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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村子里数百年来第一个大学生，是乡下亲戚们精心培育的献给城市的一束野花
       今年春节，我没有回故乡与亲人团聚。除夕之夜，面对都市的喧闹与繁华，我分明从盈耳的鞭炮声中听到了亲情的呼唤。泪水不知不觉地矇眬了我的双眼……
       我出生在赣西北山地一个叫桐树岗的小山村。我所有的亲戚，也全都分布在方圆数十里的山沟里。读高一那年，我父亲因脑溢血，暴死在田头。从此，养家餬口的重担，全落在年届五十的母亲肩上。
       “寡妇养儿，连滚带爬”。母亲虽然能干，但怎样也供养不起4个儿女上学。为减轻母亲的负担，我主动放弃读书，和母亲一起把家中仅有的两头山羊牵到山外集市上卖了，送弟妹上学。
       我拖着尚未发育的瘦小的身体，起早摸黑，挑粪耘禾、砍柴挖土。听说我退学在家，年迈的六叔公发怒了。他骂我没骨气，骂我母亲没脑筋，说一个半大孩子能做得了什么事情，说如果我父亲知道了，九泉之下也不安生。
       六叔公的话让母亲泪如泉涌。母亲向老人吐出了满肚苦水：“我一个半边妇娘供不起啊!”
       六叔公沉默了。傍晚，六叔公来到我家，他拿出一叠钞票，10块的、1块的、5角的，整整一包。在六叔公和故乡亲人七拼八凑的救助下，我得以完成学业。
       我是吃亲戚们的菜肴念完高中的。那只伴随我数年的竹罐，曾盛过他们从口中省下的多少黄豆肉干、咸鱼咸菜。这其中饱含着亲戚们多少憧憬希冀、仁爱纯良。
       我无法描绘自己当时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心情。在我临上大学报名的那日，母亲把几张字纸交给我，嘱咐我好好保管、时时翻阅。原来，母亲用自己拿惯了针线与犁耙的双手，凭着五十年代在扫盲学校学来的知识，歪歪斜斜地记录着让我感激到永远的件件往事：
       1980年10月7日，庙背二叔2元，牛皮豆炒辣椒一罐。
       1980年10月21日，黄家姨娘咸鱼一碗。
       母亲只记下她经手的钱物，而埋在我心灵深处的那本恩情账，则远非几张白纸可以列清。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在政府机关单位上班。从这时起，我开始领略到卑微身份的沉重。我没有背景，没有后门，那些使我跳出农门的父老乡亲一夜之间仿佛都成了我“飞黄腾达”的绊脚石。每每听到同事们公开议论某某的叔叔官至什么级别，某某的岳父是什么局长，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为减少歧视，我刻意模仿，让自己的举止言行像个都市人，外出办事时也竭力掩饰自己的出生地。他人问及我的籍贯，我常会含糊其辞。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我只希望故乡的亲人别来找我办事。因为，他们的出现不但是我身份的最真实的注释，他们也将与我一道蒙受某些人的鄙夷与责罚。可是，当我知道故乡人来到我栖身的这座城市办事，仅站在我办公的楼下注目片刻即默默离去时，我才知道，他们之所以这样，为的是不增添我的麻烦。他们深知我在外孤军奋战的艰辛，担心自己的出现会让我尴尬，担心自己被高楼里的我的同事小瞧。他们不忍心因自己的木讷而“连累”自己含辛茹苦培养出的大学生……
       1988年，我被一辆摩托车撞得失去知觉。肇事者仗着自己的姐夫是公安局的领导，而我又是一个毫无背景的小职员，在一片谴责声中勉强送我去医院后，丢下两百元入院费便扬长而去。我单位领导多次出面协调，那肇事者根本不理不睬，更谈不上赔礼道歉和承担医疗费。
       我的故乡亲人得知此事后，二叔率领十数名青壮汉子星夜搭车进城，到医院劝慰我后，想方设法打听到肇事者的住址。二叔想用这种方式唤醒肇事者的良知，告诉他我虽出身寒微，照样不可欺侮!“人生在世，不可仗势。你敬我一尺，我让你一丈!”二叔的话语掷地有声。感动了那位公安局的领导。当他表态会把事情处理得让双方满意时，二叔他们听后又满脸惭愧，谦卑地请领导原谅自己的粗莽，再三声明进城主要是看看自己的侄儿，说得知一个没爹的孩子被人欺侮，全村人都睡不着觉。
       这就是我的父老乡亲。
       1991年，我谈了一个女朋友，说到结婚一事时，女朋友的父母提出等我有了二室一厅的房子后再办手续。恰巧这时候单位集资建房，每户3万元。这数字对工薪阶层来说，有些吓人。我自惭形秽，把报名集资一事置于脑后，每日下班回到我那间阴暗的小屋，读读书、写写诗。
       一天，我下班回到房间，意外地看到六叔公坐在门口的台阶上。这位恩人见自己心中的状元郎竟住在这样一间狭小的房间，天真地问道：城里这么多高楼，没一问是你的?
       他突然说：能不能跟你们单位领导提提，你情况特殊，城里没有一个亲人，将来结婚生了孩子，一间房不够。当听我说单位正准备集资建房时，他顿觉精神百倍。这位曾决定过我命运的前辈哪里知道，这次的数字绝非我念书的学费那么容易凑齐。我告诉他每户须交3万元时，他沉默良久，问：一次交清?啥时候开始交钱?第一次交多少?
       我后悔告诉他实情，致使老人难过，增加他的心理负荷。
       接下来的事情简直难以置信。20天后，我先后收到3张大额汇款单。我一时成了同事们谈论的焦点。面对大伙的羡慕与祝贺，我疑窦丛生，正打算回家询问，母亲寄来了一封信：
       ……
       六叔公卖了猪婆猪仔1023元；
       大姨娘卖20根杉树、30斤茶油700元；
       庙背二叔卖木炭850元；
       姑夫卖土纸十担1480元；
       ……
       原来，为使我不被同事“看轻”，在城市中有块栖身之地，我的乡下亲戚又发起了一次空前的援助大行动。特别是六叔公，为了我，拖着带病的身子赶40里山路，忍痛把母猪及8只猪崽送到集市。还有我那庙背二叔，身居深山，年过70还每日“伐薪烧炭南山中”。850元，分分角角都饱蘸着老人的心血．老人的祝福。
       这就是我的父老乡亲。他们都不富有，甚至还没有摆脱贫困。可是为了我，为了他们心中的骄傲，他们节衣缩食、勒紧裤带，只差没有倾家荡产。
       这些年来，我日积月累，总算还清了亲戚们的钱款，可他们对我的那份情意，我即便肝脑涂地亦还不清一二。我是村里数百年来第一个大学生，是父老乡亲们精心培育出的献给城市的一束野花。我知道，我已不是单纯的我了，他们早已把我当成他们的门面、他们的希望!
       啊!父老乡亲……
       (邢子良、张德忠摘自《涉世之初》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