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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异乡的夜与家乡的夜有绝对的不同。我看到楼后山冈上点点的灯光。高高低低，是粤南特有的椅子坟的门灯。谁的亲人为了守护不死的灵魂而执着地释放着爱的光芒?看着它，我的双眼不禁一酸。
       我这是在南方。
       在南方，一家香港人开的电子厂，生产卡式录音机和视保屏。当我拿出各种证书和一叠发表过的文章“企图”引起主管的重视时，他向我立起了手心，阻止我:“我们的管理人员全部是聘用本地人，需要的外来工只是做手工活，只要不是太蠢，双手灵活就行。所以，你没必要出示这些。”我尴尬非常。想想口袋里仅剩的200元钱。不得不带着一点被打击的颓丧和伤心走进了车间。那天晚上，我反复的想到池莉的一篇文章《你以为你是谁》，大大自嘲了一番。没办法，先顶着吧，等到了过完春节再说。
       一个月后，我拿着可怜的250元工资，乘夜车从汕头启程到深圳海关下车，又从布吉镇步行到平湖，给雁田的朋友打电话。住进她租住的小屋的第二天，我便发起了高烧，吃片安乃近退退，过不了半晌又烧了起来。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盖上了也还是冷得打颤。熬过了一星期仍不见好转，便去检查，结果令朋友大哭起来:伤寒!不得已，拿上朋友的所有积蓄，住进了凤岗华侨医院。体温徘徊在40℃左右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七天，也整整在冰袋上睡了七天。为防止肠穿孔只能吃纯流质的食物，所以我迅速地瘦了下来。当医生来记录我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时，我一下子哭了，我不敢想象，如果妈妈知道我在8000里外孤单地与疾病作斗争，看到我嘴唇上都是白皮，头发一缕一缕脱落的形象时该是怎样的心疼!不，我一定要挺住，妈妈在等着健康的我回家!朋友们一下了工便来精心照顾我。有位护士也常在不太忙的时候给我读杂志。就这样，我在异乡的病床上度过了正月。
       痊愈后，我便上街找工。为了能多一些时间读书和写作，我选择了家教。菲菲的爸爸嗜赌成性，妈妈则是舞迷。4岁的菲菲在我到来之前经常被独自锁在屋子里。胆怯、瘦弱的菲菲让我心软，这使我忍受了她妈妈的尖刻。我运用超前教育法来辅导菲菲快速识字，短短一周，菲菲便识字500个左右。又过一周，她便能写一些诸如:“妈妈，早上好!”“妈妈，晚安!”之类的短语放在她妈妈的床头了，并且能画一些动物的简笔画，能流利地讲一些小故事。我诚实的劳动终于赢得了菲菲父母淡淡的欢喜。我也为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完全改善了菲菲的精神面貌而由衷的高兴。与此同时，我勤奋写作，成了《侨乡导报》的固定作者。心，好像终于安定了下来。
       事情却在第二个月初我要求结算工资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局。那天，菲菲爸爸在外赌了三个通宵后回来了，并不知情的我不合时宜地要求他们付清上个月的报酬。这时，他用不熟练的普通话骂道:“狗屁!老子输了个精光，拿什么给你?!”就在他走向卧室时又忽然在门旁回过头来。看着他的妻子说:“你不是给她工资了吗?600块。6张百元钞票，是不是，我都看见了。”菲菲的妈妈愣了一下，旋即恍然大悟似的:“对，我给你了，我已经给你了，这她爸都看见了。”“什么?”我的头一下子大了。我还是第一次领教如此卑鄙的讹诈。无论我怎样的据理力争，对方就是一口咬定已经付了工钱。愤怒已极的我不得不撇开菲菲依恋的小手走出了这个家门。本来我打算依据《劳动法》去告他们，但事先我们双方并未签文字合同，我也没有时间泡在官司里，当务之急是赶快找一个落脚的地方，这次做家教使我见识了另一种人性，也从中得到了教训。然而我对自己和自己的劳动最终能获得认可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心。
       我去找《侨乡导报》的编辑彭羽，他介绍我到一家新成立的电器公司。台湾籍的老总曾焕昆是一个学识深厚心地纯朴的老人。当他问我:“你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时，我肯定的回答道:“失败只是一次经历，绝不是人生。”他深深地笑了。很顺利的，我做了他的助手。我用一个月的时间到车间实习，实习的结果是我的6个手指上缠满了胶布，右手的手心被拧保险丝的小钳子顶脱了好大的一块皮。同时，我了解了23种插头，插座，延长线的全部生产流程，并废寝忘食地将其一丝不苟地绘制出来，现在就作为惟一全面的流程图解保存在台湾总部的文件柜里。然后我便投入到品质管理体系的建设中，同时承担了相当一部分的文字处理工作。我的口才，文学功底，工作能力就在奔忙中得到上司的承认和信任。品质管理进入轨道后，我又在王总，钟先生的支持下办起了厂报。其中有个较受欢迎的栏目，叫“雪儿信箱”，我用心灵与厂里的打工妹打工仔们对话，每一次我打开门卫室旁边设立的那个粉红色的信箱，都会看到一大堆信和字条。我为能够给闯荡天涯的打工妹打工仔们一缕异乡的温情而颇感欣慰。
