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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史研究是一门清冷的学问，难与轰动沾边，因《大国崛起》的播出，一夜之间竟成了“显学”。影片于去年十一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应观众的要求，仅隔数日，便又全片重播。各种报道和评论随之铺天盖地而来，连国外媒体也不落后。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公众的影视兴趣疲劳而挑剔，一部世界史题材的电视系列片能够引起如此热烈的反响，不能不令人感到意外。
       《大国崛起》讲述的是过去五百年来九个国家由弱变强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故事。这些“大国”包括：地理大发现时代率先征服海洋的葡萄牙、发现并征服新大陆的西班牙、十七世纪的海洋贸易帝国荷兰、以“日不落帝国”称霸全球两个世纪的英国、欧洲老牌帝国法国、后来居上并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选择脱亚入欧的日本、创造二十世纪经济奇迹但最终走向分裂的苏联(俄罗斯)，以及仅用两百多年就从殖民地变为超级大国的美国。这些故事，对学过中学世界历史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对历史学家来说则更是常识。影片为何会引起如此的轰动呢?我想，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
       首先，影片有一个“与时俱进”的立意。中国人素来有一种割舍不掉的“大国”情结，许多人更是相信，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崛起已经不再是一种愿望，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一个处在“崛起”之中的“大国”往往对其他大国的兴衰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兴趣。显然，《大国崛起》意识到并及时抓住了这种从上到下的心理认同和普遍的知识需求。其次，影片的构思富有想象力。九个国家的历史被“大国崛起”的主题串联起来，构成一部时光交错、视野广阔的全球故事。故事讲得也很生动，除了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史实之外，如哥伦布道航新大陆、英西大海战、拿破仑征服欧洲、普法战争、明治维新、苏联的五年计划、美国的独立战争等，影片还加入了一些常人并不熟悉的历史细节，包括：终身未娶的恩里克王子如何改革了葡萄牙的航海技术，精明守信的荷兰商人如何发明了股票交易，英国工厂主博尔顿如何帮助了发明蒸汽机的瓦特，明治政府士族高官的女儿为何成为日本的第一代纺织女工，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如何隐姓埋名前往欧洲学习造船技术，以及美国女作者塔贝尔如何挑战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等。这些耐人寻味的细节给叙事添加了强烈的故事色彩。
       学术支持也为影片增色不少。脚本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们写作，影片的编导和摄制人员还奔赴不同国家，采访了上百名中外专业学者和外国政要，包括一些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西方学者。如此规模的采访，在国外电视片中也不多见。影片的制作充分发挥了视觉艺术的优势，采用实地拍摄，用电视画面展现外国的历史文献、历史遗址，以及异域文化的氛围，配之以颇有史诗风格的音乐和典雅生动的解说，把那些平常听起来枯燥乏味的史实演绎得栩栩如生。人们尽可不同意影片的观点，但似乎都不否认它具有引人入胜的效果。
       但是，影片真正引起轰动的原因应该是它对“大国崛起”的历史的梳理和解读。影片的设计和对史料的选择表明：它要讲述一个新的历史叙事，要关注不同的大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崛起”的原因，要以开放和坦然的心态直面那些过去被忽视、避讳，甚至批判的历史。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故事中，影片叙述了两国的王室政府如何有力地支持了海洋探险事业，抓住机会，一度瓜分和垄断了世界的商船航线。对于荷兰的崛起，影片关注的是这个欧洲小国如何通过生产技术(高效制作成鲱鱼)和商业体制(利用股份公司来融资)的革新建立起贸易帝国的过程。英国的故事分上下两集：上集勾画了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的制度变迁史，讨论了君主立宪和议会至上等英国宪政原则的建立，把“和平变革”视为十七世纪英国政治的“最独特的遗产”；下集则叙述了经济崛起的过程，把注意力放在了牛顿的科学革命、瓦特的蒸汽机发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自由贸易体制以及工业革命等内容上。在法国的故事中，启蒙时期的思想(包括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被看做是法国对世界历史的最重要的思想贡献。德国“崛起”的故事主线不是它如何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而是它如何在李斯特和俾斯麦的推动下走向统一，并以科技发明和重视教育为基础而后来居上。