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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高加索曾经是个遥远模糊的地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它开始频繁现于报端，伴随这个地名的总是劫持、暗杀、袭击、爆炸等血腥的字眼。从电视屏幕上，我们看到战争中城市狼藉、乡村凋敝，坦克与全副武装的军人占满电视画面，孩子们身体残缺，瞪着惊恐的双眼望着镜头。再后来，这幅画面上又增加了一些更加令人惊骇的图景：针对平民的爆炸案，大规模的人质绑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那些身绑炸药的“黑寡妇”。车臣恐怖分子，战争，混乱，死亡——如果说这就是今日的“高加索想象”，应当不会有人反对吧。
       高加索在十八世纪之前并非俄国领土，十八世纪中期，种种因缘际会，车臣地区成为沙俄地缘政治中一颗重要的棋子。耗费大量财力和生命之后，一八五九年车臣并入俄罗斯版图。但是兵戈并未就此止息，车臣人随后多次发动大规模起义。可以说，自从二百多年前俄罗斯与车臣相遇，纷争和是非就不曾止歇。即便在苏联成立后的二十世纪，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中也都看得见车臣人的身影。
       但高加索的形象并非一直如今天这样糟糕。对于熟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人来说，高加索并不陌生。普希金、莱蒙托夫都曾因诗获罪，发配边疆。在沙俄帝国时代，这个“边疆”往往就是高加索。这些诗人都曾经在高加索生活过不短的时间。十九世纪初，俄国人建立了坚固的要塞，但要塞之外散居着异教徒、野蛮人，他们生性剽悍，熟悉地形，更主要的是，他们仇恨入侵者俄罗斯人。尽管俄军力量上占优，但是在要塞堡垒之外，俄军士兵随时可能被偷袭丧命。尽管如此，高加索对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等俄罗斯诗人来说是个险恶之余充满浪漫气氛的空间。
       高加索：美丽的异族少女
       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被发配到战争中的高加索，但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是高加索壮丽的山峦。俄罗斯领土广大，但作为文化中心的欧洲部分坐落于平原之上。俄罗斯的旷野上，目力所及尽是平缓起伏的草地和森林，宽阔而水流平缓的大河。高加索的崇山峻岭对长期生活在北方平原的俄罗斯人来说，充满异国情调。诗人的心对美是敏感的，他们被雄浑的景色深深震撼，写下了许多传世名篇。
       诗人们笔下的高加索，大自然透着桀骜不驯的气息，没有文明雕琢的痕迹，山民们野蛮残忍，但独具纯朴之美，天性无拘无束。民族之间的对立、冲突被推到次要位置，只是故事的背景，有时干脆被忽略不计。普希金有一组“南方组诗”，《强盗兄弟》、《茨冈》、《巴赫奇萨拉伊喷泉》等，其中的丛山密林、浪迹在大草原上的茨冈人、土耳其风格的奢华王宫、美艳的妃嫔——展示着来自冰天雪地的北方居民热烈绚烂的“南方想象”。高加索也是这“南方”、“异域”的一部分。普希金的叙事诗《高加索俘虏》也属于“南方组诗”的创作。故事中，年轻的俄罗斯贵族军官在与高加索山民的交战中被俘。年轻人喜欢上了善良美丽的切尔克斯少女，少女也对英俊文雅的异族俘虏暗生情愫。少女放走了俘虏，尽管知道俄国军官真正爱的并不是她。随后，伤心的少女投水自尽。诗中的男主人公身上带有十九世纪初俄罗斯文学典型“男主人公”深深的烙印：受民主潮流的熏陶，痛恨沙皇专制，仇视思想禁锢，厌恶虚伪道德。与生活在美丽大自然中的异族少女的爱情寄寓着他们对自由，对真善美的渴求和想象。《高加索俘虏》是一部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品，具有此类作品必不可少的要素：冒险经历，异域风情，爱情，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
