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阳波，一个朴实憨厚的陕北后生。走在街上，普通得绝不会让人多看他一眼。
       然而，在延安大地，在延川小城，古道热肠、乐善好义的他，有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被人们口口相传……
       喝延河水长大的路遥去世了。他的巨著，他的才情，长留人世；同时也留下了一孔破败的窑洞和清贫困顿的养母……
       大年三十，也是喝延河水长大的陕北后生阳波。来到了那孔破窑洞……
       8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界有一桩盛事足可载入文学史，那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陕军东征”。在这支“陕军”阵营里，路遥是独具代表性的一个。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一举夺得“茅盾文学奖”，就能使人从一个侧面，感知到他不俗的文学底蕴。
       然而，正当盛年的路遥却突然因病去世，文坛为之惊痛。
       路遥走了。他的皇皇巨著和卓越才情，长留人世；同时留下来的，还有一孔破旧的窑洞和他贫苦、困顿的养母——1995年的腊月二十九，在与友人的交谈中。阳波听说了路遥养母的境遇。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第二天早上，他买了一篮子肉和鸡蛋，步行十多公里山路，来到路遥养母的窑洞前。进得窑洞，里面的破败给了他极大的震动。路遥是他崇敬的一大作家，并曾引领他在文学的道路上跋涉过，他知道，正是眼前这位瘦小的老人，含辛茹苦将路遥拉扯大的。路遥生前，按时给老人寄钱，那时，老人的日子过得挺好。但路遥去世后，老人没了生活来源，日子一下子就艰窘起来，面缸里常常空空如也，灶上更无一丝热气。作为中外闻名的作家，他的恩同再造的养母在他身后居然连饭都吃不饱，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当天晚上，思绪如潮的阳波伏案撰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一家报纸上。他在文中呼吁社会不要忘了那位老人，因为如果当时没有她的抚育和教养，就决不会有日后路遥在文学上的辉煌。
       一石激起千层浪，老人的艰难处境，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一份份蕴含着爱心的捐赠纷至沓来，前前后后，竟有5万元数。这笔钱足够路遥的养母丰裕地安度晚年了。后来，大连客车总厂又与他联系，想出资30万元，重修“路遥小学”。阳波受命前往大连洽谈此事。
       从延安乘车到北京，再转车去大连，车上数十个小时，他硬是坚持着没去买一张卧铺票。他本来就有椎间盘突出的毛病，等在大连下了火车，他疼得弯着腰，差点连路都走不了了。
       事情谈妥了，从大连回延安，他依然买的是张硬座票。在延安采访阳波时，他向我解释说：一来一去，坐卧铺要多花400元钱，这30万元钱可是几十个娃娃一年的学费钱哩!真要坐卧铺，我心里不安哩！
       我听后，眼睛酸酸的，久久无言。
       
       毛泽东当年的警卫班长晚景凄凉，但风雨中，却走来了一位素昧平生的陕北后生……
       雨说下就下了。
       陕北高原的雨景别有一番韵致：远山近岭，沟沟峁峁，前坡后塬，都被那雨收拢进一幅气象万千的烟幕之中。平时燥得人心慌的黄土高坡，此刻滋润着，泛起一层瓷色的亮光。坡上、峁上，那些稀稀疏疏的植物也突然间有了灵气。枝叶间的黄尘俱被雨水冲净，乍露的绿色就格外地令人怜爱。平时干干的河道开始有一股细细的小流顺坡而下；雨线渐紧渐密，水流渐急渐宽。
       水是陕北人的命。汉子和婆姨们摆出一件件能盛水的物什，接着雨水。风雨中，娃娃们快乐的叫喊声，远远近近地回荡。
       然而这却苦了阳波。荒坡小道，原本板结、坚硬的泥土变得松软，一步一脚泥泞。阳波走得小心翼翼，还是免不了一次次脚下打滑，一次次步履踉跄。低坡尚无大碍，那些高高的峁，就不能不让人心惊。那些峁的边缘，都临着陡而深的谷，往下瞅瞅都令人眼晕。晴天里也有赶路行人不慎殒命谷底的事发生过。阳波寻了根树枝，支撑着自己走。
       几天前，阳波听人说起张瑞岐的事。“老汉做过毛主席的警卫班长，现在孤零零一个人，日头难熬着哩!”听完，阳波的心颤了颤。张瑞岐?好熟悉的名字。于是想起权延赤的一本书里曾经提到过。
       匆匆做了一下准备，阳波要去看望那位昔日天下第一班的班长了。他能够想像出老汉一个人过光景的难处。他只想帮帮他，尽己所能。
       张瑞岐家住清涧县张家山村，距阳波所在的延川县直线距离有五十多公里，但不通车。如果乘车，得先绕一个大弯到榆林，换乘长途汽车后再步行十多公里。权衡之下，阳波决定步行。他起了个大早，背上几个干馍和几根黄瓜上路。
       中午之前，还天高云淡的，可刚过晌午，天就阴了下来。而且，雨说下就下了。陕北高原1997年初夏的第一场雨，让阳波叫苦不迭。
       然而阻波却不敢停。饿了啃个馍，渴了嚼根黄瓜。阳波走得艰难，走得滞重。雨水和着汗水，全身的衣衫早已湿透。真累!
