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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穷从来没有这么富于吸引力。水泉从来没这么热闹过。13岁的山村姑娘魏敏芝从来没这么不知所措过。这好像不完全是个皆大欢喜的故事——
       “张艺谋和希望工程，一个著名的导演和一项伟大的事业携手1998”，“真名真姓，职业演员一个都不要”……在电影人、电视人、报人的“感召”下，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63户272人的河北省赤城县水泉村被推到弧光灯下，赤城镇宁堡乡13岁的魏敏芝作为“乡村女老师”、“女一号”和村姑的命运被闹得左右为难。
       穷乡僻壤的嘉年华会
       水泉村穷得叮当响。窗户上糊着“文革”时期的《河北日报》，黄泥土房甚至600年前山西人逃难时建的窑洞，土豆、莜面为主食，三十多位娶不到媳妇的光棍汉，……这个从北京出发需颠簸五个多小时的穷山沟，山光秃秃，树也蔫蔫的没几棵，却常常是黄土漫天。“我们第一眼就看上了这村子，它穷的程度接近剧本的环境需求。”导演看中的破烂不堪再加上美工曹久平的“锦上添花”，新石头用油擦洗做旧搬到教室前，栽一棵大树挡住远处的变压器，请当地小学老师在小学墙上写上一行字迹拘谨认真的标语，“积极学文化，不当睁眼瞎”。经整整一个月的寻觅和布景之后，水泉村正在被定格在银幕上，以它的贫穷和纯朴形象。
       贫穷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富有吸引力，水泉村也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
       六七十人的摄制组每天不辞劳苦地经土路，绕山道，过小桥，碾碎石，从北京到赤城，再从赤城折腾到水泉村，运送拍摄器材和午饭的面包车，制片组接送客人的吉普往返其间。村民们也被调动起来了，他们中有的幸运地被挑中搬器材砌土墙，每天得到4块钱，他们的破土房被租为外村演员孩子的宿舍，而他们的孩子一个也不落地被收为群众演员，中午白吃一顿白面馒头大米饭，将来还要上电影。剩下的老少媳妇有事没事都在水泉小学门口转悠，叽叽嘎嘎，探头探脑，拿着绣了一半的鞋垫，挎着半筐野菜，笑嘻嘻地看热闹等着天上掉下来的美事儿，在制片组的吆喝下忽东忽西躲出镜头，保持安静。水泉村的生活一下子有了主题：瞧瞧拍电影的去。
       不但没见过世面的村里人有了热闹，就是北京城里人也巴巴地跑来了。有影视明星，5月10日开机这天，姜文、臧天朔，还有村里人熟悉的“宋江”“焦裕禄”，他们在千响鞭炮声中站在村口小学的土堆上，叫好，拍巴掌，为邻村请来的演员村长，为村里破衣烂裳的小孩子。落不下的记者，据说仅开机那天就来了二十多家，笔者在19日这一天所见采访够热闹的。漂亮的女记者向张艺谋提问(譬如“您想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支持希望工程吗?”张答“是”)，向饰村长的村长提问(譬如“你能参加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没想到吧?”答曰“没想到”)，拍拍水泉小学生乱蓬蓬的小脑袋，然后对着话筒对着全国观众朋友们说：“我们期待这部特别的片子圆满成功。”
       故事、现实和理想
       泛黄的《人民日报》裱糊顶棚，十几年前赤城县教育局监制的“名人名言”宣传帖钉在墙上，三条腿的条凳，没有桌肚的课桌，70年代的奖状，说不清年代的教案、蘸水笔……作为电影布景的水泉小学守着一段令人慨然的过去。
       仅有二十多个学生的山村小学校长兼惟一的教师高恩满因母病回家，村长找来13岁的代课老师魏敏芝，“班上的孩子我交给你，到我回来，一个都不能少”。为了老教师临走前的这句话，小姑娘魏敏芝在代课的二十多天里，一次次顽强地找回失学的孩子，不管他们是因为贫穷，因为要拉到县城练长跑，还是被迫打工……作为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的故事背景，水泉村小学的生活贫穷酸楚。
       现实中的水泉小学只可能是更困窘更令人怜惜。
       在水泉小学当了20年老师、校长的李向平和他的19个孩子最近把课程安排在一早一晚，白天的时间全都留给了摄制组。
       白花花的太阳底下，水泉小学的19个孩子连同外村找来的8个小朋友玩泥巴，踢石子，唱着李老师新教的拍手歌，“不乱讲话，不看镜头，竖起耳朵，精神集中，听从指挥，嘿嘿嘿!”他们被嘱咐“一定要听话”，听导演、听摄制组叔叔阿姨的话。能上电影，有的吃有的玩，他们高兴得要命。他们不知道李老师的苦衷。
       “咱们想通过这个改变改变……摄制组也答应了。”李老师说他希望水泉小学变成“那样”：窗户上是大块的玻璃，顶棚糊上新报纸，地面用黄土垫平，墙壁刷刷白，要是能修个矮墙装个大门，就更好了，“那样的话，我们就能带着孩子们种树种花，再不怕牲口进来拱了。……摄制组好像答应了……他们不愿透露。”
