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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电话那端的一句话，让我有了勇气和毅力投入枯燥的考研复习之中，报考了这所北京的名牌大学。因为这样离他最近。
       那天，是我和他分开后的第一个中秋节。白天当他打电话来时，被喜悦和失意缠绕的我调侃地说了一些怪话，诸如考不上就散伙之类。深夜11点半，我从睡梦中被铃声惊醒。拿起话筒，电话那一端的他说：我今天想了一天，觉得早上你说的话不对。什么话?迷迷糊糊的我莫名其妙。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反正我们能在一起，不管你考不考得上。我反问：如果考不上，怎么在一起呢?呆了一会儿，他没回答，只说今天中秋节打电话的人多，他给家里打了电话已经睡下了，想来想去又跑下来排了半个小时的队。跟我说这句话。
       从此电话几乎成了我与他沟通的主要方式。因为被他在电话里描绘的灿烂图景所诱惑，想和他看图书馆的3块钱的录像，想他用自行车驮着我，想听他讲更多更多的笑话，我把时间用尽，日子被发狠地揉进了一大摞考研书和琐碎的工作里。
       在日子与日子的缝隙之间，他的电话总是不慌不忙地挤了进来。不管我是正在洗着脚津津有味地看着晚间新闻，还是复习政治昏昏沉沉欲哭无泪，他的声音总是从遥远的jE方传到身边，让我踏实又安宁。我们在电话里唱歌，讲笑话，吵嘴，叹气。电话那边他说，吻吻你的头发。于是我的发丝上仿佛真的有了他的触摸。
       在我们相遇一周年的那一天，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今天早饭为了你特意买了一份红豆粥吃呢。我奇怪地问，我知道红豆粥是补血的。可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他有些对牛弹琴地怅然，说，你没看过那个广告吗，红豆生南国……我接下去：此物最相思?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对呀。我在电话里大笑不止，告诉他此红豆非彼红豆，熬红豆粥的红豆不是相思豆呀。
       考研的日子伴着电话悲喜交加地过去了。等我来到北京念书．才发现他只写过两封信。“可是，我打了那么多电话呢。”面对我的“质问”，他委屈地掏出一摞100块钱的Ic卡。李敖说，男人不写信只打电话是因为他们怕日后变卦白纸黑字让人不容易赖账。我想，给我打掉这么多IC卡的男人大概不会赖账吧。
       一天，我在北京的校园给远乡的父母打电话，听见前面那个男孩说你先挂……你先挂……终于还是没舍得挂，又慢慢地讲下去。一如我们先前的日子，享受着天涯咫尺的幸福。
       (陈艳玲、孙付云摘自1998年12月2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