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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岁的上海青年徐枫做梦也没有想到，他那个原本端得牢牢的给厂长开车的饭碗，竟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失去!这天，是1998年11月17日。
       几乎所有见过徐枫的人都有一个印象：这是一个非常老实的小伙子。职校毕业后，徐枫在家待了一年，后来考了张驾照，进出租汽车公司去挣钱。徐枫老实巴交只管开车，两年开下来。对上海全市所有的大街小巷都了如指掌。1996年，一个乘客在包了他一天车后，对他的技术、地理熟悉程度尤其是老实极为满意，把他介绍给朋友开专车。那个朋友，就是现在辞退徐枫的厂长。
       1998年11月15日，星期日。徐枫所在的企业举行了一次“产品销售预测恳谈会”。这是为了拉拢那些对本企业有用的一些关系户的一种手法。所谓“恳谈”，实际上就是吃吃喝喝，唱歌跳舞，临末带上一包礼品回家。厂里事先准备了十几辆小车，拼凑成一支迎宾车队。主管接待的副厂长专门对谁的车接谁作了明确的安排，徐枫开的是厂长坐的“皇冠”车，比较上档次，就被安排接送“得福莱公司”的销售总监托姆·克里福德。“得福莱公司”是英国得福莱财团在上海开的一家独资公司，和徐枫所在的那家企业有着密切的业务关系，郁厂长十分看重和该公司的关系，事先亲自叮嘱徐枫：必须好生接待托姆·克里福德先生，不能有一分半毫的闪失，否则就有可能跑掉了以后的生意。徐枫自是诺诺连声，心里比厂长还要紧张10倍。
       11月15日上午，徐枫花了3个小时把“皇冠”车里里外外都检查并擦试了一番，想想此番是要去接外国人的，得顾及国家形象，便又自己掏钱去买了小幅五星红旗，拴在车头两侧的旗杆上。
       下午，徐枫把车开到厂里转了一圈，郁厂长见了大为高兴。3点钟，徐枫把车开出单位，前往托姆·克里福德所在的西郊公寓，把那位风度翩翩的总监先生接到开会地点。
       几小时无话，到“恳谈会”结束的时候，送客的车有一辆临时出了点麻烦。副厂长安排徐枫送托姆·克里福德先生返回后，再把一位姓乔的客人送回浦东家中。考虑到徐枫这样一跑，回来时已经很晚了，副厂长就叫他直接把车开回家去，这边另外安排车送厂长。
       次日上午，徐枫和平时一样把车开到厂长家去，把郁厂长接往单位。路上，郁厂长还就昨天徐枫的表现表扬了他。并说自己不久要换一辆“奔驰”了，打算还让徐枫开，徐枫心里美滋滋的。没想到不到1小时就风云突变——9时许，郁厂长派人叫徐枫去厂长室。他刚踏进门，那郁厂长便虎着脸问道：“昨晚你做过什么亏心事没有?”
       徐枫被问得莫名其妙，他本来就老实巴交，不善于说话，心里又有点害怕，话就说不出来了，只是摇头。徐枫的神态令郁厂长大起疑心，一个电话叫来保卫科长把徐枫带走了。
       保卫科长对徐枫的印象一向很好，所以很耐心地和他进行了谈话。徐枫这才知道，原来，“得福莱公司”的那位总监先生今天早晨打来电话，说他昨夜把“恳谈会”赠送的礼品忘在车上了。这样，厂方就认为礼品被徐枫私拿占为己有了。保卫科长现在和徐枫谈话，就是要徐枫把礼品拿出来。他强调：“你以前一贯很老实的，这次是偶然行为，郁厂长说了，只要把礼品退回来，有一个口头认识，这事就算完了，你还是开你的车。”
       此事对于徐枫来说。不啻晴天霹雳，他一下子懵了，急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愣了一阵竟“呜呜”地哭了起来。这一哭，倒弄得保卫科长没谱了，只好让他回自己的小车班去，冷静冷静再来谈。徐枫没有拿过托姆·克里福德的礼品，再冷静也没法承认的，他再去见保卫科长时说明了这一点。对方没说什么，只是叹气。
       次日，徐枫接到了一纸被解雇的通知。
       2
       徐枫性格内向，对被蒙冤解雇一事，徒然忿忿却难于表达。照道理来说，他是可以向劳动仲裁部门或者法院提出申诉、诉讼的，但他不懂也不会操作，只能在家里唉声叹气。徐枫的父母也是工人，性格既和善，又不懂法律，知道此事后只是说“倒霉”。只有徐枫的妹妹徐琪，听说这件事后，拍案而起要为哥哥讨回清白。
       徐琪比徐枫小4岁，高考落榜后在一家房地产公司找到了一份销售员的工作。性格属于外向型，在几年的工作中得到了锻炼，遇事很善于动脑筋。凭着对徐枫的了解，她说什么也不相信哥哥拿了托姆·克里福德忘记的礼品。她对徐枫说：“你为什么不对你们头头说以前你开出租汽车时那几件拾金不昧的事?你把客人忘记在车上的12000元的现钞都送回去了，还会要那份不到1000元的礼品?”
