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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从统计数据去分析一下全球的社会繁荣与财产安全的关系．人们将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经济学中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表明，那些财产保护好的国家往往对应着较高的平均收入。在经济学(家)看来，其中的道理在于产权保护制度对经济绩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假若我们可以做这样一种实验：有两组地区，我们在第一组地区建立起缺乏财产安全的制度，在第二个地区建立起保护财产安全的制度，然后让他们在相同的条件下发展(即控制了其他影响经济绩效的外生因素，比如地理位置、文化、宗教等等)，最后看我们的实验结果是不是表现出更好的产权保护制度导致了更高的经济绩效，由此就支持或反对经济学(家)的理论假说。
       然而，社会演化的复杂性使我们根本不可能去操纵这样的实验。作为一种替代的思路，经济学家常常希望可以寻找到历史上的自然试验来展开他们的研究。要解释制度对经济绩效的深刻影响，我们需要寻找到制度变迁的相关证据。这些证据又只能在历史的自然试验中去寻找，显然并非易事。但是，新政治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D．Acemoglu)、约翰逊(sJohnson)和罗宾森(J.A.Robingon)竟然找到了这样的自然试验。在二○○一年一篇创造性的论文《比较发展的殖民渊源：一个实证调查》中，他们基于六十多个被殖民国家样本指出，这些国家在殖民前具有相同的基本模式，而一四九二年以后殖民者在这些国家创造了不同的制度。也就是说，欧洲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实际上就是一个巨大而天然的制度变迁试验场。
       在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世界中，非洲和加勒比海国家是非常贫困的，而同样曾经身为殖民地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却是富裕的国家。为什么殖民前国家模式基本相同，而现在却呈现出如此巨大的经济绩效差异?过去，人们对此提出了诸多的答案，比如基于马克斯·韦伯的论点认为宗教是经济绩效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或者认为地理和自然条件是一个关键因素(所谓赤道国家更贫穷)，也有研究主张种族语言的分裂、疾病和生存环境是关键的因素。这当中大部分原因将给人们一个消极的印象：非洲和加勒比海那些国家的贫穷几乎是上天注定，难以改弦易辙。
       而阿西莫格鲁等人的回答与众不同。他们认为，非洲和加勒比海的贫穷，是因为殖民者在那些地方创造了坏的制度(掠夺性制度)；美、加、澳等的富裕，是因为殖民者在那些地方创造了好的制度。他们对六十多个被殖民国家样本分析发现：殖民者常常在缺乏开发、环境较好的地区引入比较好的财产保护制度，一个极端就是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殖民者永久定居并建立了加强法规和鼓励投资的制度；而在开发较多、疾病虐行的地区，殖民者往往引入了恶劣的财富榨取制度，一个极端就是在刚果河黄金海岸，他们建立了榨取制政府以达到快速转移资源到其主要都市的目的，这些制度对投资和经济进步是有害的。正是这样的制度差异，导致了日后不同地区经济的长期表现之差异。这个结论的意义将是积极的，因为“这些结果暗示了非洲比世界其他地方贫穷的原因不是因为纯粹的地理或者文化因素，而是因为恶劣的制度”。它昭示着那些贫穷国家如何可能走出贫困的陷阱。
       但是．上述制度差异决定经济绩效差异的结论还面临一些需要回答的问题。第一，为什么欧洲殖民者在不同地方会建立不同性质的制度?第二，坏制度的影响为什么能够长期持续地影响经济?(如果坏制度不能持续，那么以制度好坏来解释经济绩效差异就并无意义)第三．经济绩效毕竟是众多因素的综合结果．那我们如何可以判断制度差异在其间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显然，阿西莫格鲁等人考虑到了这些问题。
       为什么欧洲殖民者在不同地方会建立不同性质的制度?答案很简单：因为在不同地区建立起不同性质的制度是符合殖民者自身利益的。在原住民较多的地区(这些地方通常自然资源更丰富或更适合种植农业)、疾病虐行的地区(非洲地区一些疾病会危及殖民者生命，但当地人却对这些疾病有免疫能力)，殖民者将只是人口中的少数，此时建立起剥削和掠夺当地财富的制度将有巨大的收益，那么殖民者建立起坏的制度就是理所当然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可能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对刚果的榨取。利奥波德的政策是“殖民地应该被开发，但不是去运转一个市场经济，而是通过政府干预和强制耕种商用农作物，并且在一个控制的价格下由政府来分销”。