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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情愫叫作感激。
       它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人心往往记住些相反的东西。
       这时候人就“病”了。
       我“病”过。深知那“病”着的感觉很不好。
       在1998年的岁尾，我心渐生一大片感激，如春草茵茵。
       我顿觉此前的一些“病”症，消失了，或减轻了……
       我感激我少年记忆中的陈大娘。她常使我觉得自己的少年曾有两位母亲。在我们那个大院儿我们两家住在最里边，是隔壁邻居。她年轻时就守寡，靠卖冰棍儿拉扯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长大成人。少年的我甚至没有陈大娘家和我家是两户人家的意识区别。经常的，我闯入她家进门便说：“大娘，我妈不在家，家里也没吃的，快，我还要去上学呢!”
       于是大娘一声不响放下活儿，掀开锅盖说：“喏，就有俩窝窝头，你吃一个，给正子留一个。”——正子是他的儿子，比我大四五岁，饭量也比我大得多。那正是饥饿的年代。而我却每每吃得心安理得。
       后来我们那个大院被动迁，我们两家分开了。那时我已是中学生，下午班。每提前上学，去大娘家。大娘一看我脸色，便主动说：“又跟你妈赌气了是不是?准没在家吃饭!稍等会儿，我给你弄口吃的。”
       仍是饥饿的年代。
       我照例吃得心安理得。
       少不更事，从不曾对大娘说过一个谢字。甚至，心中也从未生出过感激。
       有次，在路口看见卖冰棍儿的陈大娘受恶青年的欺辱，我像一条凶猛的狼狗似地扑上去和他们打，咬他们手。我心中当时愤怒到极点，仿佛看见自己的母亲受到欺辱……
       那便算是感激的另一种方式。也仅那么一次。
       我下乡后再未见到过陈大娘。
       我落户北京后她已去世。
       我写过一篇小说《长相忆》——可我多愿我表达感激的方式不是小说，不是曾为她和力不能抵的恶青年们打架，而是执手当面地告诉她——大娘……
       由陈大娘自然而然地忆起淑琴姐。她是大娘的二女儿。是我们那条街上顶漂亮的大姑娘。我没姐，视她为姐。她关爱我，也像关爱一个弟弟。甚至，她谈恋爱，去公园幽会，最初几次带上我，充当她的小伴郎。淑琴姐之于我的人生的意义，在于使我对于女性从小培养起了自认为良好的心理。男人对女人的终生的态度，据我想来，取决于他有没有幸运在少年时代就获得种种非血缘甚至也非亲缘的女人那一种长姐般的，有益于感情质地形成的呵护和关爱，以及从她们那儿获得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我这个希望自己有姐而并没有的少年，从淑琴姐那儿幸运地获得过。
       后来我从生活的某些方面观察到某些男人对女性的态度和心理是病态的、丑陋的、甚至是邪恶的。于是便每每猜测他们的少年时代恐怕没有过我那一种幸运。
       细细想来，我怎能不感激淑琴姐?
       1962年我的家迁入了另一个区另一条街上的另一个大院。一个在1958年由女工们草草建成的大院。房屋极其简陋。九户人家中七户是新邻居。
       它是那一条街上邻里关系非常和睦的大院。
       这一点不惟是少年的我的又一种幸运，也是我家的又一种幸运。邻里关系的和睦，即或在后来的“文革”时期，也丝毫不曾受外界的骚扰或破坏。我的家受众邻居帮助多多。尤其在我的哥哥精神分裂以后，倘我的家不是处在那一种和睦的互帮互助的邻里关系中，日子就不堪设想了。
       我永远感激我家当年的众邻居们!
       后来，我下乡了。
       我感激我的同班同学杨志松。他现在是《大众健康》的主编。在班里他不是和我关系最好的同学，只不过是关系比较好的同学。我们是全班下乡的第一批。而且这第一批只我和他。我没带褥子，与他合铺一条褥子半年之久。亲密的关系是在北大荒建立的。有他和我在一个连队，使我有了最能过心最可信赖的知青伙伴。当人明白自己有一个在任何情况之下都绝不会出卖自己的朋友的时候，他便会觉得自己有了一份特殊的安全感。实际上他年龄比我小几个月。我那时是班长，我不习惯更不喜欢管理别人。小小的权力和职责反而使我变得似乎软弱可欺。因为我必须学会容忍制怒。故每当我受到挑衅，他便往往会挺身上前，厉喝一句——“干什么?想打架么?!”
