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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陈香梅应邓小平的邀请，作为美国总统里根的特使来到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会晤。近20年来，陈香梅女士每年都访问中国。1990年起。她在中国教育界设立了陈香梅奖。每年奖励一批优秀教师。1995年。她又设立优秀妇女读物陈香梅奖。
       陈香梅女士。1925年生于北京。抗日战争期间。与支援中国人民的美国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相识、相知，1947年与其结婚。1958年7月。陈纳德将军因病去世。陈香梅与两个女儿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定居。经过40年的努力。她。一个东方普通女性只身走进美国的上层社会，现为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
       1958年隆冬，去华盛顿，别无选择
       1958年7月27日，对我说来，是个阴晦的日子。我必须接受一个现实，曾经爱恋着我的亲人——陈纳德将军仙逝。“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夫妻恩爱的时间毕竟太短了，仅仅10年。
       是冬天带来了雪，还是雪带来了冬天?我已经分辨不清。我只知道大地没有了绿叶，没有了花朵，更没有温馨。春也迢迢，梦也悄悄。
       还没有把那颗残破的心收拢起，我又必须接受另一个现实——我被通知，必须离开我的工作岗位，离开我工作的公司。
       美国中央情报局急于让我离开民航公司。这家公司是我丈夫一手创办的，我亲眼看它成长，由几百个员工发展到上万名职工。我不忍离去。我在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门工作，自己有一个办公室。民用航空公司虽是陈纳德的财产，但他并没有把我安排在显要位置，他告诫我说，要从基层学起。丈夫尸骨未寒。新老板如此对待我，使我深受伤害。既然他们不留人，我为什么还要留下，自讨没趣?
       这时，我又收到律师的一份通知，要我到华盛顿处理与陈纳德将军产业有关的问题。陈纳德将军的产业并不大，但参与分割的人不少。他和前妻育有子女8人，连同我及两个女儿，至少是12个人对遗产的继承有资格。陈纳德的遗嘱得在华盛顿听候查验。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面临着被驱赶和需要办理的应急事项，我选择了在华盛顿定居。还有一个原因是丈夫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我想每星期日能到墓前摆供鲜花。
       华盛顿是白宫所在地，美国总统之家。宾州路1600号是各地游客必到的地方，他们都想看美国元首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华盛顿不像纽约那么充满了过多的都市气味，也不像芝加哥那么嘈杂，它的建筑，它的文化，甚至它的气息，都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神与灵性。这座由法国建筑师设计的城市、美国的雅典，能够接纳我和我的两个女儿吗?
       只身起步，拒绝“我来照顾你”
       婚后，我曾跟随丈夫从上海到香港，迁台北，又到美国，最后住在陈纳德的家乡——路易斯安纳州的梦洛市。当年丈夫陈纳德是携妻衣锦还乡，大众捧他，赞美他。对我自然也不怠慢。但我知道，如果不是陈纳德的妻子，他们对我会不屑一顾的。
       我的心理暗示没有欺骗我。1959年，当我带着两个稚弱的女儿和一个受到尊敬的姓氏来到华盛顿时，我第一个被告之的是：有些公寓不租给有色人种；有些甚至排斥东方人。我身为陈纳德太太，当时占了点便宜，总算找到了一幢公寓。但美国人对有色人种、对东方人的歧视，着实令我愤怒，非常不舒服。