有关实证研究估计出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非洲刚果的税率达到他们收入的60％。有学者评论利奥波德直接管辖的那段时间，政策是“基于暴力剥削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结果“破坏了经济和社会生活……”并且“……肢解了政治结构”。至于原住民较少的地区(通常开发水平较低)、疾病和生存环境较好的地区，大批的殖民者进入使得殖民者成为主要人口，于是他们极有动力建立起仿欧洲的符合殖民者自己生活要求的制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澳大利亚，其早期的大多数殖民者都是罪犯，土地大多掌握在狱卒手里，并且也没有法律保护来限制土地拥有者的武断权。这些殖民者想得到那时在欧洲流行的制度和政治权利，他们要求一系列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尽管起初英国政府是反对的，但是这些殖民者争辩说他们也是英国人，应该享受与在祖国时同等的待遇。结果英国政府只好屈服了，同意建立起仿英国的制度。
       为什么坏的制度能够长期持续?在文章中阿西莫格鲁等提出了几个可能的因素，比如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可能成本高昂、从榨取制度中获得好处的社会中坚分子更偏好榨取制度，或者某些特殊的集团做出了不可撤回的制度投资，那么他们常常有动力使这些制度维持下去以免损失其投资。当然，这些显然不是坏制度得以持续的全部原因。至少，我们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也可以找到坏制度持续的一种成因：因为改革制度是有成本的，但是在集体中缺乏一种分摊改革成本的机制，最后每个人都希望别人承担改革成本而自己享受改革收益，结果没有人起来改革。不过，在二○○四年的一篇文章(《盗贼统治与分而治之：人治的一个模型》中，阿西莫格鲁等人进一步指出，当权者有动力通过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即对反对者予以惩罚，对支持者予以奖励——来瓦解其权位的反对力量，这将进一步强化集体行动困境：即使有改革成本分担机制，但是当权者可以使用分而治之的策略轻易瓦解反对者的联盟，使得改革或革命不能发生!有意思的是，在分而治之模型中，当权者并不需要真正付出对支持者的奖励，因为生产者虽遭受掠夺之苦，但是谁也不敢率先提议将当权者赶下台——“分而治之”有枪打出头鸟之效果——结果没人反对，当权者也就无须支付什么支持者奖赏。无论如何，坏制度的确是可以长期持续的，而对其坏制度持续的性质和原因之研究，仍有广阔的继续拓展的余地。
       再看第三个问题，经济绩效是诸多因素的综合结果，如何判断制度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呢?阿西莫格鲁等人对此问题的处理是令人信服的。虽然他并未使用什么高深的计量方法(仅仅是最小二乘回归而已)，但是要向普通读者说清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干脆简单地这样说：他们运用多种变量来刻画了制度的差异，然后考察了制度与经济绩效的简单联系。接下来，就开始讨论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是否能解释经济绩效的差异，或者能够比制度更好地解释经济绩效的差异。他们考虑了学术界所提及的诸多因素，比如新政治经济学牛人施莱佛(shleifer)等人的殖民者来源(身份)作为当前制度的一个决定因素，哈耶克(Hayek)和拉波塔(La Porta)等所强调的法律渊源之重要性、宗教因素(天主教、穆斯林和其他宗教)、殖民者死亡率和地理条件、欧洲文化、语言等等。结果发现。以制度解释经济绩效差异的结论是相当稳健的，而且也比其他因素具有更好的解释效果(一旦考虑制度因素，有些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已经不明显了)。
       历史是那么的生动有趣。对历史事件和经济发展的解释更凸显经济学的智慧。国家贫富兴衰的背后，往往有着导致其贫富兴衰的巨大动力。在总结历史和现实世界的发展经验之后．我们会发现有些简单的原则是普遍适用的：一些基本的制度，比如财产安全保障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社会繁荣的关键。同时，这也意味着今日国家之贫富并非上天注定而不可改变。但是，人们也应认识到，社会是一个极其固执的组织，坏的制度从来不会自己退出舞台，因此它需要更多的有理想的人们为之努力。也正因为许许多多人们的努力，让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由坏制度向好制度转型国家的例子。多少令我们不那么悲观。
       (D.Acemoglu；S.Johnson and J.A.Robinson，“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ga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1，Dec.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