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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无依的流浪中寻找精神的支撑
       15岁那年，我向故乡——四川省合江县那个叫尧坝的地方挥手道别，开始为生存而流浪。
       我先到了贵阳，在那个歧视四川民工的地方，一干就是3年。我在钢材仓库里搞过搬运，在建筑工地上挑过沙石，在毫无安全保障的私营煤窑里挖过煤炭……沉重的钢筋压在我不满16岁的肩膀上，瘀血和血泡与我相伴相随。我抬着几百斤重的一筐石子朝高高的楼上攀爬，腿铅一般的沉，腰虾一般地弓起来……
       也就是在这样几近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我开始自学，晚上从三桥赶10多里去贵阳金筑大学听课。老实说，我的自学非常盲目，很多人对我的举动感到可笑乃至莫名的愤怒。而实际上那时候我也不明白我在干什么，我不知道自己是在无所依托的流浪生活里寻找某种精神支撑。
       17岁在贵州挖煤的日子，至今回想起来我还心有余悸。
       乡下的一位远房亲戚热情地迎接我，并很快地为我谋到了一份拉煤的工作。在那群赤裸着身子干活的矿工中，我的年纪和体格都显得单薄和赢弱。该下洞子了，我们各自将电石灯挂在“煤船子”上，弓着身子顺着挖空了煤炭的隧道爬行，走得急了，一不留神，就碰到低矮的石顶上，撞得头昏眼花。待“煤船子”装满了煤往外拖时，我又须四肢着地，脚蹬手爬。像牛拉犁、马拉车一样，随工友们拖着煤往外爬。有一次我落伍了。四周阴森森的没有人，忽明忽暗的灯光将巷道烘托得幽冥可怕，恐惧像水一般在我的四肢里浸漫。我大声呼喊谁的名字，没有谁应声。这时电石灯忽然熄灭，我感到自己真正地掉入了绝望的深渊!黑暗中仿佛有无数只长着眼睛的怪手向我伸过来，冷不丁会有一滴水或一粒小煤渣从顶上掉下，落在头顶或背上。我并不知道自己误入了早已废弃的坑道，那里被矿工们叫做“死亡通道”，数年之前因为塌方封洞死了几个人，就一直没谁敢去动它。摸索中我终于发现情况不妙：前方已经无路可走了。我惊出一身冷汗，赶紧掉头没命地往回逃。当我拉着一船煤稀里糊涂地回到挖煤工的面前时，对方惊奇地望着我问道：“你都死了一回了，还把煤拉回来干什么?”
       是啊，我将一船煤原封不动地拉回来干什么呢，我怎么才能将自己的内心体验说出口？……时至今日，我的双膝上还残留着一些大大小小的黑点——扎在皮肉里的煤渣。
       1988年，我走进了四川大凉山区奇寒的冬天，西昌市有我早年离家漂泊、而今日渐衰老的伯父。我在那个朴素的山区学做木工，并且打算找一个女人结婚，留在孤独的伯父身边。也就是那年夏天，《凉山文学》的编辑按稿子后边留下的地址找到我栖身的地方。我出工去了，邻居开始说没我这么一个人，想了想，又说会不会是那个外地娃?这使编辑感到意外和惊喜，他们想不到一个浪迹他乡的小木匠，竟有那样的文笔和丰富细腻的感情。他们一连为我发了两个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小说。
       为了生存，我把屈辱咬碎
       1990年2月2日，天没亮，我就爬上了一辆脏不拉叽的破车逃离广州，并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到了珠江三角洲一个偏远小镇——顺德市均安镇。太阳热乎乎地悬在天上。我穿着棉袄，背着背篓扛着包，走在均安繁华但陌生的街上，目光四处搜寻着那些面善的行人，因为我要问路。我手里攥着三姐写给我的信，信封上有三姐打工那家厂的地址。
       然而，不知是我古怪的打扮令人生疑，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问了几个人，人家都像遭遇歹徒一般拔腿就溜。在街上转了几个来回，我不免着急起来。为了省钱，早上我连东西都没吃。而这时候肚子里早吵开了，想放下行李买点什么填填肚子，又怕人生地不熟挨宰。我只想早点找到三姐，再找个地方睡一觉。
       眼看着中午就要过去了，我汗流浃背，焦躁之中终于明白过来，我何不找几个外地人问问呢?这时候，有两个打扮入时的妹子正笑哈哈地从我身边走过，那熟悉的乡音让我激动。我赶紧追过去向她们问路，那两个妹子上上下下地将我打量了一阵：“你找周小莲?你是她弟弟?”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她们说：“我们是一个厂的。”
       找到了三姐并不等于找到了工作。我刚想喘口气的时候，却从三姐那儿听来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大小工厂都不招男工，特别是四川男人。我那一颗还没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在半空中荡着秋千。
