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孔子讲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话，以众星绕北极运行的天象比喻君王治术；《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娅，以象天明”，把君臣父子的人伦秩序和宇宙秩序相提并论，以人伦附会星象。古人这样类比的目的在于说明人伦秩序和宇宙秩序一样，是神圣而永恒的。对二者的这种敬畏是古人所有天文历法知识生长的原点，所以从一开始就与“傲慢”地宣称以攫取宇宙奥秘为目的的现代天文学差距甚远，台湾地区中研院院士黄一农先生的研究正是致力于还原天文在古人心目中的真实面貌，追索其与当时社会文化政治的密切互动，并将这一取径的研究称为“社会天文学史”。这本《社会天文学史十讲》在学科交叉点上找到了学术的“生长点”，在探求古代天文的人文维度上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黄先生通过星占和择日这两个视角来切入问题，在他的研究视野中，天文历法作为一种知识在古代社会不同层面上具有不同的形态。由于不同层面关注问题的重点不一样，不同阶层的人抱着不同的初始目的切人对天文历法知识的理解，他们只是选取这种知识中对他们最“有用”的部分，结合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要达到的目的，发展出天文历法在这一层面的知识形态，并与社会生活产生密切的互动，这就是所谓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的。社会形态学”。这种不同层面上的不同知识形态是人们建构关于生活世界的时空表象(representation)的结果：人们生活在世界上，必然要求面对一个可以理解的世界，只有面对一个可以理解的世界，人们的观念、行为才可以避免疯狂和无序；如果人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可理解的世界中，那么观念和行为都将变得不可预期，合作与交流不可能实现，人类社会就失去存在的基础。天文历法就是对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时间、空间做出规定，建构起理解这个世界的最基本坐标。
       无论宏伟的政治抱负还是普通的日常生活，都是在时空坐标的预设中展开的。从王朝政治的层面讲，世俗世界权力结构和秩序安排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这种预设上面，自上古时代起，古人就从星空的运行中寻找世俗权力的基础，并力图证明世俗权力是这种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和日月运行、四季更替一样是上天意志的表现，以此神化世俗权力，从而建立起一套解释宇宙生成演变，论证世俗权力合理性的政治神学。从生活日用的层面讲，不同民族都有认识、划分时空的方式，借此建立起生活的坐标，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可预知的、可理解的世界。《社会天文学史十讲》中的星占和择日就对应这两个层面的知识。
       星占：王朝政治层面的天文历法知识
       皇帝关注的是天象、正朔所表现出来的天命归依、皇帝权威、王朝安危、战争胜负等问题，这些由王朝占星术和布告正朔这两种方式提供一种解答，这是天文历法在帝国政治层面表现出来的知识形态的特点。帝王是上天意志的代表，其权力的神圣性、合法性都源于上天神授，帝王与上天以天人感应的方式建立交流联系，天象就是上天意志的表征，天象的变化代表了帝王自上天获得的神圣权力的拥有或丧失，天象还时时以祥瑞或灾异昭示帝王施政中的得先朝廷建立专门的机构观测天象，解释星象，以理解上天的意志。帝王每年颁布历法，规定正朔，表明帝王拥有代表上天宣布时间节律的权力，并在这种时间节律的重要时间点，如冬至、元正等，每年进行祭祀天地的仪式，不断确认帝王与上天的联系。同时，通过将皇帝生日、忌日(圣节、国忌)编排到历法中，王朝政治性的特殊日子由此纳入时间编排体系，成为神圣宇宙规律的一部分。普天之下都要依照王朝历法所制定的时间节奏进行生产生活，并依靠文治武功将王朝历法推行远方，奉正朔成为王朝治权实现的重要标志。这使天文历法在王朝政治的层面上表现为一种政治神学的知识形态。