       1948年随丈夫回美国时，面对陌生的环境，尽管我心中战战兢兢，在大庭广众中说起英语来有时不免心慌意乱，对美国的礼节与风俗，也只知皮毛。但我仍有安全感，因为美国是丈夫的祖国；而他又是我寄托终身的伴侣。
       现在他走了，情形迥然不同。我必须作出一些重大的决定，未来的路，应该如何走?这些都需要我独自回答。
       找个居所，这是首要。
       我的经济状况很不好。陈纳德去世时，我只领到300美元丧葬费。丈夫生前可领的退休金，死后即告中断。原来还有一份保险金，但陈纳德的产业被冻结了——5年内不得提用。因为遗产分割还未协调好。
       我只能靠自己的积蓄度日。我选中华府西北麻萨诸塞大道一幢公寓，与两个女儿住进一套两间卧室的空房。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住这么狭窄而拥挤的房间。
       陈纳德的一些挚友愿意帮助他30岁的遗孀。在我找工作的过程中，有几个人向我求婚。他们说：“安娜(我的英文名)，你一个女人住在华盛顿，怎么应付得了?让我来照顾你。”每逢这种“求婚”，我总是庄重微笑地回答：“我要葬在阿灵顿军人公墓陈纳德将军的身旁，不能改名换姓。”
       也有的男人要我到他们的办公室去谈工作，或谈谈我要出版的书。最初，我都置信不疑。当我进入他们的办公室时，对方语言的轻佻、色迷迷的眼神，使我感到这些人想借机会“吃豆腐”。
       我清楚地知道，想要保有好名声，必须牢记一点，那就是自重。我不是讲道学的人，也不自命清高，但我的处世有原则。我认为两性之间的关系，虽然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但总也得保持一份尊严，不能随随便便地和人有任何瓜葛。只有谨守自己的原则和标准，一定会赢得他人的尊敬。
       为了一个车位，一个黄种人的尊严
       一个东方女人想在这既复杂而又充满种族歧视的美国求发展，确非易事。
       1959年。我在乔治城大学主持一项翻译机的研究。同时申请这份工作的连我在内，一共有6人，我很幸运地被录取。
       我白天从事研究，晚上教中文和自己读书，没有太多的时间参加社交活动。
       这时，发生了一桩事。我在做项目主管时，本应有我的车位。但是。单位却把本属于我的车位给了一个白人。理由很简单，有色人种是不配有车位的。我也发现，在华盛顿致力学术研究的中国人，待遇比美国人低，就连做亚洲研究工作这方面，中国人的意见也常得不到重视。令我更为诧异的是，这个圈子里大多数所谓东方问题专家，多半是卷发蓝眼睛的人。我问过一些中国教授和专家，为什么没有论文发表，回答不是没有，只是文章有时被冠上了别人的名字，如果提出抗议。饭碗就可能不保。我向朋友们提出：“我们必须走出这个小圈子，为争取社会平等、机会平等而奋斗。”以后，我在美国各地以此为题。发表演讲。我说：“华裔在美国已有长远的历史，我们应该有同工同酬的机会。”
       我开始为我的汽车车位奋斗。
       就在这个时候，美国4年一届的总统竞选开始了。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为自己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拉选票，特别是争取少数民族的选民支持。两党都有人找我，希望我参加总统的助选工作。
       “哪个党给我把车位找回来，我就加入哪个党!”我明确向游说我的人提出车位问题。
       最后是共和党人为我争取到我应有的车位。我加入了共和党。
       面对种族歧视或对女性的偏见，我记起陈纳德生前曾对我的劝
       导：“要消除烦恼，惟一的办法是增进你个人的见识和能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努力做到了。我专心学习公共演讲这门课，数年后，我在大学及公共团体演讲时，每一次最少收费1000～2000美元。这是白人教授的费用。高兴时也可以免费，但绝不少收费。
       第一次参与了失败的总统助选