       当天下午，三姐便把姐夫叫过来，问他我的工作办得怎么样了。姐夫打工的那家厂工作辛苦但工资较高，三姐一直想把我弄进那家厂去打工。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工资高，想进那间厂打工的外来工不知有多少。那天姐夫找来一个广西打工仔——据说是车间主任的表弟。在他的“指引”下，三姐花钱在商场买了四川特产，让姐夫带着我去车间主任家拜年(那时正是春节)。
       我一直没想到找工作如此艰难。我的书生意气差点让我鸣锣收兵打道回府。我跟在姐夫后面跨进那个广东农民的大院，屈辱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但我必须忍住，我必须在南方找一份工作。因为，我此行的目的是挣一笔钱，为我那远在四川西昌的女友小萍建一幢房子，把她娶过门。小萍是我流浪西昌时认识的女朋友。为了爱情，我选择了远走南方。
       那一天是怎样从那个广东农民家里出来的，我几乎一无所知。心里那种说不出的难受已经完全控制了我的情绪和思维，我只知道紧接着，三姐就带我去了河西岸边一家破烂不堪的小旅店，以5元钱一天的价格把我暂时安顿下来。至于我的工作，那个当车间主任的广东农民回了一句话：“开工之后再说吧。”这句话对于我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因为他要接收的人，马上就可以点头。
       我在旅店里度日如年，不单单是因为那每天5块钱的房租，最糟的是一日三餐不知上哪儿解决，摸着兜里那几个钱进饭馆显然不大可能。惟一的指望，便是三姐在厂里偷偷煮了饭菜，再避过门卫。偷偷地提出来，而我呢，接过饭钵便蹲在
       厂门外含着眼泪狼吞虎咽。一边吃一边还担心被人看见，熟人看见自己的狼狈相倒还罢了，关键是不要让门卫和厂领导看到，不然，三姐就要“吃不了兜着走”。那时，倒春寒刚刚铺展开，我双手通红，捧着半钵冰冷的饭菜，体验着南方艰辛的生活。
       那些日子，我几乎把均安的大街小巷走了个遍，那些张贴于广告栏或电线杆上的各种广告，我都一张不漏地看下去。我需要一份工作。
       工厂都开工几天了，姐夫那边反馈过来信息：车间主任不答应接收我。与此同时，他却又招了不少民工进去，也多半是我的四川老乡，据说介绍人与车间主任关系非同一般。“你怎么这么没用?你……”姐夫几乎每一次都被三姐训斥得灰头灰脸，让我内疚得不行。
       我终于自作主张，进了一个私人开的铸造厂。我的工作是用沙打模。然后倒进铁水浇铸一些笨重的器件。一天下来灰头垢脸腰酸背痛，躺在河边的宿舍(实际上是八面透风的窝棚)里动弹不得。我咬着牙关，毕竟我不用花5元钱一晚住旅店了，毕竟，我不用再让三姐冒着风险给我送饭……我在这种妥帖中昏然入睡。
       一觉醒来我才发现我的行李包被谁打开了，衣服、书什么的，凌乱地甩在地上。我吓了一大跳，尽管我穷得一张角票都没有了，可我还是惊慌地叫出声来。
       听说宿舍里出了小偷，老板骑着摩托车过来。“有没有掉什么?”他问。我摇头，行李袋里除了书便是几件旧衣服，小偷没瞧上眼。我想起我的一些证件，吓了一跳，赶紧翻找。老板在一边看着，突然就对我来了兴趣。他伸手拿过我流浪贵阳时在金筑大学听课的一个听课证，见那上面有金筑大学的钢印，就以为我是大学生，惊奇得像发现了外星人似的。
       突然有一天傍晚，姐夫骑着他花了30块钱买来的烂单车把我驮到镇上去。他脸上的喜悦几乎可以让我感动一生。他对我和三姐说：“车间主任不答应，我一冒火就直接去找总经理，总经理叫你明天去看一下。”那一刻三姐高兴得差点跳起来，那种由衷的高兴同样可以让我感动一生!
       失去了爱情，再不能失去自己
       我那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就是将一些状如稀泥的东西灌进垫有毛毡的模具里，然后用液压机压干。夏天，车间里热得像蒸笼，一丝风也没有，汗水顺着脸往下淌，不时用衣袖抹抹，那张脸可就“五彩缤纷”了。实在受不了就开风扇，但呼呼一吹，灰尘四起，一天下来，满身满脸全是黑的，只有两颗眼珠黑白分明。而冬天更难受，每天用冷水洗毛毡，一双手上裂满口子，缠满胶布，一年四季都洗不干净，伸出去比叫化子的手还难看。
       艰辛的工作对于我没什么。为了那一幢房子，我节衣缩食，以往每日三餐的习惯已彻底更改为两餐。一个月下来，我瘦削的样子让三姐心疼得差点哭了。三姐开始用她那可怜的一点工资，隔三岔五地上街买些肉食，偷偷摸摸地做好，叫我和姐夫过去吃。三个相依为命的人在野外的草地上或路边，围在一起面对一两个颜色都不统一的瓷碗以及里边的“烧腊”或肥肉，那时，我们吃得多么辛酸而又幸福啊!