       十九世纪关于高加索的名篇还有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在小说开头，叙述者正在前往高加索驻地的路上。旅途艰难，但他被沿路景色的绮丽壮观深深震撼，相信每一位读者都难以忘怀。
       在《当代英雄》的五个故事中，最脍炙人口的是《贝拉》。这又是一个俄国贵族青年与高加索少女的爱情悲剧。毕巧林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当地少女贝拉。他将贝拉当作猎物劫掠回来。男主人公用温情打动了贝拉，两人之间产生了爱情。但毕巧林患有那个年代许多有思想、有头脑的俄国青年都为之痛苦的“时代病”——厌倦现实，情感冷漠，道德淡薄。早已厌倦贵族小姐矫揉造作的他很快又厌倦了贝拉的单纯，最终导致了贝拉的死亡。《当代英雄》中的贝拉比《高加索俘虏》中的少女多了一些自然的野性，但也不过如同一头美丽温驯的小兽，对文明世界一无所知，只会用忍耐回应命运的不公。故事的结尾，毕巧林怀着内疚和自责继续他的旅程，而抛在身后的高加索留给他的回忆是壮丽的自然风光和长着“小鹿”一样柔顺善良眼睛的少女贝拉。
       俄罗斯初见高加索，在文学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记。正如普希金所说：
       诗的女神啊，幻想的伴侣，／就这样，向着亚细亚的边远，／她轻轻飞去，以高加索的／野花，编成自己的冠冕。
       ——普希金，39
       炮火并未让诗情稍减，民族仇恨也没有污染诗人的目光，高加索令人惊讶迷醉。然而，透过笼罩在高加索山上扑朔迷离的浪漫主义迷雾，透过这理想化的高加索形象，其实也不难看出某种纠结不清的矛盾心态。这时的俄罗斯，是高加索文化和武力上的征服者，俄罗斯军官与高加索少女的恋情恰是两者之间关系在文学中的折射。这是“文明逆子”与“自然之女”的恋爱，前者对后者的爱恋中有一份潜意识的居高临下；两者的关系在浪漫光环之下总需要牺牲和伤害，受害的总是后者。被少女所吸引的男主人公一面唾弃败坏的文明，一面在面对未开化的野蛮民族时，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文化优越感；少女的淳朴动人与她父兄的野蛮互相补充，共同诠释着与文明对立的自然和原始，男主人公一面向往自然生存状态的美好，一面对原始生存状态的无序恐惧拒斥。山野中成长的少女是这片崇山峻岭的化身，陌生而又美丽。这时的高加索是阴性的，在高加索少女与贵族男主人公的爱情关系中，她被动而柔弱，总是无辜受难、自我牺牲的一方。
       炮火中的高加索：难以消弭的创痛
       在或大或小的冲突中，俄罗斯和高加索走入了二十世纪。十月革命后，高加索成为苏维埃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高加索浪漫的形象被保留下来，冲突和矛盾也在民族团结的遮蔽下不再进入公众的视野。在普通苏联公民看来，高加索是引人入胜的南方疗养地，是众多电影的外景拍摄地。至今，我们还能从许多经典老片里看到高加索的倩影。然而，到了二十世纪末，俄罗斯人突然被迫重新审视高加索，重新审视普希金的那个高加索，带着苦涩的笑容和沉重的心情。
       一九九六年，俄罗斯拍摄了一部跟普希金作品同名的电影《高加索俘虏》，获戛纳电影节非竞赛单元国际影评联合会大奖、观众最喜爱影片奖。同年，获得俄罗斯“尼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演员等多项奖项，并被提名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俄罗斯电影大萧条的年代，它引起了观众和影评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在这部电影里，俄罗斯人重新检视了从普希金那里得来的高加索想象。九十年代末，俄罗斯与高加索之间冤冤相报的血腥循环正如火如荼，让人不敢正视，而且看不出哪一天会终止。几年之间，高加索突然从疗养胜地变成了血与火的战场。百年轮回，俄罗斯人恍然重回普希金那个与车臣人交战的年代，
       只是，似与不似之间，不似之处要比相似之处多得多。
