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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也是一把好手
       难忘的那双臭不可闻的胶鞋。
       难忘我们一起合作的日子。
       我与艺谋初识是在电影学院。因住在一座楼中，每日碰面彼此也知道姓名，熟是不熟。
       艺谋貌不惊人，中等身材，走起路来挺沉重，加上衣帽平常，在人群中显不出他来。要画他的肖像不能再容易了:一个弧线微微向下弯曲的鼻子，两条自鼻翼直奔嘴角沟线，加上一双深沉的眼睛。
       这点特征在其后几年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更看得清楚了，再往后，索性连颧骨下面也塌陷下去了。
       他在学校中没什么动静，我们至多在球场上做做对手，学生们要自己组织个舞会什么的，永远找不到他，至于后来他曾经做了一年学生会副主席，据说还是因为他的年纪可以作诸同学兄长的缘故。只听说他在班里各门功课都好，同学们敬重他。后来在一个摄影展览上看到他四幅一组的作品，意意思思地觉得此人不是等闲之辈。
       其中有一幅印象挺深，作幅长过一米，是百尺危崖上的一个青年，肃然独立，却没有壮怀激烈的意思，想象与制作都好，境界上也是深沉的。因是同代人，便生一片领悟之心，叹了半天。
       后又听说他的摄影作品在报纸上刊出了不少，好评之外，尚有褒奖，其中最奇的是一位女青年，其人待业已久，经艺谋拍摄一张头像刊在《中国青年报》上，竟考中了空中小姐，后又来致谢云云，我倒觉得有点演义了。
       学习期间，因为有了好感，曾同他谈过日后合作的事，可学业未毕，到底是空话一句。
       1982年毕业，他被分配到广西厂，当时颇感惊讶。因他是西安人，又结了婚，怎么去了广西?后来听说这与他人学时的风波大有牵扯。
       一年以后，他与军钊、肖锋、何群一起拍出了《一个和八个》，看了让人犯傻。
       只是这之后的合作中，我才慢慢对张艺谋有点儿了解。了解的结果之一是我和他，何群，还有摄制组的全体人员一块儿拍出了《黄土地》，也让我们之间有了点感情。
       张艺谋比我大一点，1951年生在西安，人称古都。艺谋人前寡言语更不谈家事，后来熟了我才偶知一二。
       卖血换一台相机
       他家父辈都是军人，二伯父解放前夕想要率部投向这边，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后杀了，可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艺谋和兄弟们身上就背上了“台湾关系”的罪名，一张满是不实之词的纸片竟在他的档案中癌一样地受用了十多年。
       而他本人因不知情，在遭到冤屈时就自然得不到解释。其父也因是军校毕业生而成了“历史反革命”。这样一个家庭在解放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其情状是想得到的。
       “文革”开始后，艺谋的父亲去了陕南劳动，做医生的母亲走了“六·二六”道路，他自己也因下乡，照顾不成幼弟。在这期间，弟弟因病失聪，终于成了聋人。
       从1968年往后数，张艺谋插了三年队。
       三年间，无论春种秋收，夏耘冬藏，闲时便去修水利，几十个人住一孔窑，一干就是百十来天。
       就在这种传了几千年的耕作活动中，他见到了为活着而劳动的农民，他也尝到了穷的滋味。
       一次，他跟我说起夏日里割麦的麦客，一顿吃得下几斤面条，撑得打滚儿了，就用擀面杖顶着自己的肚子。泄过以后，下一顿又再吃下几斤。
       我听了觉得故事道理很深。
       三年之后，艺谋进了咸阳棉纺织厂。进厂也费周折，原因还是跑不出家庭的事儿。
       “革委会”几次议了又议，最后还是因为他会打两下子篮球，才二回吃上了“官粮”。
       在厂里，他把百十斤的原料袋扛进车间，让女娃们纺纱织布，剩下的事就是用手指头把四层厚的坚固呢(劳动布)“唰”的一声撕开，他也尝到了艰难的滋味。
       他也见着了有一天算一天在织机前头劳动的工人，他也尝到了艰难的滋味。