       天文历法首先提供了王朝合法性以及皇权至上的天命理由，在天人感应的观念下，每当新王朝建立都要从天象中寻求新朝取代旧朝的天命合法性，天象代表上天意志，表明新朝的合法性来源于上天意志，是天命所归。历代的王朝更替都与天象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无论是新旧王朝更替中的舆论声势，还是后来对这一事件的历史书写，无不关注当时的天象。比如五星聚天象，它是指五大行星从地上观测在天上相去不远地排成一线，要求在三十三度范围以内，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天文现象，古代星占认为五星聚是改朝换代的征兆，武王伐纣、齐桓称霸、汉朝兴起、安史之乱、宋朝建立等许多王朝更替事件都与五星聚相附会，但据黄一农研究，从公元前二○○○年到公元二○○○年的四千年中，可以肉眼观测到的五星聚仅四十次，而汉初至清观测条件最佳的十六次五星聚未见纪录，而纪录的十三次很多肉眼无法观测，或位置超过三十度。古代天象能否载入史册，不仅是一个观测技术的问题，更要服从政治需要。公元前一八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五星在七度内，吕后临朝；公元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六度以内，此后几天韦后杀中宗。由于政治原因，这两次可见的五星聚天象均未见记载。
       古代世界人们关于世界的认识中，天象运行是上天意志的表现，与世俗政治紧密相关，天变是古代政治的一个强大塑造力量，政治格局与政治运作都会受到天变的影响，政治运作中人们巧妙地运用天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各派势力都借助天变来打击对手，争夺权力，甚至不惜编造并不存在的假天象来达到目的。黄一农的研究表明历代文献中的二十三次荧惑守心纪录经验证其中十七次均不曾发生，而自西汉以来实际应发生的近四十次荧惑守心却多未见记载。汉成帝绥和二年迫使丞相翟方进自杀的荧惑守心天象，据黄一农的研究就是当时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伪造的一个天象。王朝星占中隐瞒天象和伪造天象使天文对政治的影响变得非常复杂，黄先生对五星聚、荧惑守心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天文与政治的关系无疑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
       择日：民间层面的天文历法知识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天文历法知识就是他们生活日用中趋吉避凶的择日选择之术，这在今天被认为是迷信和术数的东西，其中反映了人们对生存世界的不确定性的焦虑，是支配当时人们行为的重要观念。复杂的择日术，是希望选择恰当的时间、恰当的空间去做恰当的事情，以消除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敦煌遗书P．3403雍熙三年具注历序中就有告诫人们谨慎择日的话：“愚人起造择星历，凶日害主阎罗责；即招使者唤君来，铜枷铁杖棒君脊。”择日选择术从先秦到当代，一直顽强地存在于民间社会，并发展为一整套庞杂的知识和信仰，寄托了人们最质朴的愿望，从中我们接触到了各个时代人们内心世界中最真实的焦虑和愿望，而正是这些焦虑和愿望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个时代人们的生活。黄先生收集了两百余种清以前刊印的历日和通书，清理了其中神煞体系和历书形式的变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生动的以术数为特点的民间天文学的世界，以及从中折射出的当时人们的生活与信仰。
       黄先生研究尹湾汉墓简牍时发现其中有大量涉及择日术的内容，墓主人师饶为东海郡功曹吏，可能由于经常“出差”，选择吉日出行就很必
       要，所以墓中有一组指导出行择日的《行道吉凶》竹简。有意思的是，从师饶的日程记录来看，他的出行也并非全部依照择日术，这可能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的缘故吧。其实，民间择日之术源远流长，尚可向前追溯到睡虎地秦简《日书》、云梦秦简《日书》、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等出土文献。民间择日传统一直在古代社会中流传并随时代而变化发展，唐宋时期由于印刷术的发展，政府每年印制历日出售，民间也有大量私印，其中每日之下已有许多行事宜忌的铺注，称为“具注历”；敦煌遗书的“具注历”于每日之下详记神煞、宜忌，反映唐宋时代民间择日的习俗。宋元之际出现了发明皇历隐微，解释择日术的总结性百科全书式的择日著作——《通书》，如元代临江宋鲁珍所编《通书》、金溪何士泰《历法》以及佚名《新刊阴阳宝鉴克择通书》都属于此类，它们作为一种草根的知识，在民间社会传承不绝。具注历和通书除了择选黄道吉日外，同时也是当时民间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有大量篇幅介绍作为那个时代的人应付生活所应具有的许多基本常识和“实用技术”。元代的《通书》就有教人如何在行船贩运中通过占候风云预测天气，如何防火防盗等内容；甚至细到有教人如何选购一只好猫的“相猫儿法”，在哪些日子买猫才吉利的“纳猫吉日”、“取猫吉日”，如何写一份具有巫术意义的“猫儿契式”等等。从中可以挖掘出不少当时民间生活的细节，这些细节提供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最生动的社会生活场景。黄先生收集了清代以前的选择文献包括历日、通书两百余种，从这些很少为人注意的材料中，读出了生动的历史画卷。