       电影《高加索俘虏》是对叙事诗《高加索俘虏》的公开模仿：一个刚被送到前线的俄罗斯士兵，在参加第一场战斗时就不幸被车臣人俘虏。和百年前一样，和平居民车臣人随时会变成机动灵活的游击队员。他们自有合理的动机。游击队将俘虏交给了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车臣老人。他需要俄军俘虏，因为他的小儿子被俄军抓去了。他的长子已经被俄国人打死，他要用俄国人换回剩下的那个儿子。于是，俄国俘虏被扔进了深坑，等待谈判的结果。车臣老人家的小女儿聪明美丽，按照穆斯林的习俗受到严格管束。俄国士兵是个年轻人，有时会忘记当俘虏的处境，与小姑娘交谈。小姑娘同情深坑里的士兵，瞒着父亲给他送食物。因为谈判不顺利，老人的儿子在监狱里被打死了，族人要杀死俄国俘虏复仇。情节的发展一如观众的预期，小姑娘要放了俘虏，不过，不是出于爱情，而是两个普通人因熟悉产生的好感和同情。士兵拒绝了，他不能只顾自己而不管别人。最后，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失去两个儿子的车臣老人放了他，高加索俘虏终获自由。
       尽管这是一部相当“干净”的影片——看不到多少血迹，但战争就是战争，影片真切地传达着死亡迫近的压力。战争不是浪漫故事的背景，不是制造爱人相遇机会的契机，不是一场冒险，而是你必须面对，甚至无法别过头去不看的处境。没有任何浪漫可言，有的只是黑色幽默。死亡很近，草率得令人难以接受，一声枪响就结束了。高加索依然那么美，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冷峻耸立，满是岩砾的高加索的山。可是，当观众接连不断地目睹暴行之后，大自然的美只能让人稍做喘息。多数时候，它无动于衷沉默无言的美只能让人痛觉存在的荒谬。
       影片没用多少篇幅直接表现车臣武装。溪水奔腾，景色如画的山谷里，一群年轻人在嬉笑打闹。很难想象，他们刚刚完成对俄军车队的偷袭和屠杀。为首的车臣人兴致勃勃，要与刚被俘虏的俄国士兵拳击比赛。车臣人跃跃欲试，强壮的身体充满力量。俄国新兵战战兢兢地走上场地，简直不堪一击。老兵向新兵传授秘诀：“你大喊就行了。”新兵不得要领，但果然紧张恐惧得大叫。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车臣首领后退两步，连连摆手：“我投降，我投降。”新兵随后才恍然大悟，车臣人将对决时的喊叫视为胆小鬼行径，只会报之以哄笑，而不屑再与之较量。看来，对于何为勇气、尊严，何为恰当得体的举止，车臣人自有看法，俄罗斯人未必有资格说他们野蛮不开化。影片里戏份很重的车臣老人话语不多，举止沉稳，自始至终唤起观众发自内心的尊重。办完了儿子的葬礼，放走了俄国俘虏，老人沉默的背影诉说着这场民族冲突中普通车臣人也许永远无法平复的内心创伤。
       如果说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俄罗斯人总流露出隐隐约约的优越感，在影片《高加索俘虏》里，这感觉消失了。代之以危险和死亡带来的逼迫和压抑。片中有一个场景，一组俄罗斯士兵在执行任务，进入一个车臣村庄搜捕游击队。死一般寂静的村庄，狭窄的街道，曲折的围墙，到处暗藏杀机。士兵们起先强作镇定，很快歇斯底里，对着空无一人的院落疯狂扫射。这样表现俄军士兵自然有其现实的背景，但影片创作者视角的转换同样重要。影片里安排了一个车臣人的角色。他负责看守俘虏，一脸的憨厚，从不开口。在俄国俘虏的询问下，他张开嘴，给他们看被俄国人割去的舌头。这么做的时候，他对两个俄国俘虏没有表现出什么恶意，倒是两个俄国人不敢看他了。但车臣人还是死了，在阻止俄国俘虏逃跑时落入了深涧。显然，影片创作者试图正视车臣人的苦难，包括他们的无可奈何。在二十世纪发生的这场战争中，没有居高临下的征服者和胜利者，它是双方的无法承受之重。