       就在这当口上，我那远在四川的女友向我下达了分手通知。我如遭雷击，很没风度地把那封信撕得粉碎!其实我明白，女友是城市人，而我只是四川省合江县尧坝乡的一个农民，一个流落他乡以打工为生的流浪汉。我撕心裂肺而又平静地接受了这么一个现实。那天晚上，这不幸的消息传到了三姐耳朵里。那时是夜里10点多，她顶着被扣钱罚款的压力从车间里跑出来，直到把我叫出厂门，见我好好的才松了一口气，说：“我怕你想不开自杀。”我也故作轻松地笑，我说你怎么会那么愚蠢呢?实际上，那时刻我心里早已泪雨滂沱。
       为了爱我才远走南方，可远走南方的我最终失去了爱情!
       为了忘却身体上的疲惫和清洗心灵的伤痛，我把自己沉没于创作中。除了必要睡眠时间，一有空，我就悄悄地拿起笔。几十个人的大宿舍里吵吵闹闹，我放下蚊帐，伏在床上看书写作，有几次太投入了，伏的时间太长，双肘及腿竟麻木得半天不能动弹。有时宿舍里实在太吵，我便跑出厂门，钻进那半人高的鱼草丛中去，将书稿铺在膝盖上写作。草丛里的小虫子特别多，它们一个劲往身上爬，没多会儿我浑身就痒得不行，有时一边写一边抓，住手时才发现身上抓得血淋淋的。有一次读书大约太忘情了，一场雨泼下来，我跑都跑不赢，结果连人带书和稿纸，全都湿透了，那本花5毛钱买来的方格稿纸作废了，让我心疼了好久。
       我发觉躲进草丛里也不是办法，便又回到宿舍，找几块砖头叠起来，伏在床沿上写。由于床架太低，腰痛得不行，而且人来人往，上上下下的，没法静下来，想来想去，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好地方——饭堂，那儿有大量桌凳。我努力克服害羞的毛病，壮胆去了饭堂，那可比宿舍和草丛中好多了。惟一的缺点就是蚊子太多，而且广东的长脚蚊子几乎天下无敌，一叮一个包，让人又痒又痛。那阵子，我几乎天天“挂彩”，伤痕累累。
       命运的马车终于拐了一个弯
       1991年6月，《佛山文艺》刊发了我的中篇小说《打工妹咏叹调》，那个充满挣扎意味的小说出人意料地在打工部落中引起强烈反响(多年之后被评论家列为“打工文学”代表作之一)，为我铺下了闯入南方文坛的第一块砖。谁都在说那个小说，可谁知道那个小说是我边写边哭创作出来的?又有谁知道写那个小说的过程中，我身上被蚊子吸了多少血咬了多少包?那时我还没听说过“打工文学”这个名词，直到3年之后自己被划入“打工作家”行列，才明白当年自己的那个小说实际上代表了一种精神——打工精神。
       希望的曙光乍隐乍现，我不声不响地迎来了人生转折。1994年5月里的一天，太阳毒得很，中山市《香山报》的广东大姐林凤群打电话给我，说中山人民广播电台招聘记者，叫我去试一试。做记者?那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啊!但我不想放弃这么一个机会，我抱着行就行不行拉倒的心态去了中山。我甚至连10多块钱的车费都舍不得，踩了3个多小时的单车汗流浃背赶到中山。中山人民广播电台3个台长听说一个四川打工仔来应聘记者，奇怪之余十分重视，亲自出来面试。短短10来分钟，我紧张得衬衣后背湿了一大片。末了，因为没有招民工为记者的先例，台长让我先回均安，等候消息。我想这次应聘肯定没戏了，我依然在厂里老老实实地干活。
       谁知不久，电台的一名副台长打电话给我，叫我交接好原先的工作过去上班。
       5月13日，我从工厂流水线上走出来。跨入了新闻界，从此开始了另一种人生。
       同年，我获得广东青年文学最高奖项——新人新作奖，光荣出席广东省第五届作家代表大会，并被广东省作协破格吸收为惟一一名没有广东“绿卡”的会员。1994年，中山市人民政府特许我为中山市市民。
       转眼又是几年，当1999年的钟声敲响时。我的个人小说专集《周崇贤文集》一套8册正式出版。站在28岁的起跑线上，也许，正是人生中诸多的苦难造就了我的今天。站在温暖的南方，我的心里只有一句话：感谢苦难，感谢苦难中我永不倒下的身躯和意志。
       (周建国摘自《涉世之初》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