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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991年9月1日，对我来说是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那是新学年的第一天，那一天我失学了。
       原因很简单，家里没钱供我上学。
       那年夏天家乡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侵袭，暴风雨过后，房倒屋塌，已经长到一米高的玉米秆像被机枪扫过一样齐刷刷地躺在水里。家里惟一的劳动力一父亲因患中风已半年没有下炕了，医疗费花去近万元，我和弟弟妹妹上学又要一笔钱，面对如此窘境，我别无选择。当我向母亲提出辍学的想法时，母亲一愣：“你是尖子生，来年就考大学了，怎能说退学就退学?没钱，妈出去想办法!”
       母亲没吃早饭便出发了，直到傍晚才垂头丧气地回来。望着母亲肿得像核桃一样的眼睛，我明白了一切。我知道母亲一定又红着脸挨家挨户磨破了嘴皮去借去讨也没有人大发慈悲肯施舍半个子儿。也难怪，那时人人自危，哪个顾得了你是死是活。更何况我家已是债台高筑，谁会那么傻把钱往火坑里填呢?
       “妈，您别上火，我已不是小孩子了，这个家我来养！”
       就这样。18岁的我瘦弱的肩膀开始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我想到了赚钱的办法——刨树根卖钱。
       村里的树每隔三两年便砍伐一次。每年都有人上山刨回树根晾干后到镇里去卖。那时村里人在忙着重建家园，我正好可以抓紧机会捷足先登。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推着手推车带上工具上山了。我先用斧头像砍柴一样把地面上一尺来高的树桩劈成几瓣，然后再用大镐往下继续刨树根。经洪水洗礼过的土地又黏又重，挖起来很费力。小树根还好说，三下五除二便可以挖出来，若碰上一棵大的可就难了，有时往往要挖一米多深的坑才能刨出来。新出土的树根湿乎乎很重，我一个人拖不动，只好用斧头费力地将树根砍成小块，再一块块地捡出来。一天下来，双手满是血泡。大镐刨到坚硬而有弹性的湿树根上，震得我虎口发麻，磨破皮的水泡被汗水一浸钻心地痛。晚上回到家来不及脱去衣服一头栽到炕上便已是鼾声如雷。第二天早上起来浑身酸痛，胳膊腿似有千斤重。
       有一次当我刨一个大树根时，由于用力过大，镐把震断了，镐头一下子飞向高空接着又重重地砸在我左肩上，刀口像小孩裂开的嘴唇一样翻开，汩汩地往外流着血，到村卫生所整整缝了五针。母亲抚摸着我被烈日晒得褪了几层皮的黝黑的脊背，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砸得我的心好痛。
       母亲叫我停下来，我固执地摇了摇头。第二天，母亲便放下躺在炕上的父亲跟我一起上山了。
       就这样，我们母子二人一大清早便带着玉米面饼和一大壶水出去。太阳落山了再拉着一车树根回来，大约两个月时间。我家门前便堆起2500多公斤木柴，送到镇酒厂卖了310块钱。握着有生以来第一次赚来的血汗钱，我心里好激动。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五口人破天荒地吃了一顿红焖肉。
       吃过晚饭，母亲说：“儿呀，妈给你剪剪头吧，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
       好久没有照镜子了，望着镜中陌生的又黑又瘦俨然一个地道农民的我，泪水一下子涌了上来，但同时我心中又升起一股自豪感——我这双握了十几年笔杆纤弱的手抡起大镐来同样能虎虎生风!
       后来上山刨树根的人越来越多，木柴的价格也降下来。僧多粥少，我决定不跟他们凑那个热闹。
       当我陷入困惑中时，远在深圳打工的表哥的来信使我重新振作起来。他得知我失学的消息后很难过，还说如果在家里没事做就来深圳打工吧。
       第二天一早，我便匆匆背起简单的行囊含泪告别父母，登上一列南下的火车。临行时母亲塞给我10个热乎乎的大鸡蛋，还有我们卖柴挣的300元钱。
       二
       几经辗转，第三天我才抵达深圳。伫立街头，仰望以前只有在电视中才能看到的一幢幢高耸云霄的摩天大楼，我这个刚刚走出穷山沟的农家子弟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惊叹不已，在艳羡的同时心底又掠过一丝莫名的茫然和悲哀。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我还可以读书，凭我的成绩第二年完全有望考取一所重点大学，实现我多年的梦想。而那一刻，我仿佛是茫茫大海中一只迷失方向的小船任凭风吹浪打，不知何处才是我的归宿。我真的不甘心啊!