       徐枫还是一副窝囊样子，没精打采地道：“说又有什么用呢?”
       “应当说嘛!你不会说，我去替你说。走，我陪你去见郁厂长。”
       郁厂长对徐琪也是实话实说：从托姆·克里福德的反映看来，基本上可以认定那份礼品是徐枫所拿，由于“得福莱公司”是他们厂的重要客户，得罪不起，在拿不出充分的证据证明不是徐枫所为的情况下，经厂务会议决定，只好这样处理了，希望徐枫、徐琪能够理解。言下之意，厂方也有他们的苦衷。至于徐枫的名誉问题，他们当然是不会考虑的。
       徐琪气愤地回到家里，想了好一阵，对徐枫说：“哥哥，我绝对相信你没有拿那份礼品，但是，现在看来我的相信并不能作为你清白无辜的证明。要证明你的清白，只有设法弄清那份礼品的下落。这件事，你自己能做吗?”
       徐枫一脸难色，连连摇头。
       徐琪说：“也好，那就由我来替你试着做做看吧。”
       当晚，徐琪从徐枫口中问明了那天晚上的全部经过，她想，徐枫没有拿那份礼品，那么礼品的下落只能有三种：一是在托姆·克里福德先生后面乘车的那位乔先生顺手牵羊拿走了；二是次日的第一个乘客拿的；三是托姆·克里福德先生自己拿了，但他出于某种原因而故意隐瞒了真相。一般说来，第三种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因为像托姆·克里福德先生那样一个外国人不至于为了一份不到千元的礼品而做出这种掉身份的事情。第二种可能性也不大，原因和第一种相同。所以，只有从第一种可能上开展调查了。
       次日，适逢徐琪休息，她便去找那位乔先生。乔其是浦东一家中外合资公司的部门副经理，生就一副慈眉善目的相貌，徐琪马上凭直觉断定他不可能做出那种顺手牵羊的举动。果然，交谈之下，乔先生显得很坦率，平静地说他上车时没发现车上有什么东西。徐琪凭着对对方的那种直觉，没再追问什么就告辞了。
       徐琪又开始分析第三种可能性，是不是托姆·克里福德喝多了酒，那天把礼品带回住处后往什么地方一放，次日找不到了，于是就说是忘记在车上了，事后已经想起来了，但是碍于面子而不好改口呢?自己应该主动给对方一个改口的机会。
       “得福莱公司”就在徐琪担任销
       售员的那家楼盘的旁边，徐琪每天没事时站在门口常看见那些中外员工出出进进，那里的保安也常和销售小姐搭讪，所以徐琪没费什么口舌就打听到了托姆·克里福德总监的办公室位置，径直闯上了7楼。
       托姆·克里福德总监正在忙碌。听了徐琪的自我介绍，他放下手头的事情，客气地接待了她，两人用英语夹双语交换了意见。托姆·克里福德说得很明白：他那天晚上肯定没有拿那份礼品，这是没有什么可以置疑的。临末，托姆·克里福德拖长了声音对徐琪说：“小姑娘，回去对你哥哥说，让他今后学着做一个老实人，不要做这种有损于自己人格和名誉的事情。对他来说，这应当是一个终身值得吸取的教训。”
       徐琪气得瞪大了眼睛，大声喊道：“我哥哥不是这种人!不信，你等着看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3
       徐琪原先所作的三种可能性分析中，现在只剩下一种了，那就是，是次日第一位乘客即郁厂长拿走了礼品。不过，以徐琪对郁厂长的了解，这种可能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没有。她也就不去找他了。
       徐琪的奔波，在懦弱的父母眼里，是一种小孩子的赌气行为，他们也根本没有把这事当回事，现在见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没往心里放。就劝徐琪“算了”。徐琪气得连连摇头：“算了?你们就是这样看待你们儿子的名誉问题的?”
