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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长辈来自英国、从小在非洲长大的男孩，我常常伴随母亲——一名医生巡回医疗。妈妈出诊时开的汽车像个机动诊所。它是我父亲设计的，里面安装了一只设计精巧的医药柜——整齐有序地排列着各种药品器具:手术刀、药瓶、棉签、软膏等。我们巡回的地区方圆数百英里，属于当时的南罗得西亚东部高地的麦尔塞特乡村地带。
       我母亲为救死扶伤而做的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在旱季到处进行预防接种，以帮助当地居民抵御天花、白喉、结核、小儿麻痹症等疾病的侵扰。
       巡回医疗的其中一条路线是进入海拔很高的、花岗岩构造的乞玛尼玛尼山脉。它与莫桑比克荒野的、未开发的边境地带交界。在那里，游击队正同葡萄牙殖民者进行着如火如荼的战争。
       一次，我们将要去的地方已预先告之对方，所以当我们到达时，数千名当地的恩道族人已聚集在那里——大多数人是越过边境来的。我们并没有准备给莫桑比克人搞预防接种，然而母亲对此甚为理解，因为恩道族人穿越边界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的任务是为那些要进行小儿麻痹症接种的孩子们做些辅助工作。我拿着装满糖块的盘子，给每个孩子分发一块糖。一名卫生助理拿着一瓶疫苗跟在我身后，他在每块糖块上点一滴亮晶晶的粉红色药液，然后我说一声“舌头伸出来”，把糖块依次放人排好队的孩子们口中，并检查一下以确保孩子们都吞了进去。我最大的难题是如何防止吃过药的孩子重新混入队列骗得第二块糖吃。
       当年的日子相对来说是安宁的。但是到了70年代我长大时。罗得西亚占人口多数的黑人民众为获得政权而进行的战争逐步升级。我们居住的地区由于与莫桑比克有着漫长的边界线，便成了受战争摧残的疆土。几乎每个农场都被攻击。乞玛尼玛尼山区一带埋上了大批的地雷，不少山羚、大羚羊和其它野兽在响彻山谷的隆隆爆炸声中被炸得粉身碎骨。在几乎10年时间里，人们一直不敢在这一地带贸然行动。
       我去了英国，试图忘记非洲，抹去对我的家乡的回忆，它现时已改名为津巴布韦。
       我选择了当记者的职业，不久便在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找到了一份工作。1986年，该报把我派驻南非，这是一块每天都燃烧着黑人斗争烈焰的国家。我正是从我的驻地约翰内斯堡冒险进入莫桑比克的，这是我自童年时代以来第一次回到那里。
       那时候莫桑比克一直笼罩在战争和饥荒的阴影之中，被列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政府军正和反政府武装进行着战斗。
       新闻界广泛报道说莫桑比克的反政府力量在邻近的马拉维有不少基地，然而没有人掌握证据。马拉维通常禁止外国记者的采访活动，我乘英国威尔士王子对该国进行的一次访问之机，作为官方的随行记者团的一员进入了这一地区。
       不久我悄悄脱离记者团，独自南行。我驾车顺莫桑比克边界开了一天半的时间，沿途向当地人和传教士们询问情况。第二天中午，我把车停在一家商行旁，走了进去。
       店里的光线显得十分暗淡。我向店主打听是否在边境这一带看到过反政府武装分子。在我的眼睛刚刚适应这黑暗的环境后，只见他脸上的笑容逝去了。从远处的一个角落传来一阵金属的碰撞声。
       “谁想探听这码子事?”一个低沉的声音喝道。
       在角落里，6个身上绑着子弹带，腰上挂着手榴弹的男子正喝着汽水，几支俄国制造的卡拉斯尼科夫自动步枪靠在墙边，一支火箭发射筒安放在水泥桌子上。
       “你跟我们走，”其中一个人命令道，“到我们基地去。”
       又是一阵金属的撞击声之后，我随着这些人上路了。我们在丛林地带艰难地跋涉着，那名能讲英语的人离开了队伍。我与剩下的5名全副武装的游击队员无法交流。领头的那名小头目样子很凶。尽管天气很炎热，他仍戴着一顶有着毛衬里的俄式飞行帽，两边的毛护耳拖到肩膀上好像长毛垂耳狗的耳朵。
       每当我们经过一个反政府武装的营地时，我总是构思着我被“俘虏”的一幕幕情景。我被武装押解着，由于作了抗拒，于是被视为间谍。情景中的我有时被拳打脚踢。这些人抽吸大麻，以一种疯狂的精神来压服我。我甚至担心那名眼睛发红的小头目可能会枪毙我。
       第二天，我们终于到达了他们的基地，我获得了食物，并被允许用一块湿布擦了擦身。随后我被带到一位穿着橄榄色服装的基地指挥官面前。
       这名指挥官坐在一张满是疤痕的塑料贴面桌子旁，正饮着一瓶葡萄酒。押送我的士兵向他作了很长时间的报告，这时一名服务人员恭恭敬敬地给他送来了饭菜，我则被命令在旁边等候。
       直到此时，我都听不懂这些人所说的语言——一种莫桑比克北方人和马拉维方言混杂起来的，并不时冒出几个葡萄牙词句的语言。不过我却清楚地听到这名指挥官用恩道语，一种恩道人所讲的方言给他的服务人员发出命令。为了确信这一点，我又听了一会儿，然后以我所能记得的恩道语试探性地向这名指挥官问候。
       听到我讲的话，他显示出一副惊愕的神情。
       “你是在什么地方学到这种语言的?”他问道。我告诉他小时候我的家就在乞玛尼玛尼山脉的罗得西亚那边。
       “你姓什么?”他又问。
       “古德温。”
       “古德温，”他若有所思地说道。
       “那边有一个女医生是你母亲吗?”
       “是的，”我说。“她是工作在麦尔塞特区的政府派驻医疗官员。”
       他笑了起来，并摇晃了一下脑袋，紧接着伸出手与我做了一个非洲式的握手。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是你母亲给我进行疫苗接种的。”他卷起袖子，给我看靠近肩膀处的一个小的接种疤痕。
       “你曾跟着你母亲做点什么吗?”他问道。
       我点了点头。
       “不错，”他说。“你给我一块点了药的糖块。我现在记起来了。我们伸出舌头，你拿着一个盘子，沿着队列依次放一块糖在我们的舌头上。”
       他松开我的手。“你看，”他说。“现在我长得很强壮。”
       只不过几分钟，我的处境即由一个在押的人质变成尊敬的客人。我被领到指挥官右首的一张座位上。那个小头目立刻消失在门外。
       第二天，我动身返回马拉维。在边境处，郑重其事地护送我的士兵们将他们没收的东西——我的手表、照像机、太阳眼镜、水瓶甚至日记本和钢笔都一一交还给我。
       在分手之前，他们坚持要和我照一张合影。于是店主为我们拍下了一张照片:四个反政府武装的士兵和我。那个小头目仍戴着飞行帽，他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以表示我们之间的一种友谊。
       我至今依然保留着这张照片——作为一种永存的慈善行为的见证。
       (郎秋慧摘自《良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