       表哥要带我玩几天，可我却没有心情，我知道自己来深圳的目的——我需要钱!
       经表哥介绍，我进了一家台资塑胶厂，经过两天培训后成了车间流水线上的一名工人。那是一家有1000多人的大厂，管理极为严格，上下班打卡，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没有假期。课长整天有事没事地倒背着手瞪着一双恶狠狠的鹰眼在车间里巡视，发现哪个有开小差之嫌便一通喝斥，稍有反抗立刻被炒掉。工友们个个小心翼翼，不敢有半点懈怠。我因为在工人中学历较高，做事勤快且肯于钻研，试用期一满就被任命为班长，工资也上调到每月350元。
       记得发工资那天，同宿舍的工友们下班后都去外面小店里面喝酒了，而我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拿着工资袋便二路飞奔到邮局，我想像着父母接到汇款单时的喜悦之情，因为这300元钱同我在家卖树根时赚的血汗钱不同，从此我每月都可以固定寄给家一些钱，我可以养一个家了!
       在我们厂打工的大多来自四川、湖南、江西等附近省份，而且多为女工。她们出来打几年工年纪稍大一点就要回去。即使不想回去老板也会炒掉你，因为每天工厂门口都有一大堆南下的打工仔来觅工，老板绝对不愁没人给他干活。这样工人在老板眼中的地位可想而知了。一次，一个女工生病想请假，可因为当时正在赶一批货，组长没给假，那个女工勉强支撑着进了车间，结果昏昏沉沉的她在操作时一不小心右手卷进了传送带，四根手指齐刷刷掉下来。事后厂里将责任全部推到女工身上，没赔一分钱。女工因没钱医治伤口日渐恶化，面对厂里如此态度工人们却敢怒而不敢言。见此情景我气愤不过，向报社和劳动局分别写了求救信，最后迫于各方面压力老板不得不妥协，赔偿了女工的全部医疗费及生活费。不幸就像敞开大门随时到来的不速之客一样让你避之犹恐不及，不知怎么老板知道了我的所作所为，半个月后我被无故辞退。
       那一天是1992年10月20日，我到那家工厂打工还不满一年时间。
       从此我将告别车间机器震耳的轰鸣，告别流水线上手忙脚乱的日日夜夜。伫立在深圳街头，眼前涌动着如潮的车流人海，我真的成了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
       三
       当时我手头钱已不多，表哥又去了东莞，在深圳最便宜的旅店每天也要20元，住不起店的我只好背起铺盖卷到盲流乞丐云集的立交桥底过夜。我每天马不停蹄地去人才市场、职业介绍所找工作，我不想再去外企打工受气，但应聘别的工作又因学历太低而一次次碰壁。我每天啃着7毛钱一袋的方便面，焦急
       地等待着机遇的垂青。10天后终于有一家广告公司同意我去面试，或许是我的故事感动了经理，他答应给我三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间无底薪，但包吃住，每接到一个单提成10％。
       第一次跑业务我没有一点经验，每到一家公司门口，我总是像做贼似地徘徊好久才敢进去，当保安或总台小姐拦住我问有什么事时，我立刻紧张得脸红脖子粗，本来背得滚瓜烂熟的开场白一下子也忘到九霄云外。第一天我拜访了六家公司六次被轰出来。一个老板的面都没见到，更不用说谈什么业务了。
       我沮丧地回到宿舍，一边虚心地向老业务员请教，一边考虑着明天的战略。
       第二天我没有急于去拜访客户，而是先找来一本电话号码簿以新客户联系业务的名义向一家家公司打电话，通过这种方式我了解了一些公司的情况以及老总的名字。接下来我又一狠心花了150元钱买了一套衬衫领带，精心打扮一番后便出发了。这回保安或总台小姐见到风度翩翩的我时不再板起面孔，而是笑脸相迎：“请问先生找哪位?”“我和×老板约好了要洽谈一笔业务。”我故作姿态地答道。“请进!”