       更令徐琪气恼不已的是，徐枫自己也没把这桩事儿看得怎么重，他劝徐琪说：“这事是弄不清楚的。就算了吧。反正我已经离开原单位，马上要去开出租车了。只要爸爸妈妈和你知道我是清白的就可以了。”
       徐琪说：“没有那么简单!一个人的名誉岂是可以被随便毁损的?退几步说，你说算了我还不依呢——人家会说徐琪的哥哥曾经做过一件怎样怎样的事情，不是连我这个妹妹的名誉也损坏了吗?”
       过了几天，到了徐枫原先那个单位发工资的日子，郁厂长想起徐枫虽然已被辞退，但他离开单位之前的工资还是应当发给他的，于是便叫厂办的一个“白领”把工资送上门来。也许是上次徐琪去找他的印象还在，他也不能百分之百地吃准真是徐枫拿走了礼品，心里有点内疚，想弥补一下，就叫来人捎来一个小巧精致的牛皮公文包。
       徐枫见了那个公文包，觉得有点眼熟，一问，那“白领”笑了：“这是那天搞活动剩下的礼品，郁厂长让我拿一个来送给你。”
       到了傍晚，徐琪下班回来了，见到那皮包竟也觉得眼熟。徐枫倒有点迷惑了：“我觉得眼熟，是因为那天搞活动时见过来宾一人一个拿着走的，你又没有见到过，怎么也会眼熟起来呢?”
       徐琪眨着眼睛：“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是在哪里见到过的，让我想一想。”
       想的结果是：徐琪曾在托姆·克里福德的办公室里见到过这样一个皮包!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既然托姆·克里福德的礼品已经给人顺手牵羊牵走了，这个盛装礼品的皮包怎么会在他的办公室里出现呢?
       徐琪认为这是一个缺口，决定顺着这个缺口去查一查。
       4
       按照一个21岁的姑娘的思路，徐琪最先是把希望寄托在郁厂长身上，指望郁厂长了解了这个线索后，会以单位名义出面去找托姆·克里福德交涉。所以，徐琪先去找了郁厂长。
       没想到，郁厂长听徐琪说完，微笑道：“托姆·克里福德先生应当有这么一个皮包的嘛!”
       徐琪弄了个一头雾水，愣了愣才发问：“为什么?”
       “托姆·克里福德先生说没把那份礼品拿回去，我们当然要给他再补一份。”
       徐琪沮丧得差点背过气去，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才好。郁厂长看她一副似要哭出来的样子，便安慰她：“算了，算了，你哥哥现在不是准备去开出租车吗，收入也是不错的。这事儿就忘掉算了。”
       但徐琪怎么肯忘掉这事呢?稍停，她问道：“你们发给客人的礼品有些什么东西?”
       郁厂长告诉她：“礼品包括景泰蓝对笔一套、装了1998年发行的邮票的精美集邮簿一本、1999年24K金箔台历一本、保健药两盒。这些东西都装在那个皮包里。”
       “补给托姆-克里福德先生的也是这么一份吗?”
       “有点不同，因为那对笔是按人数订购的，再去买就没有了，就多给了2盒保健药——那价值是超过那对笔的。”
       徐琪一腔失望而去，对托姆·克里福德的疑窦总是还存在。徐琪觉得问题还是出在托姆·克里福德的身上，可是，没有具体的线索，无法付诸行动。无奈之下，她只能在无人来谈买卖时，一个人乘坐电梯上到8楼，待在阳台上居高临下地观察托姆·克里福德的办公室。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徐琪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觉得这样做心里似乎轻松一些。
       在8楼观察托姆·克里福德的办公室最清楚，托姆·克里福德在里面的一举一动都一目了然。大约在第四次，时间是下午4点多钟，徐琪无意间突然发现托姆·克里福德所用的那支钢笔是彩色杆子的。她不禁一个激灵：这不是景泰蓝笔吗?眨眨眼睛，定睛重看下去，她看清了那确实是一支景泰蓝笔。顿时，徐琪的头脑里如同打开了一架高速运转的电子计算机：郁厂长说补给托姆·克里福德的那份礼品里没有景泰蓝笔，而现在托姆·克里福德却在使用这种笔，这是否可以说明托姆·克里福德事实上是拿到了第一份礼品呢?