       历日、通书既然是民间生活日用的东西，就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和感情贴得最近，社会变迁对人们观念、行为的影响很快就会折射到当时刊行的历日和通书上，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我身边有几本随便从成都街边买来的民间刊行二○○六年丙戌年历日，现在人们称之为老皇历，其实就相当于古代民间私印的所谓“小历”，敦煌出土的历书多数就属于这种小历。其中包括年神方位图、每日宜忌、人神所在等延续了千年之久的内容，它们与敦煌、黑水出土的唐宋历日在格式和内容上基本相同，这实在令人感叹我们传统延续的力度。有一本成都当地印行的二○○六年《天星解明历书》，封面上醒目地印有“成都老店三元堂”字样，这是以老店品牌来吸引人，与敦煌遗书唐中和二年历日上印的“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日”是同一种商业策略，唐代成都印制输入敦煌的“樊赏家历日”和今天“三元堂”的历书同样都是民间小历，千年以后当地仍在印制销售。其中有出门打工吉日精选，又有麻将方位图(指导人们在打麻将时某天要坐某个方向，手气才好)，旁边却又写有“严禁赌博”，这些肯定是“与时俱进”的内容了，既是当代各种民间“实用技术”之一斑，也反映了近二十年基层社会生活的变化。
       天文历法知识在古代社会不同层面上所具有的两种知识形态，这其实更多是一种便于研究方便而划分的理论类型。王朝层面的天文知识和民间层面的天文知识相当于社会文化中精英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草根小传统(1ittle tradition)的关系，这两种类型并非是截然对立的，相反，我们在实践中更多地看到不同层面知识形态间的影响、互渗和衍生，形成远比理论类型更为复杂的情况，我们的研究既要注意到不同知识形态间的区别，也要注意考察不同知识形态间的相互影响、渗透。一方面，帝王对民间颁定历法，要求民间遵守朝廷颁定的时间节律，以此作为王朝治权实现的象征；另一方面，择日选择是长久积淀形成的一种民族文化心理，朝廷也深受这种源于民间的传统的影响，宋代太史局的职责之一就是“凡祀、冠、婚、丧、葬则择所用日”。皇帝结婚也像民间一样要择吉选日、考究干支冲和以定婚姻吉凶，元祐六年八月，哲宗娶后，在选择上因阴阳避忌而迟迟不定，吕大防上书：“昨曾诰及勘婚一事，臣等寻于秘书省取索见行文字看详，多是民间俗礼，恐国家大礼难以尽依据，莫若择所系至重者，即回避其余，小有拘忌似可除去。”吕大防所言民间俗礼大概就是敦煌遗书乾符四年具注历所录《吕才嫁娶图》用干合、三合、支德合、六合以及属相六冲等来卜嫁娶吉凶一类占卜术。择日传统甚至影响到国家祭祀礼仪，皇祐三年太常寺王洙提到太庙荐新，随时宜而进，本不择日，受择日传统影响也择日而进，往往耽搁数日，导致所进新物损败。
       另外，民间刊行的历日通书借助中央或官方的名头来抬高的身份也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了。敦煌历书虽然赫然写着中原王朝的年号，其实多数是当地自行印制的“小历”，S．0612《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应天具注历》，正文首书“大宋国”，下面写有“王文坦请司天台官本勘定大本历日”，中原王朝和官方司天机构在偏于西北一隅的敦煌也是极有号召力的。黄一农发现，民间选择家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往往将其术业渊源与钦天监联系，明末以出版《造葬全书》出名的东莞人刘杰就声称自己曾在论学中折服被明廷聘入历局修历的耶稣会士庞迪莪，而其孙辈又称刘杰的家学源自其先太祖在翰林院修国史时所获见钦天监秘本，其实这些渊源有可能是刘氏子孙编造出来的。民国时期，福建洪氏继成堂编制的通书在痛诋其他通书谬误时，不忘强调自己的推算和中央观象台完全一致。我手边这本坊间所印《2006年广东罗氏狗年精选》的通书，封面上就赫然印着“南京天文台校对本”，我想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作为官方的科研机构，恐怕没有编制“迷信”通书的业务吧，民间通书编撰者明显将其想象为古代的司天台或钦天监了。