       但是这部电影里仍然有太多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精神辐射。普希金在《高加索俘虏》里铺叙了一个非常私人的爱情故事，但我们不会忘记，导致这个浪漫故事诞生的非常重要的内在的动机是抗议帝国的专制与压迫，张扬独立自由的生活追求。在影片《高加索俘虏》里，我们依然能看到俄罗斯知识分子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批判意识。在九十年代的车臣战争中，俄媒体曾多次披露，俄国战俘被车臣人买卖，而俄军方不做任何营救的努力。对战俘家人来说，可行的办法就是拿钱去赎人。俄国俘虏的母亲没有钱，但是要救儿子，所以直接来到了车臣村庄(这甚至算不上艺术虚构，在俄罗斯，一些焦虑的母亲组织了一个母亲协会，互相帮助，救助在车臣被俘的儿子)。车臣老人的儿子被俄军毫无理由地收监，也没有人能帮助他们。老人的办法是用手里的俄国人交换儿子，两个换一个。电影里除了“高加索俘虏”那不明朗的爱情，车臣父亲和俄罗斯母亲四处奔走拯救儿子的事件是故事的另一条主线。掌握权力的俄国上层军官不肯轻易成交，要求更多的好处。影片直接反映了俄军高层的贪污腐败。高加索俘虏的爱情是与历史的对话，父母拯救儿子的线索则是对现实的回应。
       俄国俘虏终于获得了自由，他没命地奔跑，想快点回到自己人那里。这时，空中出现了一大片俄军飞机，轰鸣着低空飞过。士兵欣喜若狂，一边挥舞双手，一边大声喊叫。这是个意味深长的镜头：飞机被拉得很近，从上方几乎占据整个银幕，让人感到威势的压迫；士兵在下方，小小的人影，然后飞机从他头上掠过，对他的呼喊和动作毫无反应，越飞越远，留下他孤零零地立在田野。影片到这里结束。那群飞机和士兵的身影道出了个人吁求在强大国家机器面前的渺小无力。
       车臣少女告诉俄国士兵，她哥哥死了，族人要杀死他偿命，她要帮助他逃跑。士兵听了满脸恐惧，眼里蓄着泪水，但他说，他不会这样做，他不能让女孩为他受罚。相比较而言，二十世纪的高加索俘虏为别人考虑得更多，而普希金的主人公——确切说是作者普希金，则多少显得自私和自大——普希金安排高加索少女自愿为俄国军官殉情，正如《当代英雄》中的山地少女贝拉尽管因毕巧林而死，但至死都对负心的爱人毫无怨恨。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指出电影《高加索俘虏》里不少善意的想象。俄国俘虏的侥幸生还就是一例。影片里另一个同时被俘的俄国老兵逃跑失败被杀。也许，他的死才是大多数“高加索俘虏”的真实命运。
       普希金曾自信地预言：
       总有一天，……／高加索也将要背叛／自己的祖先，忘记了战争／狂热的呼喊，放下弓箭。／行人将会毫没有戒心／走进你们聚居的山间／而关于你们所受的苦刑／人民的口中会悠久地流传。
       ——普希金，41
       旧梦已醒。电影《高加索俘虏》试图走近今日高加索的现实，而现实如同一场不知何时才醒的噩梦，充满紧张和痛苦，敌意和困惑。另一方面，卸下区隔“民族”和“敌我”的僵硬盔甲，当两个民族中的个别人以普通人交往的方式面面相对时，仇恨似乎可以被超越。但是，个人能超越，一个民族能吗?
       一百多年后，俄罗斯再次走进高加索，一切似乎熟悉，一切又那么陌生。
       符号化的车臣人
       《高加索俘虏》是电影节的获奖片，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电影“艰难年代”里的优秀作品之一。它对车臣和俄罗斯民族冲突的思考充满
       困惑，带着痛感的自嘲。或者说，影片中比思考更多的是“感受”，它努力呈现具体的情境，和无论哪个民族的普通人都有、都理解的感情和想法。这样，我们在影片里看到的是具体的“人”，是有面目、有感情、有矛盾的个体。
       一九九七年，俄罗斯动作片《兄弟》问世。这部影片的主角是一个刚从车臣前线返回的士兵，在无所事事中投奔在彼得堡“混得不错”的哥哥。没想到哥哥是个职业杀手，在为哥哥“帮忙”的过程中，弟弟成为一个出色的职业杀手。饰演“弟弟”的演员正是饰演《高加索俘虏》中年轻俘虏的演员谢尔盖·鲍德罗夫。因此，或许我们可以把“弟弟”的故事当做“高加索俘虏”返回俄罗斯之后的继续。
       在这部低成本的影片里，情节围绕枪战、黑手党展开，“弟弟”的形象是赢得观众的核心——冷血杀手，但同时不失普通大男孩的善良单纯。车臣问题不是影片的重点，但作为一部反映俄罗斯当代生活的电影，它作为背景无处不在。影片里至少有两次出现了特征明显的“高加索面孔”。第一个是某个农贸市场收取保护费的黑社会头子，因为与俄罗斯黑社会的冲突而成为兄弟俩的暗杀目标。他被主人公干净利落地干掉了。另一次是在公交汽车上。两个操着生硬俄语的“高加索面孔”调戏年轻姑娘，还拒不买票。主人公自己也逃票，但是决定教训一下这两个“败类”。他裤腰里别着手枪走到他们跟前，将两人吓得屁滚尿流。售票员不再要求主人公买票，尊敬地望着他。