       1960年对我来说，是相当兴奋的一年，我首次在美国参加了政治活动。加入共和党后，第一件事便是替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和洛克菲勒助选。开始，只是做些有关竞选的简单工作，比如：打电话，请选民去登记、投票；对少数民族团体发表演说。如果选民提出有困难无法出来投票，工作人员便要自告奋勇地去接他们。诸如此类的事。我从中知道一般民众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切，都使我兴奋，并认为过程“是很好的教育”。
       在美国，每4年一届的总统选举，可说是一场白热化的战斗。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各地招兵买马；各自选择开会地点；彼此大显身手。我第一次参加的选民代表会是在迈阿密。那里是“震耳欲聋的嘈杂和惊人的混乱。夸张、荒诞、刺激、五光十色的喧闹”。我对场景的气氛感到兴奋，对尼克松的当选充满了信心。
       尼克松的对手是约翰·肯尼迪。肯尼迪的竞选阵容强大，而且肯尼迪仪表堂堂，踌躇满志。媒体对双方的总统候选人也表示了自己的倾向，甚至有的人在报纸上把尼克松画成褐鼠来嘲讽。我依然选中为尼克松助选。我认为那些漫画不算什么，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挠尼克松取胜。我并没意识到我已投入了一个不可能取胜的战役。
       在华盛顿，政治和招待会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谁以招待会为业，那么，他将成为政治上的主人。我定居华盛顿不足两年，便被认为是有社交能力、非常好相处的人。我的言谈给人以启迪，并且使对方感到自在。我还是一个热情的厨师，饭菜做得有奇异的亚洲风味，被我邀请午宴，成为一件令人渴望的事情。我的家开过共和党竞选早期的战略和决策会议。
       在尼克松一肯尼迪电视竞选辩论后，人们已经认定我必输无疑，但我并不失望。竞选在电视辩论声中结束，尼克松以甚微的票数输给肯尼迪。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竞选活动，它以失败而告终。
       无意在政府“打工”
       为尼克松助选失败，但我接到当选总统肯尼迪的邀请，请我参加总统就职的晚会。那是一次盛大的舞会，参加者都是政界名流及美国著名仕媛。我沉浸在舞会浓郁的政治氛围中，兴奋不已。
       肯尼迪执政期间，多次会见我，听取我对亚洲事务的观点。1962年5月，肯尼迪第一次正式单独会见我，在以后的几次要会中，我也常见到他。1963年夏，肯尼迪在背痛发作时，仍在百忙中会见并询问我的近况和工作，临别时，他送我一支有他签名的圆珠笔做纪念。也许是偶然，在这年秋季，当我得知肯尼迪计划南行时，在一个晚宴上，我说：“南方这时间境况不太安定，总统去南方似乎不合时宜。”当时有人笑我杞人忧天。想不到12小时之后，肯尼迪遇刺身亡，悲剧发生。
       我初到华盛顿时，只为了自己能够独立生活，为了争得一个平等的权利，没想到，从此踏上了政坛。到了1966年，我的经济状况已有很大好转，我购买了一幢很大的寓所，1967年，又搬进水门大厦。但是，我在政坛绝不是奉迎哪一方，我以我的鲜明的观点和磊落的作风参与政治。
       尼克松以一个清贫的律师，曾成为加州国会议员、参议员，当副总统8年。1960年竞选总统，败给肯尼迪。1962年，竞选加州州长，又告失利。经过一连串的挫败，1969年1月20日，正式上任做总统了。
       在竞选的前后过程中，我始终如一地支持尼克松，并且与他保持密切的联系。1968年12月，总统当选人尼克松在组阁过程中，派人见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加入新政府。我说：“我谢了。”我无意进入政府。令我感到惬意的是，1969年1月、1973年1月，尼克松就职大典，因我是竞选功臣，由我负责主持尼克松就职典礼事项。以后的每4年，我都是座上嘉宾。当时我的头衔是：共和党政务问题委员会顾问、全国妇女支持尼克松—安格纽顾问委员会主席、全国妇女财务委员会主席。这些，都是有职无薪。我乐此不疲。尼克松陆续派我代表他到菲律宾、韩国、泰国参加各项大典。