       无论是星占还是择日，黄一农的研究为我们保留了中国文明流传已久，却又行将消失的理解时空的独特方式。天文历法包含了对时间、空间的基本理解和划分，是一个时代或一种文明认知世界的最基本预设，诸多的关于世界的知识都建立在这一基本架构之上。可能由于这一预设太过基本，人们往往理所当然地认为时空本来就如我们所感知的那样，完全意识不到时空标准以及对时空的感受都是文化决定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对时间的认知是不同的。中国自商代就有完善的六十干支为周期的记日法，一直沿用至今。南美阿兹特克人每隔一百零四年，他们时间体系中的四个时间周期就会重合在一起，这时阿兹特克人认为宇宙已完成了一个周期，灾难即将降临。这一神圣时间点上，祭司们热切地向天空寻觅，期望看到昴星团运行到天空正中，给他们带来新周期将开始，世界将继续存在的消息。阿兹特克人对时间、星象的理解在当代人看来确实有点匪夷所思。其实，不同文明对时空的不同理解和描述是一种相对比较主观的东西，即所谓关于世界的表象，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混杂着不少迷信、谬误的表象决定的。格尔兹在爪哇做田野调查时，一个爪哇农妇向他讲述“蛇日”禁忌，而他却怀疑蛇日的存在，农妇反驳：你能看见星期二吗?这个故事说明，不同的文化拥有不同的划分时间、感知时间的方式，这是“地方性知识”(localknowledge)决定的，况且在符号的层面，西方的星期二确实并不比土著的
       蛇日更优越。
       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伟大成功之一就是消灭了不同文化对时间多元性的理解，取得了为时间命名的权力。基督教文明以上帝创世的公元前四○○四年为时间起点，以耶稣基督诞生划分公元前后，以末日审判作为时间终点的矢量式的时间观念只是特有文化的产物，古代中国、古代印度还有与此截然不同的循环式的时间观念，但随着近代西方文明在全球范围的扩展，这种矢量式时间观念也同步取得支配地位，成为世界范围内强制校订的唯一“正确”的时间标准，所有政治经济活动和对历史的描述无一例外采用这一标准，这是全球化得以展开的一个时间原点。你可以痛斥帝国主义的文化经济侵略，但你很难拒绝用公元某某年来标注时间，这就是原点的力量。假如一个宋代士大夫通过时间隧道来到今天的世界，令他最为惊悚的恐怕不是汽车、高楼或计算机，而是我们采用的公元纪年和公历，这在古代是个生死攸关的严肃问题，叫做“奉正朔”。
       黄一农是正统学物理学出身，又曾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天文研究，他从理转文，跌宕史林，以人文的视角来观照科学，独辟蹊径的研究给我们带来一个认识古代天文和社会关系的全新视野，这种在学科交叉点上产生的成果是发人深思和充满启迪的。作为一种知识的古代天文历法在不同层面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特点，并与不同层面的其他知识相结合，衍生出一种贯穿社会诸多层面、边界模糊的“知识”，这与我们现代科学分科体系下作为一级学科的天文学——这种研究范围、方法、目的都界定得非常清楚的现代“学科”，具有很大的不同。但正是现代天文学提供的观念往往成为我们古代天文史研究的一种预设，诸多有用的信息，或因与寻找现代天文学萌芽无关，或因有“迷信”因素而被丢弃，这样的研究无法提供给我们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真实、完整的面貌。其实，以现代科学研究眼光看来非常重要，并给予密切关注的天文历法的具体推算技术，在古代知识体系中事实上是很边缘的东西，士大夫将其视为星翁历生的小术。古代皇帝关注的是天象预示的天命，士大夫关注的是借助天文研究体悟的天道与心性的神秘统一，这些古代天文历法知识中的“主流问题”以现代观念看却又属于迷信和牵强附会。这是由于古人与今人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二者看问题的背景和焦点都不一样，如果主观地以现代观念去解读古人就会造成许多“误读”和“盲点”。黄先生这里提倡的“还原”就是把古代天文历法作为一种知识还原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具体语境中，揭示古代天文历法在当时政治、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与社会政治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取径的研究应该是辉格式科学史(Whig history)的一剂解毒剂。不要忘记，即使在诞生现代科学的西方，即使像第谷、开普勒这样可以跻身最伟大天文学家行列的人，在当时赖以谋生的手段却是占星术，所以开普勒曾自嘲地说：“如果占星术女儿不去挣钱，那么天文学母亲准会饿死。”
       二○○九月十三日一稿、十二月七日二稿于川大北苑
       (《社会天文学史十讲》，黄一农著，复旦大学出版社二○○四年十二月版，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