       没费多少口舌，我顺利地闯过第一关。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有了良好的开端，便预示着成功已向我招手了。
       后来的进展果然十分顺利。结果那天我收获不小，拜访的十家客户中有两家有初步合作意向。从此，每天鹏城的大街小巷都会出现一个嚼着面包步履匆匆的年轻人。我整天乐此不疲地像日本鬼子大扫荡一样从罗湖区到宝安区对一家家公司进行地毯式轰炸，缩小着包围圈，虽然吃了不少苦，但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更加口齿伶俐，从容不迫。回访的客户也越来越多。
       我第一次签单的情景至今想来依然历历在目。
       那天一大早，当我从印刷厂取回菲林时忽然下起瓢泼大雨，我没有带雨伞，急忙躲进附近一家商店避雨。那条路很偏僻，等了好久也不见巴士来，雨越下越大，我已和客户约好11点送菲林，这是一个大客户。绝不能失约，想到这儿我毫不犹豫地冲进雨中。
       当我气喘吁吁地赶到那家公司时。浑身湿透。经理见我落汤鸡般模样，笑着说：“既然下这么大雨，就不用急着送来嘛!”
       “在深圳时间就是金钱，我不能失约影响您的工作。×总，这是菲林，您看效果如何?”
       “很好很好，我们生意人最讲究的就是诚实信用。苏先生，我相信你。”他说着大笔一挥，在合同书上签下了4万元的广告费。
       “谢谢!”那一刻，我激动得差点儿跳起来。4万元意味着我可以有4000元的提成——相当于我在台资厂一年的收入啊!初涉广告业，我便以我的诚恳赢得了客户的信赖。
       当然我并非总那么幸运，有时两个月都接不到一个单。做广告业务竞争力大，很辛苦，有一次差点在车祸中失去双腿。我每天顶着炎炎烈日四处奔波，不知忍受了多少人的白眼和歧视，有时为了一个单我不得不抛弃自尊逮住客户一次次拜访死磨硬泡。做业务很锻炼人，我要学会和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据说世界上很多大富豪白手起家时都是从业务员做起的。我不停地给自己订立目标，又不停地鼓励自己。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又连续拉了几个单，到1993年10月已赚到2万元。
       在一次表彰会上，经理对我大加赞扬一番，说我是公司创立以来最优秀的业务员，并有意提拔我任业务部经理，我却谢绝了他的好意。
       虽然在物质上我日渐丰富，可赚钱就是我追求的终极目标吗?每每奔走于繁华热闹的都市，出入于宽敞幽雅的写字楼，我都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卑微。华灯初放，我孤独地在街头踽踽独行，心里如同扑朔迷离的霓虹灯一样空虚浮躁。当时广告业务越来越难做，我不想就那样过一辈子飘摇不定的生活，做金钱的奴隶。
       在深圳那样一个高消费城市，要想寻求更大的发展没有学历和知识是不行的。如果说两年前考大学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的话，那么如今我已有足够的能力去实现我的梦想。
       四
       于是我毅然辞掉了工作，返回家乡，重新走进课堂捧起久违的书本。经过近两年的漂泊，我似乎比同龄人成熟了许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每天起五更睡半夜刻苦攻读。苍天不负有心人，1993年8月中旬，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翩然而至。手捧通知书，两行热泪禁不住喷涌而出。
       大学毕业后，我重新踏上特区这片曾经让我欢喜让我忧的热土。与四年前不同的是，我成了一名白领，不用再露宿街头，也不用再啃方便面度日，但我并没有满足现状，一年后又考入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回想这几年打工求学的经历，我承受最多的是苦难，但我没有被苦难吓倒。如果说生活就像茫茫无际的大海，那么我则是汪洋，中的一条船。我始终坚信不管前面顺流逆流，只要扬起信念的风帆，挥动拼搏的双桨，就能够征服一个个恶浪险滩，到达理想的彼岸。
       (张学国摘自《黄金时代》199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