同样，在日本“崛起”的叙事中，侵略扩张只是以标题的方式一笔带过，真正的重点是涩泽荣一、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人的改革业绩。如果说苏联崛起的故事过于沉重，美国崛起的故事则近乎于浪漫。影片对《五月花号公约》、弗吉尼亚议会的建立、《独立宣言》、联邦立宪、进步运动、新政等都做了比较细致的描述和正面的评价，即便在国内的教科书中，这样的处理也是不多见的。总之，与国内过去的世界史叙事相比，《大国崛起》不仅着眼点不同——它更关注“崛起”过程中的国家、市场、科学技术、教育和各种“英雄”人物(包括君主、政治家、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等)的作用——而且在历史解读中尽力保持了一种模棱两可的“价值中立”，即避免做简单的价值判断。这对于熟悉央视节目的观众来说，突然面对这样的历史叙事，的确是一种新鲜的，甚至令人感到些许震撼的体验。
       在多种意义上，我们应该把《大国崛起》看成是一种“异类”。它用电视片的形式来讲述世界历史，把埋藏在图书馆和学者书斋中的历史知识转化为可供大众享用的公共文化产品。它带给公众一种新的观察世界历史的角度，激发起公众对其他国家历史的关注，并在一个广大的、比较的历史背景下来思考中国的崛起。但从另外两种意义上看，《大国崛起》并不算是真正的“异类”。首先，它的立意和构思仍然沿袭了“先入为主”的思维模式。影片的真正兴趣并不在于探索和研究历史，而在于利用历史(或者说部分的历史)来说明一种世界观，表达一种政治情绪或者说意识形态。这与我们过去熟悉的实用史学的解释模式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意识形态的内容与从前有了很大的区别。的确，影片的制作使用了历史研究的成果，并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支持，但学者提供的仅仅是历史素材(包括历史解释在内)，他们并不能控制影片的最终成果。无论制片者抱有如何“中立”和“客观”的出发点，对史料和观点进行选择的本身就包含了价值取向。“价值中立”本身就是一种立场。其次，在制作形式上，《大国崛起》沿用的仍然是政论片或议论片的模式，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河殇》很类似，有些像电视版的报告文学。它的特征是必须使用文学化的思维和艺术化的语言来描述历史和解读历史，它必须在有效的时间内，影响观众，打动观众，为了追求电视的效果，它必须在必要的时候牺牲史学的严谨、严肃和严格。所以，《大国崛起》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奇怪的组合：它讲历史，但不是史学。因此，它也不能被当成历史纪录片来看。
       这样的组合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好看的历史故事，但同时也是一个不连贯的、不完整的、被简化了的，有时甚至是被误读了的“大国崛起”的故事。自然，要在五十分钟内完整而忠实地呈现一个国家的历史是困难的，但时间短并不真正妨碍讲出一个完整和连贯的故事，不妨碍在吃透历史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历史发展的主线，至少做到自圆其说。影片
       试图表现一个全球故事，但实际上是一个九国历史的拼装，缺乏一种经得起学术推敲的逻辑联系。即便在国别史的表现中，每个国家“崛起”的内容、历史跨度、叙述重点非常不同，但又没有说明原因。史实的选择也给人一种牵强的、前言不搭后语的印象。比如，影片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崛起”归功于它们首先拥有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其实，这里的“民族国家”与后来的民族国家有天壤之别)，那么，这种所谓的“民族国家”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能首先在伊比利亚半岛首先形成，没有说明。如果统一的国家对西、葡的“崛起”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它们会在遭遇其他的君主制国家(如英国)的挑战后又如此迅速地衰落了呢?这些君主国家的内部结构有什么不同，此刻欧洲的宗教战争对它们又有什么影响，都没有交代。在英国“崛起”的故事中，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被描述成君主制的典范，是英国进入“强国”行列的制度基础，但此刻的君主制为什么可以避免君主与贵族的冲突，而十七世纪的英国却因王室与议会的冲突导致了内战，影片都没有说明。这些故事的叙述留下了很多的漏洞。在对美国制宪会议的描述中，影片的注意力集中在华盛顿的身上，而不讨论会议争论的核心问题、达成的妥协、留下的隐患等问题，对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等制宪会议的灵魂人物及其思想只字不提。进步运动的故事多集中在西奥多·罗斯福的反托拉斯政策上，而不涉及这项运动真正的改革内容：转换政府职能、扩大政治民主、实施“社会正义”立法、改变自由放任的市场资本主义秩序等，也无视真正推动这场运动的劳工阶级、社会主义党人、中产阶级改良者和平民党人。还需指出的是，影片在谈到美国对专利的保护时，说联邦宪法的第一条第八款是保护专利权的专门条款，其实这一款一共列举了数十种国会应该拥有的权力，保护艺术创造和技术发明只是其中的一项，这一条款最重要的联邦权力是征税权、州际贸易管理权和制定一切必要的法律的权力。