       难闯的社交圈子
       华盛顿如万花筒，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不只是美国的首都，也是国际的都市，世界到这里来的人各色各样。如果想在华盛顿扎下根，并有所建树，就必须想尽办法参加社交宴会。特别是一些大名鼎鼎的女主人开的宴会，那里的白宫官员、国会议员、大使、将军摩肩接踵，握个手，打个招呼，就可以找到进身之阶。
       60年代在华盛顿，哪个要人的宴会邀请了谁，或哪个要人参加了谁的宴会，仿佛是非常重要的事。
       初来华盛顿时，我应邀参加了陆军上校马里兰·麦考密克家的一次宴会。马里兰夫人将我介绍给当时华盛顿大有名声的交际夫人柏儿·梅丝塔。杜鲁门总统时代，柏儿·梅丝塔被任命为驻卢森堡大使。百老汇以她的生平写了剧本《称我夫人》。她的丈夫是俄亥俄州油田大王。夫婿去世后，她就到华盛顿定居。杜鲁门总统偶尔到梅丝塔家做客，这位夫人的身份就此水涨船高。
       梅丝塔用她那双犀利的目光。快速地打量了我一眼说：“一位中国妇女来华盛顿干什么?”尽管这话问得有些没礼貌，但我还是礼貌地回答说；“在乔治亚城大学工作。”看似所答非所问，但在社交场合，这个回答也就避免了尴尬。梅丝塔接着说：“亲爱的，你既年轻又漂亮，如果你想再结婚，到别的地方去吧，现在正是时候。这里可不是结婚的好地方。但如果你想使社交界为你轰动的话，这儿正合适。华盛顿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继而她又问我：“你的大名是不是登记在绿皮书中?”这一问，真使我措手不及，我不知绿皮书为何物。梅丝塔又追问了一句：“我要打电话给你，你的大名是否收录在绿皮书中?”我必须面对绿皮书，如果我告诉她我不知它为何物，我俩的友谊就会中断，华盛顿上层社会不使用名片，我急中生智地说：“我相信你会找到我的电话号码。”
       我的话灵验了。两年以后我的名字印在了绿皮书上。
       所谓“绿皮书”是华盛顿每年出版的通讯录。里面除了总统府的重要人物清单、外交使节和参众两院的人名地址，还收录有地位、有声望的人名录，入选的标准相当严格，闹离婚或出了丑闻的一定除名。绿皮书的页数不多，印数也不多，因此是华盛顿的社交圣经。
       华盛顿社交界中的更迭，也是瞬息万变。通常，只要一个人的照片或事迹被发表在报刊或影视荧屏，霎时间，每个人都会是这个人的朋友。一旦这个人病了。或声望下跌。人们也会很快就忘了。柏儿·梅丝塔夫人就遇到了这个规律。没多久，她病了，这时，她才发现自己的朋友如此之少。当时，有些报纸说我已取代了她的位置，成为社交圈最成功的女主人。媒体的报道，多少起到挑拨离间的作用。梅丝塔夫人打电话给我说：“我不喜欢记者们关于我们的报道，我要和你谈谈。”我如约到了梅丝塔夫人家。安慰她：“别为报纸上的消息烦心，无论共和党或民主党当政，你都是大家公认的华盛顿女主人。”
       从此。我和梅丝塔夫人之间的关系更亲近了。梅丝塔夫人病的时候，我时常打电话问候并探望她，直到她寂寞地离开人世。
       想及与梅丝塔夫人的交往经过，我想“名与利所值几何”?
       1980年，我代表里根总统接受邓小平先生的邀请访问北京，终于踏上暌违30多年的中国土地，也接受了国宾的礼遇，虽然我以陈纳德将军夫人为荣，但我更因能靠自己的努力，创造自己的天空为傲；也更以在白人的天下，无畏无惧地和他们比高下为傲，因为要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真是谈何容易!
       在美国，我有自己的天地，30多年来，从肯尼迪总统、约翰逊总统、尼克松总统、福特总统、卡特总统、里根总统、布什总统和现任的克林顿总统，对我都委有任务；而在美国的参众两院，共和党、民主党的领导们虽然此上彼下，但与我可说大都是相识或朋友，这是日积月累的辛勤与人缘，也是金钱不一定能够全部买得到的。
       (魏颖摘自《中国妇女》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