱，太无理了吧?
       那时，说实在话，我被浑身的血吓住了以后，在等待救助时，已不是恐怖，而是庆幸。“我没死?真没死!”我从身上的疼痛证实了自己不是鬼魂。然后我看到了那站立出一副烈士样子的自行车，想，我真命大!(是高兴?)大树骑上去，自行车就趴了，可怜的替死鬼!(真不好意思。我当时已在想，一定要让砍树人赔我这辆自行车。)
       那时，我抬起头来，看见那个砍树人。他直哆嗦，双手抱紧树，一个劲地问我：“你还活着?”后来这个人买了一个三角架，把车给我送回来，还说：“这三角架是新的，30多元，我一个月工资没有了。”我很同情他。
       那时，我由于一个特别原因，很快把这个悲剧当成了正剧甚至喜剧来欢庆。我在这件事以前，曾想报考大学，领导以工作需要为由，没批准。我也没当成“文革”后第一届77级大学生。这次在家养病一躺就是两个月，正好补习迎考。也真考上了大学，从此生活发生了转折。所以，在那时，几乎一想到这件事情，我就和上大学联系起来，悲剧当做喜剧演，自己让自己快活。
       那时，我忽略的一切，不知为什么，20年后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今年是改革开放20年，我从考上大学到现在也正好20年。大概是这些天总说20年这个话题，我们国家是从20年前开始了大变革，我个人的转折点也是20年前，那个大难不死。
       那时，如果那一厘米不存在，我今天会怎样呢?再快一厘米，一切都提前“下课”了。若是慢一点，那树只是吓我一跳不伤毫毛呢?我去上班，去走进办公室点上一支烟以后……今天的叶延滨会想什么呢?
       那时，只差一厘米!今天我所有的人生路，都是那一厘米的延伸；今天我度过的20年的日月晨昏，也都是从那零点一秒的缝隙中漏出来的!想到这里，我真觉得不幸、幸存与幸运这三“幸”之间，只有一厘米的距离，而它们又总是同时迎面向人们走来——在那时或此时!
       (钟晓燕、杨立摘自1999年4月27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