       徐琪当时的第一个想法是马上去对面大楼托姆·克里福德的办公室，当面查看那支笔。但她想了想却没有挪步：景泰蓝笔随处可以买得到，并且不止一种式样，即使我现在上去看清确是景泰蓝笔，又能说明什么呢?看来，必须弄清礼品笔的特征后才能去查看。怎样弄清?最简单的办法是找郁厂长去问问，但徐琪生怕郁厂长知道了会给托姆·克里福德“通风报信”，就决定舍近求远去找浦东那位乔先生了解。
       当晚，徐琪去拜访了乔先生，没说托姆·克里福德那事，只说想看看礼品中的那支景泰蓝笔。乔先生把笔拿出来给徐琪看了，徐琪发现两支笔的笔杆上都印着东道主赠送的字样，心中不禁有了底。
       第二天星期六，徐琪去南京路买了一架望远镜。徐琪耐着性子等到星期一，一上班就往8楼跑。候得托姆·克里福德进入办公室，她就端起了望远镜，不错眼珠地盯着那边看。
       托姆·克里福德上班后并不马上办公，他先是喝咖啡，然后又看报纸，如果不是有电话打进来，他可能准备把星期六、日两天的报纸都看完了才做他应做的事。接了电话，他便放下报纸，从抽屉里拿出笔来在台历上记着什么。徐琪不失时机地调整焦距，仔细一看，顿时激动得全身颤抖起来——那笔杆上有一行金色的小字!虽然看不清楚，但她已经完全可以断定，那就是礼品笔!
       徐琪二话不说，马上下楼，径往“得福莱公司”。她不去7楼找托姆·克里福德，而去5楼求见总经理。总经理是一位45岁左右的英国男子。会说汉语，所以在徐琪遭到秘书小姐的阻拦时，他已经听出这位中国姑娘有急事要见自己，便从里间走出来，把徐琪让进了他的办公室。
       总经理先生耐心听完了徐琪的反映，马上往托姆·克里福德那里打了个电话，说他听说托姆·克里福德有一支中国景泰蓝笔，很想开开眼界，让对方这就把那支笔拿过来给他看看。一会儿，托姆·克里福德兴冲冲地来了，手里拿着那支笔。他已经认不得徐琪了，所以进门后只朝她扫视了一眼，就和总经理说话了。
       总经理拿过笔，看了看，递给徐琪：“小姐，请你看一下。”
       直到这时，托姆·克里福德才发现徐琪就是那天来找过他的小姑娘，脸色顿时异样，刚想说什么，徐琪已经开口了：“就是这种笔!”
       总经理马上沉下了脸，一双眼睛射出两道锐利的光，冷冷地盯住托姆·克里福德：“这是怎么回事?”
       托姆·克里福德简直无地自容，愣了愣，结结巴巴地对徐琪说：“对不起!”
       但总经理还是那样盯着他，逼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托姆·克里福德只好如实而言：原来，他非常喜欢那份礼品，想多要一份带回英国去送人，就只好出此下策了。
       这位总经理是个严肃认真的人，当场就作出决定，要他的英国秘书带着托姆·克里福德去东道主那儿赔礼道歉。
       郁厂长听说此事后，连说徐琪厉害，当晚，请徐枫、徐琪兄妹吃饭，作为对徐枫的道歉。席间，郁厂长邀请徐枫重新回厂，还给他开小车；并请徐琪也到他的厂里工作，准备请其担任公关部副经理。徐枫、徐琪均婉言谢绝了这番好意。
       时隔不久，心术不正的托姆·克里福德被“得福莱公司”宣布辞退，灰溜溜地打道回国了。
       (贾伟摘自《做人与处世》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