       可前方的坡坡峁峁还是一道接一道，无边无际。
       夜里快两点，阳波终于敲开张瑞岐的门，看着眼前泥人般的阳波，老汉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娃，你是作甚来?”
       “我是延川教育局的，听说你老日子凄惶，就想来看看您。”
       “娃是步量着来的?”
       “步量哩!大早上的路。”老汉哭了，一双浑浊的眼睛里不知怎么会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的泪水。
       昏暗的油灯下，78岁的老汉面对一个30岁的后生，打开了尘封心底几十年的记忆：
       1936年，张瑞岐在清涧袁家沟参加红军。当年，毛主席就是在袁家沟写下了《沁园春·雪》这首大气磅礴的千古名篇。1944年12月28日，张瑞岐由中央警卫团4连调到枣园给毛主席当警卫员，后任警卫班长。从杨家岭到转战陕北，从西柏坡到北京香山，张瑞岐一直未离毛主席左右。其间，主席曾两次让他回家探亲，他都以保卫任务未完成推掉了。1948年3月，中央机要处离开陕北，张瑞岐跟着毛主席前往西柏坡，随后又到了北京。“谢谢你送我到北京，现在，你回家结婚吧，你都30岁了，再留我身边，你对象该有意见了。”主席对张瑞岐说。
       1949年5月17日，毛主席亲自安排张瑞岐坐贺龙的飞机经山西回到陕北。此后，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张瑞岐都牢牢记住毛主席“永远忠实于人民的事业”的教导，在家乡贫瘠的黄土地上，种田整地，荒坡植树。如今，他几十年前种下的花椒、枣树，已经成为村民们的摇钱树，他因此而被县里授予“绿化功臣”荣誉称号。可他却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一年四季难得吃上一顿白面。窑洞里更是破烂不堪。有时竟连煤油灯都点不起。
       让人为之感动的是，几十年来，张瑞岐绝口不提曾给毛主席当过警卫班长的经历，也从未向组织上伸过手，只是勤勤恳恳，每日里劳作不止……
       随着老汉的讲述，阳波流泪了。“您老不该这么苦：我们的社会，更不该遗忘掉您。”阳波哽咽着说。
       “这娃，哭甚来?我这不是挺安逸吗!”老汉倒过来安慰阳波。
       天已大亮。阳波站起身，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钱搁在老汉桌上要走。老汉慌慌地：“我给娃蒸上个馍带上。”
       “不用，我兜里还有呐!”阳波说着，出了窑洞。老汉跟出来，嘴里念叨着：“好娃哩!好娃哩!”
       回延川后，阳波赶写出一篇材料，呈递有关部门。兰州军区接到材料后，大喜过望。原来，他们也在四处寻找张瑞岐。这以后，张瑞岐每个月都可以收到兰州军区寄来的几百元生活费，老汉终于有了一个富足圆满的晚年。只是，晨昏之际，风雨之夕，老汉常会想起那个一身泥水、一脸憨厚的年轻后生。恍惚间，那后生正憨憨地笑着，走进他已装修一新的窑洞。
       “娃，快到炕上坐。”
       老汉常常情不自禁，脱口而出。再揉揉眼睛，才知是幻觉。于是，便有泪水，悄悄流过刻满沧桑的脸颊。
       可老汉至今都不知道那个后生子叫个甚名字……
       阳波，以一颗滚烫的心，引领着自己的人生之路
       阳波自幼家贫，像一支信天游上所唱的那样，是“苦藤藤上结个苦瓜瓜，苦妈妈生我个苦娃娃”。好不容易读完中学，就到村办小学当老师。后来考入师范学校，毕业后再当老师，直到调入延川县教育局。可以说，他一直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对普通人，尤其是对那些无儿无女的老人们的命运，也就多了一份体察，更多一份深切的关注。他忧郁的目光，他易感的心，总是充满无限温情地注视着那些老人们不幸的晚年。为了让开心的微笑抹去他们眼角的泪花，他跋山涉水，历尽辛苦，给老人们送去一份关心，送去一丝温暖。于是，他便拥有了一颗能将黯淡的生活燃烧起来的心。
       但他得到了什么呢?他曾立志为文，如果埋头写作，他当然可以挣到不菲的稿费。而现在，他却是一文不名。家里一孔破窑，两床铺盖，彩电、冰箱与他无缘，甚至连简单的家具都没有。“买不起哩!”阳波说。可为了帮助一位无依无靠的老大妈，他曾经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和奖金。
       在延安采访期间，我见过阳波的妻子。这个可敬的女性当了十多年民办教师，拿着微薄的工资，家里家外操劳，刚过30已是满面皱纹，却毫无怨言地支持着自己的丈夫。“他做的是让人记挂一辈子的善事。再说，人谁没个老的时候!”阳波的妻子说。
       阳波当然只是个普普通通的陕北后生，但他身上却有种让人为之仰视的东西。他以一颗滚烫的心，引领着自己的人生之路。这颗心的特别之处只是在于，有时它当然只有一点光亮，就像所有的普通人那样，可有时它会突然间闪射出万丈光芒。这光芒，足可照亮浑噩中的世道人心。
       不亦大哉——陕北后生!
       (吴爱春、王平摘自1998年10月30日《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