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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十一日，《三峡好人》在汾阳首映。这座以汾酒闻名的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却没有一家电影院。首映式在一个经过整修的旧礼堂中进行，天寒地冻，礼堂中没有暖气，但挤满了当地来观影的人们，男女老少，热情如火。礼堂两侧的墙上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大型标语，屋顶是一个红五星，一望而知，这个礼堂建设的年代还是“前改革”的时代。经过三十年改革，尤其是过去十年的改革，就像中国的医疗设施和教育设施一样，中国的文化设施正在赶超世界水平，不用说音乐厅、歌剧院、博物馆的建设和改造了，我们只要看一看上海、北京的那些影院的设备、装潢——当然还有票价——就能够知道中国在文化产业上的投入是何等规模。坐在那个寒冷的礼堂里，我不由得想：为什么中国许多的县城会倒退到连一家影院也没有？每次有人批评包括各路大片在内的文化工业时，总有层级各异的人物以广大观众的利益为名为之辩护，但这个“广大观众”从未包括像汾阳那样的并不算小的城市的居民的，更不用说偏远地区的乡村了。不久前，我赶到朝阳剧场观看黄纪苏编剧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就在剧院的旁边，看到街边的空地上树立着白色的银幕，银幕的两侧坐满了民工朋友们，这熟悉的画面不由让我记起年轻时在操场上看露天电影的岁月，感慨良多。
       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和纪录片《东》在威尼斯电影节双双获得大奖，但《读书》组织有关的讨论并不是因为它得了奖。从《小武》、《站台》、《逍遥游》到《世界》，贾樟柯勤奋探索获得许多荣誉和关注，而相比于这些作品，《三峡好人》无论在思想的深度和叙事的成熟上，都可以说更上层楼。在汾阳的大礼堂内，我能够感受到观众的热情。然而，因为与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档期重叠，《三峡好人》只能在屈指可数的胶片影院中放映。《三峡好人》和许多甚至根本无缘进入院线放映的影片的命运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在许多列入院线体制的豪华影院、大型影城在大中城市落成之际，许多中小城市的电影院衰败得如此彻底，甚至像汾阳这样规模的城市也没有一家电影院？
       中国电影发行体制包含了国家与市场的双重管理。按照《电影管理条例》的规定，影片的发行、放映必须持有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颁发的《电影片公映许可证》。八十年代以来就议论纷纷的审片制度仍然存在，但含义也在发生变化，它和市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九十年代以降，经过多年的试验，院线制和集团化已经正式被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确定为电影发行放映体制改革的重点。所谓院线制，说到底，就是一种连锁店式的垄断性的电影发行放映体制，它以若干影院形成系统，实行统一品牌、统一排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改革政策制定者相信，“这一改变将使我国原有的电影发行放映体制从条条块块分割转为院线网络的联通，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式经营”。但院线体制产生的矛盾是：为了获得高额票房，大量的影片无法进入院线，而资本雄厚的制片人与院线之间可以达成协议，通过承包档期等方式共同垄断院线市场。如果某部影片，哪怕是优秀影片，不能如期进入影院，就可能失去它的青春岁月，也丢掉它的市场机会。现实的情况是：经过十多年来的改革，进入院线上映的影片屈指可数，而大量的人口、尤其是农村和小城镇人口及低收入人群，被排斥在电影院之外。
       好些年前，许宝强和我曾经共同编辑过一本题为《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的文选。资本主义是反市场的这个命题是由著名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的，在他的研究中，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自由竞争，而是形成垄断（往往是通过资本与权力的结合）以赚取高额利润为特征，因此是反市场的。这个命题用到如今的电影市场上，实在是再恰当不过。过去这些年，三农、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的问题先后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读书》杂志发表过大量的文章，今天，我们是否也应该关注一下所谓的“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