       影片使用了“大国崛起”作为组织性主题，但“大国”和“崛起”恰恰是两个定义十分模糊的概念。什么是“大国”?什么叫做“世界性大国”?影片的定义非常不清楚。为什么要选择这九个国家?为什么它们的影响、它们的崛起是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迹，而其他的不是?事实上，影片讨论的九个“大国”是不同的国家，其性质在世界史上有不同的涵义。早期“崛起”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以及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都是实施君主制的王权国家，它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s)。十八世纪末经由与英国决裂诞生的美国与经过大革命后的法国算是新的民族国家，十九世纪“崛起”的德国、日本则是另外一类民族国家。英国经历了一个从君权神授的王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换的过程，俄罗斯也经历了同样的阶段，而苏联则又与同期的所谓民族国家有许多的不同。“大国”的使用抹杀了这些不同的“国家”在主权归属、政权性质、政府组成以及历史内涵上的深刻区别。我注意到，在《大国崛起》题目的英文翻译上，国内媒体大都将“大国”翻译成为“great nations”，而《纽约时报》则将“大国”理解成为“greatpowers”。纵观整个影片，我认为《纽约时报》的理解更为准确和贴切。显然，作为nation(民族国家)的“大国崛起”与作为power(强国或列强)的“大国崛起”在内容和过程上是不同的。强国崛起的故事是我们熟悉的：这是一个不同列强在世界范围内利用坚船利炮建立海洋霸权、抢夺和占有他人资源、制定游戏规则、建立永久霸权的故事。而现代民族国家崛起的故事则要复杂一些：它是一个国家在发展中如何面对内部的阶级斗争、如何解决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如何定义公民的权利、如何构建国家政治、如何建立民主与法治、如何建立共享的国家核心价值观的故事。《大国崛起》用(中文)的“国”一语以蔽之，无视了“国家”(包括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形态)之间的性质区别，也否认了“国家”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和性质转化。事实上，“大国”在“崛起”过程中无不发生了具有根本意义的性质变化大革命使法国从君主制国家变成了公民国家，光荣革命将君权神授转化为君主立宪制，十月革命将俄罗斯转化为社会主义国家，内战把美国变成了联邦主权至高无上的国家等。这种意义上的国家性质的转换(或者说国家制度的转型)是“大国崛起”的最为重要的内部故事，没有它，也就没有“大国”的外部崛起。但这些内部崛起的故事却为影片所忽视。
       “崛起”的概念也同样令人感到纳闷。什么叫做“崛起”?衡量一个国家“崛起”的标准是什么?影片没有清楚地说明。如果说西班牙与葡萄牙对世界海洋的瓜分是“崛起”的话，那么这种“崛起”与“称霸”有何区别?如果英国在一五八八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称霸大西洋标志着英国的“崛起”的话，那么，德国两次发动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是一种“崛起”的表现?我们注意到，影片在讨论“崛起”时，时常将“崛起”与“现代化”混为一谈，而“现代化”又是“现代文明”的表现，“崛起”因而成为一种值得讴歌的历史经历。事实上，“大国崛起”的过程本身就包含了野蛮、残酷、掠夺、强权和不文明。在结束对葡萄牙和西班牙崛起的讨论时，影片提到了美洲印第安人文明所遭受的践踏和毁灭，但影片却将另外一个“大国崛起”的故事完全忘记了，这就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方才结束的、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大西洋奴隶贸易。所有早期崛起的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以及后来的美国——都参加了这场将至少一千二百万非洲男女贩运到美洲大陆为奴的贸易。正是这项贸易刺激了大西洋海域的国际贸易，激化了大国之间对海洋霸权的争夺，但同时也为大国的“崛起”积累了原始资本。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瓦特发明的蒸汽机推动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但纺织工业所需要的棉花，则是由美国南部的奴隶种植园提供。也就是说，美国南部的奴隶同时为英国和美国的“崛起”付出了代价，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美国内战的发生；美国宪法保护了技术发明，但脱棉籽机(一七九三年为耶鲁毕业生惠特尼发明)的发明却使更多的非洲人永久陷入奴隶制的深渊之中。我们在讲述大国崛起的故事时，似乎不应该忘记：早期的“大国崛起”的故事无不沾满了非洲奴隶的鲜血，无不是在剥夺他人自由的基础上实现的。这种意义上的“大国崛起”绝非是一项一往无前的、道德崇高的事业，而是一个带有暴力、压迫和掠夺的过程。
       为了刻意表现强国崛起的内部原因，影片压缩和简化了大国的对外扩张、对殖民地的掠夺等主题，在史学上做了另一种同样不明智的回避和简化。大国崛起的行为绝不只是一种单独的、与外部环境隔绝的行为。英国的崛起与帝国扩张和海外殖民地的建立有密切的关系。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地给英国带来了大量的物质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缓解了英国国内的阶级冲突，促成了土地贵族向商业贵族的转化，并使资产阶级利用经济的力量进入政治，国家得以相对“和平地”崛起。此外，影片对“崛起”的讨论也忽略了不同“崛起”王国的比较。按照影片的构