       但，说实话，满负荷的工作使我觉得十分的劳累。我也是孤独的。当我以别具一格的主持风格赢得了会场上的掌声如雷和会后的热烈拥抱时，没有一个亲人在我身边分享这份快乐。当我发现自己是全厂一千多名员工中惟一的辽宁人而听不见乡音时，软弱、无助几乎淹没了我的心。当我明白了没人能对我在异乡的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感同身受时，我感受到了这颗心无处交托的凄凉。更无法忘记的是自尊的受伤。
       邓总是电子部的总经理，因为业务的交叉使我有段时间做他的手下。而我并不知道他与我们部的老总有着微妙的隔膜。我也便不知道那一份又一份需要付出超常努力的工作其实都是不必要的，都是他有意设置的障碍。直到有一天上午，他好像再也没有什么合理的刁难了，便一边抽烟一边死死地看我摆好文件夹，给他的手机充上电，倒净小佛龛前的香灰，然后准备告辞去做品质调查时，他慢条斯理地开了尊口:“我问你，假如我让你用2分钟时间粘完给客户的300封信，而且要装，要粘牢，能做到吗?”我以为这是一个智力测验，便很认真地想了想，问:“能不能借助现代化的工具?”“不不不，那不算，就只有你，一瓶浆糊，300封信。”于是我实事求是地答道:“邓总，这项工作我不能胜任。”“笑话!”他突然从皮椅上跳起来“为什么你不能做到?要你是干什么的?在我们台湾总部的那个胡小姐就能，你为什么不能!你说到底能不能?”“对不起，邓总，我不能。”说这话的时候，一种又苦又酸的感觉直冲嗓门儿，长长的头发滑下来遮住了我的脸孔。“你不能。你们这些大陆人，看着是瓷土，给你们锻炼的机会，指望你们能烧成瓷器，可烧来烧去全是烂泥巴!”说着，他把我刚整理好的文件摔了一地:“给我重新拾起来!”看着满地的纸张，再看看他那风度尽失丑恶扭曲的脸，我被彻底激怒了:“您是不是忘了您的江苏祖籍?您是不是忘了正是大陆的水土养育了您的祖辈?您是总经理，一定比胡小姐能干，那您来装，粘糊这300封信，用2分钟。如果您能，您不但是瓷器，而且是大大的瓷器!”我转身将那铝合金的门摔得震天响，径直走向电器部。
       当时，电子部正在准备通过ISO9000认证，而所有的数据和有关资料只有我最熟悉，所以，当天下午，邓总便打电话给曾总让我继续做电子部的工作，并且恶人先告状，说我如何对他不尊重。好在曾总是公正的，没有相信他的话，只是仍然劝我过去。我提出一个条件:在两部的联合办公会上，当着写字楼20余名大陆员工的面，他必须解释上午发生的事件，否则我不会过去，而且明天要到来的UL检查团我也决不参与接待。生产课长笑着说我像某些明星耍大腕脾气。可我并不认为这很过分，因为我要维护的不只是我个人的尊严。
       是的，最后我胜利了。当邓总当着大家的面向我道歉，承认是他心情不好而无端起事时，我的手竟有些颤抖。其实，这是我第一次与人针锋相对，也是我第一次清醒地捍卫大陆人的形象。眼泪在眼眶里转着，妈妈，我多想给您打个电话!我知道您会说:“雪儿，与其在外边儿受苦，受委屈，不如回家来吧，再不好也是家呀。”
       但我继续着这些工作，继续在异乡孤独领受这所有的荣誉和挫折。我不想再逃避。贫困，怀才不遇、爱情或婚姻的不顺以及好奇是大量民工拥向他乡尤其是拥向南方的大致背景，而当初，生活合并了这种种的灰暗色调，不愿就地缴械的我才选择了突围。好不容易才开辟了这异乡的战场，我怎么能逃避呢?
       可是，我真的很想家。记得上次短暂的探亲，跟父母说:“我很好。”“那我们就放心了。”母亲说完，转过身去一边抹眼泪，一边耐心地整理什么东西，结果是越整理越乱，乱到我看着不忍，终于没办法再撑着，就伏在母亲的怀里哭。哭完了，就接着踏上这条离家的路。每当我以虚伪的平静走在异乡的街上，在嘈杂的人海车流中，耳边有时会突然觉出一声亲切的呼唤:“雪儿!”回过头去，一个人过去了，又一个人过去了，但是谁始终挡住了母亲的面孔?
       无数次的异乡梦醒，手心里都清晰闪耀着一句倔强的话:“向南、向南、向南!”那不是家的方向，却是心的方向，此刻的我，只能独自消化这异乡的所有喜悦和悲伤。我不知道能否有一天回归时会拥有金钱，更拥有尊严，但我相信经过南方后，带回的这种意志已足够我点燃一盏灵魂之灯，照亮我今后的人生。
       (吴晓勋摘自《青年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