       编导将主人公的身份设定为“车臣老兵”不能不说是意味深长。但同样意味深长的是，编导并未就此大加发挥。每当有人问起主人公的经历，他总轻描淡写“在司令部做事”。他自制火药和枪械的熟练和耐心，杀人时的冷静、老练和算计都不是新手所能具备的素质，但编导并不探究，由观众去猜想(在《兄弟》续集中，弟弟作为“英雄”走上电视谈起了在车臣打仗的经历，还出示了阵地上的照片)。这个头脑并不复杂的车臣老兵的民族倾向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影片并不打算公开谈论这一点，宁愿让一切尽在不言中。从影片中车臣人的形象里，从影片主人公对“高加索面孔”的行为和态度中，厌恶、蔑视甚至仇恨既没有被大肆宣扬，也没有刻意隐瞒。作为一部成功的商业片，《兄弟》表达了大众的集体无意识。另一方面，观众可以看到，影片里没有美化衰退与混乱中的俄罗斯，没有美化俄罗斯人。俄罗斯坏蛋比高加索败类好不到哪里去，俄罗斯黑手党甚至更心狠手辣。
       世事变迁，短短几年之后，车臣和俄罗斯之间的恩怨已经炽烈到容不下冷静和客观。也正是在这几年，俄罗斯电影全面复苏。这其中优秀的艺术片功不可没，但“复苏”更明显的标志是好莱坞模式的商业片大行其道，屡屡收获票房佳绩。在俄罗斯日渐抬头的民族主义呼声中，在普金总统“俄罗斯需要民族英雄”的呼吁声中，《个人番号》(又译为《倒计数秒》，《死神倒计时》等)于二○○四年作为年度大片与观众见面了。这也是一部动作片，塑造了一位007式的孤胆英雄。他是国家安全部门的特工，在车臣执行任务时被车臣反政府武装抓获关押。在美丽能干的英国女记者的帮助之下，他逃出警戒森严的监牢，及时赶到剧院，成功解救了被车臣恐怖分子劫持的大批人质。紧接着又上演飞机惊魂，拆除了恐怖分子即将引爆的核炸弹，再次挫败恐怖分子破坏国际首脑会议的惊世阴谋。
       所有人都能看出，莫斯科工人文化宫的人质劫持案被搬上了银幕。只是真实的人质案中，大量人质在解救过程中受伤死亡；而在电影里，这一切有了一个神奇的结局，主人公成功解救了包括自己女儿在内的所有人质，无一伤亡。从媒体上的表述我们得知，俄罗斯人不满好莱坞影片总是“妖魔化”克格勃特工，所以这一次要打破定势，塑造一位通常由西方人担任的“英雄特工”。于是我们在银幕上看到了按照好莱坞样板打造的“俄罗斯詹姆斯·邦德”。
       “俄罗斯詹姆斯·邦德”的对手、敌人车臣恐怖分子自然也出现在银幕上。他们蒙着头罩，只露出眼睛。这是一群面目模糊的匪徒，只有“群”而没有个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要数身穿黑衣、腰间绑满炸药的“黑寡妇”。电影里的她们穷凶极恶、铁石心肠，孩子们的哭声丝毫不能让她们动容。除了复仇，她们的生命不再有任何意义。我们对此并不陌生，媒体正是如此描述她们的。而通过电影，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形象再次得到强化和固定。
       问题是，当“敌人”的形象是被抽空个性的面具时，“英雄”的形象又怎么可能血肉丰满、生动感人?
       高加索这个名字与俄罗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两个民族历史和现实中的恩怨情仇，也因为俄罗斯在不断向世人讲述高加索。时光流转，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笔下曼妙的女子幻化为银幕上的黑寡妇，为爱情献身的温婉少女化身为面目狰狞的复仇女神。她们背后的高加索发生了怎样的变迁?为她们画像的俄罗斯人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在一次次现实与想象的纠结中，在一次次的颠覆和解构中，人们是在一点点接近真实，还是总在歧路徘徊，永远无法找到那个真实的“她”，那个真实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