       我听说，艺谋是在当搬运工的时候弄起了业余摄影的。都知道这是个花钱的事儿，他得吃饭，他又有家，家里有的是没工资的父亲、年过八旬的祖母和两个兄弟。可是他偏想有一台照相机。
       后头，他卖了血，用自己的血换一台相机，不犯什么法。相机有个套子，是他没成亲的媳妇做的，外面是劳动布，里面裹着棉花。那以后不少年，他成了摄影系的学生和专业摄影师，也没有用过比他自己的“海鸥”更好的相机。他觉得“海鸥”不错，“海鸥”可以拍出很像样的相片。相机的好坏不是最重要的。
       不为稻粱谋
       西望长安绣成堆。张艺谋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后生。不是因为名字，而是他打了实在的主意，为艺谋，不为稻梁谋。为这，他拿着用血换来的相机去物华天宝的秦地。曾经十次登临华岳的张艺谋，远望天地人烟，想到更多的怕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万家忧乐吧。
       艺谋的创作，师辈和评论界同志们谈得多了，我就不再赘言，对于他的工作态度倒有几件事可以说说，我想他的成绩是跟这个有关的。组内人员都以“张大师”戏称艺谋，还有一个绰号叫“张黑脸”。听见有人说“艺谋又黑脸了”，意思就是“拍摄有问题了。”
       一次，选择一个山坡景地，要求是坡上有一棵孤零零的杜梨树，树下有白色的小路，蜿蜒向上。此景遍寻无着:不是树不合适，就是路不合适。艺谋自然又黑了脸。最后决定:踩出一条路来。于是摄制组全体人员从下午二点开始，用卓别林的步伐鱼贯而上，只留艺谋在对面山梁的机位处指挥、观察。四小时后才成功。这条路白且平滑，不落脚印痕迹，极像多年踩踏成的。这时他的脸也就渐渐变白了。
       十天以后，样片来，看完以后，我问他的感觉如何。“还行!”他说。
       他说完了，我心里念佛。
       艺谋衣着简单，除单衣裤外，拍戏两月，就穿一双胶鞋，又不穿袜子。一脱鞋，非让人窒息才罢。不得已，那鞋每晚提人浴室放置，次日清晨取出仍臭不可闻。
       他像一尊兵马俑
       这双鞋引起另一段故事:1984年6月20日，我们在陕北佳县补完最后一批镜头，急欲返回北京冲洗，以决定摄制组是否撤离。事先约好了，有车在绥德等我们，然后，乘车经吴堡过黄河大桥，人山西境直赴介休，夜间乘火车奔北京。
       我们早上七时出发，因天雨公路禁行，不得已绕个大远儿到绥德，到时已行八十公里，时间是下午四时。连忙换车过河。
       进了山西地面，天已擦黑，这才发现山西全境修公路，红色“菲亚特”在泥泞中像船一般走，走走停停不说，还得不时下车推进。午夜十二时许，天降大雨，离介休二十四公里处车辆堵塞，通行无望。我们下来勉力推车掉头，决定直取太原。
       掉头后，已是一身泥水，车走到一铁道路口，公路平得像镜面，都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凌晨前稳抵太原。
       艺谋便喝令停车，其余人都觉惊讶。只见他下得车去，脱下那双胶鞋，恭恭敬敬地放在公路中央，口中念念有词:你跟我不易，现在戏拍完了，我把你留在这儿了。
       说罢，喊声“走”。众人笑完，他对我说，《一个和八个》拍完，他也照此办理过。这是第二回。
       我心中好笑，等到车进汶水，发现此县境内也在修路，路面比前头更烂，又有石子遍布，下车推进时，只听得一阵阵呻吟，又听见说:“二次大战，二次大战，德军进攻莫斯科。”
       四野漆黑，只见三个小小人影在奋力推车，腰部以下都是黄泥。我突然想到:“我想表现天之高远，地之深厚，黄河之东流到海去不回……”便笑出声来。
       我这么猜:艺谋当时一定十分怀念那双臭不可闻的胶鞋。
       凌晨5时20分，泥车飞速驶抵太原火车站，下来的人以“赤脚大仙”为首，使晨起的太原市民瞠目。
       40分钟后，车行往北京。
       张艺谋于当日下午赤足直奔电影洗印厂。
       我常和张艺谋不开玩笑地说，他长得像一尊秦兵马俑，假如我们拍摄一部贯通古今的荒诞派电影，从一尊放置在咸阳古道上的俑人大远景缓推成中近景，随即叠化成艺谋的脸，那么，它和他会是极相似的，或许因为艺谋是真正秦人的后代。
       (刘海波摘自1998年8月30日《重庆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