       思和设计，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可以提出一些更有思想性的问题。比如，十七至十八世纪的英、法同为欧洲强国，但为什么法国最终走向了专制王权国家，而英国却走向了君主立宪的体制?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在十八世纪末先后发生，都受到了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但两者的结果为什么如此不同?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也是值得比较的题目。为什么这两个国家可以如此迅速地崛起，而在崛起之后又都如此迅速地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是制度的原因，思想文化的原因，还是国际环境的原因?我们也注意到，德国和日本的故事实际上都包含了一个“两度崛起”的故事。这两个国家之所以可以“第二次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冷战的原因。没有冷战，便没有它们的二度崛起。由此也说明，在“大国崛起”的历史中，不光是英美之间存在着继承的关系，到了二十世纪之后，“崛起”不再是一种独立的国家行为，而是一种受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控制的国际权力集团的行为。抛开这种背景谈“崛起”，未免过于天真。
       由此想到，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了解“大国”的“崛起”。在观察世界历史发展时，我们应该关注那些主要的、具有关键意义的历史发展。如果大国的崛起是一种国家行为，是一种国家意志、国家力量和国家精神的体现和结果，那么，我们必须要了解“国家”是如何形成的、如何组织的，所谓的“国家”的实力是什么，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如何被纳入到这个国家体系中来的，它的制度是如何演进的，它们曾经面临过哪些艰巨的挑战，又是如何面对的。我们不能忽略讨论制度的演进和变化。制度建设是国家发展的关键，但制度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是靠一时一次的“崛起”可以完成的。就真正的世界大国英国而言，大宪章是在十三世纪初成文的，过了近五个世纪，君主立宪才成为成文的宪政原则，而民主制的到来还要通过十九至二十世纪的多次改革。真实意义上的“一人一票”的民主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才在英国实现，此刻距大宪章已有七个世纪的历史，距光荣革命也有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所以，崛起不是一种运动，而是一个过程，一个长期的、综合的过程。与之相关的是，大国崛起的故事也不是一个由精英和英雄垄断的故事。《大国崛起》告诉了我们许多“英雄创造历史”的故事。林肯便是其中的一位。但是在讲述林肯解放黑奴的故事时，我们不应忘记，推动林肯迈出这一步的是内战打响之后大量黑人奴隶的自动逃离。林肯的初衷是保护美国联邦的统一，而不是解放黑奴，但奴隶的自我解放行动迫使林肯和联邦政府修正了战争的目标；而事实证明，只有废除奴隶制，美国联邦才能得以幸存，后来美国的崛起也才成为可能。奴隶同样是推动“大国崛起”的英雄。
       以史为鉴，让历史照亮未来的行程，这是《大国崛起》的目的，也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但只有把握了真实的和全部的历史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未来的行程。无论我们如何评价《大国崛起》，我们不能否认，它带给我们许多的思考，这也是影片引起热烈反响的原因。为此，我们应该感谢这个影片的创作人员，《大国崛起》给我们出了一道具有经典意义的题目：中国应该如何崛起?中国崛起的意义是什么?影片中有人评论说，中国的崛起就是“人流”的问题。事情并不这样简单。中国的崛起不可能，也不应该重复其他大国走过的路。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世界性的工程，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中国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曾在近代饱受“崛起的”大国的欺辱，又经历了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寻求“崛起”的实践，并背负着几千年之久的文明传统，这样的国家如何崛起呢?它的资源在哪里?它面临的最大挑战又是什么?它的崛起应该对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需要我们通过实践去探索。《大国崛起》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崛起之路，中国的崛起必须给所有的而不是部分的中国人带来尊严、公正、平等、自由和幸福，必须给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带来持久的公正和和平，只有这样的崛起才算是中国人的崛起，才算是对人类文明的较大的贡献，也才可能成为值得长久记忆和书写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