       摄制组不愿透露的计划是：重建水泉小学。据制片部门讲，摄制组之所以放弃温泉宾馆住到条件较差的赤城宾馆，就是要“为水泉村的孩子留下点什么”。
       李老师又不好意思了，他说，如果摄制组帮这个忙有困难就算了，他一点点来，他有自己的规划：开春了每个孩子从家里拿来块塑料薄膜换下了旧窗纸，村里库房拆迁不要的碎玻璃拼拼凑凑成，了今天的玻璃窗；找乡里批个条子，120元一套的桌凳降到60元一套，再跟村民商量每一亩地集5毛钱，好说歹说弄来的9套新桌凳换下用了三十多年的旧的……
       “总会有办法的。”李老师总能将就着想出办法。从学前班到四年级一共19个孩子分成5拨同时上课，动静分开，文理交错。一块黑板分成4块，一个教室两个朝向，脸朝西的孩子学语文，脸朝东的学算术，一边是抄课文，一边是听老师讲字词，一堂课50分钟，转它二三个来回。
       乡村教师李向平关于学校建设的构思与11岁小学生明星红一比显得很“没理想”。
       “我要挣10万块钱，把农村全盖成大楼，盖……26层。”因为她认识一个小伙伴的三姨家住在城里，25层。她一直遗憾的是那天在县宾馆郦红阿姨(副导演)考她跑步，只是在一层，没上楼。她还说她要开个城里那么大的小卖部，卖巧克力，卖泡泡糖，卖非常粗的火腿肠——因为她发现火腿肠越粗越好吃。
       魏敏芝和她自己
       从5月7日进剧组，这已是第11天了。从镇宁堡家里出来，背着几件旧衣裳、几本课本，第一次坐车，第一次进县城，魏敏芝不再仅仅是镇宁堡中学初一的中学生，“她是我们从一万多名中学生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她成了“名导演张艺谋新片中的‘女一号”’，她穿着比平时还旧还破的服装师精心设计的格子衫花布鞋，和一大群穿着前卫的电影人住在赤城宾馆，她仰着脸也学会了那么一句：“拍戏好累。”
       魏敏芝的确觉得累得够呛，每天七八个小时站在外景地，反反复复演一个不知结局如何的角色——张艺谋不让演员看剧本，只是在拍摄前“说说”剧情，怕演员们受“恶俗
       电视表演”的影响。但令魏敏芝觉得更累的不是这些——她一直在跟自己较劲。
       “她和我想像的不一样。她可不像山里的孩子，太复杂太敏感了。”摄制组从北师大找来帮助敏芝料理生活补习功课的韩冰说：“她那么爱笑，笑着笑着，眼圈红了，又哭了。”自尊与自卑，亢奋与失落，梦想与不敢梦想，张艺谋摄制组中的魏敏芝时时发现另一个魏敏芝跟自己过不去。
       “我不快乐。我不适合城里的生活。我想家了。”5月18日这天晚上，伤心的魏敏芝在讲这番话之前还兴奋不已津津乐道地回忆自己入选女主角的每一个细节，“可真是巧了。那天下午，我刚洗了头发。披散着，和妹妹在村办公室外面玩……妹妹和我双胞胎，比我好看，但她没我胆大……真是好险啊……田家窑的郭海燕演得比我好，我以为自己没希望了呢……前两回我都没当事儿，可这回我真难过不吃饭不笑了……结果呢……当然是我了……我们全家都没坐过车，妹妹学自行车我不学，她说你将来怎么进城呢，怎么进城?你瞧我不是来了嘛……我姐姐16岁进城念师范，我13岁就出来了……”说到得意处的小姑娘翻了个身，用被子裹紧自己。
       “我们家条件不好……我们一般吃土豆、莜面，我爸是个木匠，可他得了肝炎不能干活了，我妈种地，上山挖药材，当保姆，替人织毛衣……我们家一年收入2000元，我们姐妹3个每次开学需要1500元……借呗……我爸46，看上去却像64，你们哪能想像，他因为老用锤子斧子，手抖得水碗都端不住，这样……我生下来只有这么一点，别人都说不要了吧，是我爸把我留下的，我病了，他骑车冒大雪连夜进城买药，回家冻得都……我们从来没有新衣服……我出来11天了……我妹妹想我天天哭，她哭我就不哭……我要回家……城里人有什么好，心口不一，他们只知工作丧失了自我……我想我爸爸了，我妈和我妹每天站在汽车通过的路上等我，我在车上还没等看清她们……”凌乱得颇有渲染味道的语气把自己打动得伤心至极。泪水涟涟的小姑娘在这个晚上，那么矛盾，那么脆弱，那么孩子气，恰好13岁。
       第二天，19日上午，这个小姑娘又出现在拍摄现场，像个大人一样，认真地听导演讲戏。不厌其烦地说另一个小姑娘该说的话，安安静静地吃饭，拍摄间隙捧着英语书，平静而冷淡地回答记者的问题，“吃得惯，我在家吃的和摄制组——差不多……将来?也许吧。我会努力的。”
       19日这一天傍晚，摄制组归来的路上，敏芝的姐姐向汽车挥手，敏芝奔下汽车——妈妈想敏芝想病了……一边抱着哭泣的妈妈，一边对赶过来的副导演说：“明天来接我，7点半，我在路口等。”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1998年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