       我也感激我另外的三名同班同学王嵩山、王志刚、张云河。他们是“文革”中的“散兵游勇”，半点儿也不关心当年的“国家大事”。下乡前我为全班同学做“政治鉴定”，力陈他们其实都是政治上多么“关心国家大事”的同学，惟恐一句半句不利于肯定他们“政治表现”的评语影响他们今后的人生。为此我和原则性极强的年轻的军宣队班长争执得面红耳赤。他们下乡时本可选择离哈尔滨近些的师团。但他们专执一念，愿望只有一个——我和杨志松在哪儿，他们去哪。结果被卡车在深夜载到了一团——最偏远的山沟里。
       他们的到来，使我在知青大群体中，拥有了感情的保险箱。而且，是绝对保险的。
       在我们之间，友情高于一切。时常，我脚上穿的是杨志松的鞋；头上戴的是王嵩山的帽子；棉袄可能是王志刚的；而裤子，真的，我曾将张云河的一条新棉裤和一条新单裤都穿成旧的了。当年我知道，在某些知青眼里，我也许是个喜欢占便宜的家伙。但我的好同学们明白，我根本不是那样的人。他们格外体恤我舍不得花钱买衣服的真正原因——为了治好哥哥的病，我每月尽量往家里多寄点儿钱……
       对于我，仅仅有友情是不够的。我是那类非常渴望思想交流的知青。思想交流在当年是很冒险的事。我要感激我们连队的某些高中知青。和他们的思想交流使我明白——我头脑中对当年现实的某些质疑，并不证明我思想反动，或疯了。如果他们中仅仅有一人出卖了我，我的人生将肯定是另外的样子。然而我不曾被出卖过。这是很特殊的一种人际关系。因为我与他们，并不像与我的四名同班同学一样，彼此有着极深的感情基础。在我，近乎人性的分裂——感情给我的同班同学，思想却大胆地向高中知青们敞开，坦言。他们起初都有些吃惊，也很谨慎。但是渐渐地，都不对我设防了。
       “九·一三”事件以后，我和他们交流过许多对国家，当然也是对我们自身命运的看法。
       真的，我很感激他们——他们使我在思想上不陷于封闭的苦闷……
       凡三十余年间，我和我的同学们，仿佛在感情上根本就不曾被分开过。故我每每形容，这是我人生的一份永不贬值的“不动产”。
       我感激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当我被惩处性地“精简”到那里，他们以友爱容纳了我，在劳动中尽可能地照顾我。仅半年内，就推荐我上大学。一年后，第二次推荐我。而且，两次推荐，选票居前。对于从团机关被“精简”到一个几乎陌生的知青群体的知青，在一般情况下是根本没指望的。若非他们对我如此关照，我后来上大学就没了前提。那时我已患了肝炎，自己不知道，只觉身体虚弱，但仍每天坚持在劳动最艰苦的出料流水线上。若非上大学及时解脱了我，我的身体某一天肯定会被超体能的强劳动压垮……
       我感激复旦大学的陈老师。这位生物系抑或物理系的老师的名字我至今不知。实际上我只见过他两面。第一次在团招待所他住的房间，我们之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算是“面试”。第二次在复旦大学。我一入学就住进了复旦医务室的临时肝炎病房。我站在二楼平台上，他站在楼下，仰脸安慰我……
       任何一位招生老师，当年都有最简单干脆的原则和理由，取消一名公然嘲笑当年文艺现状的知青的入学资格。陈老师没那么做。正因为他没那么做，我才有幸成了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而这个机会，对我的人生，对我和文学的关系，几乎是决定性的。
       如果说，我的母亲用讲故事的古老方式无意中影响了我对故事的爱好，那么——崔长勇、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复旦大学的陈老师，这三方面的综合因素，将我直接送到了与文学最近的人生路口。
       他们都是那么理解我爱文学的心，他们都是那么无私地成全我。如果说，在所谓人生的紧要处其实只有几步路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他们是推我跨过那几步路的恩人。
       还有许许多多许许多多我应该感激的人，真是不能细想，越忆越多。
       我回头向自己的人生望过去，不禁讶然，继而肃然，——怎么，原来在我的人生中，竟有那么多那么多善良的好人帮助过我，关怀过我，给予过我持久的或及时的世间友爱和温情么?
       我此前怎么竟没意识到?
       这一点怎么能被我漠视?
       没有那些好人，我将是谁?我的人生将会怎样?我的家当年又会怎样?
       我这个人的人生，却实际上是被众多的好人、是被种种的世间温情簇拥着走到今天的啊!
       我凭什么获得如此大幸运而长久以来麻木地似乎浑然不觉呢?
       亏我今天还能顿悟到这一点!
       生活，我感激你赐我如此这般的人生大幸运!
       我向我人生中的一切好人三鞠躬!
       让我借歌中唱的一句话，祝好人一生平安!
       我想——心有感激，心有感动，多好!因为这样一来，人生中的另外一面，比如嫌恶、憎怨、敌意、细碎芥梗，就显得非常小器，浅薄，和庸人自扰了……
       再祝好人一生平安!
       (唐春辉摘自1999年1月31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