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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的父亲去世了，电话里他的声音平静中有一份受伤后的虚弱。本来想好要安慰他的话竟一句也说不出口，只因觉得两人之间的形势好像巨富对赤贫，我的父母健在，他却永远不能再叫一声“爸爸”了。而今以后，他再也不能在匆忙的晨昏看看那老眊的眼眸了。此刻我不能说什么，说什么都是矫情，只因我是父母在堂兄弟无故的天之骄子啊!
       “父亲去了以后”，倒是他絮絮的说了下去，“我替他整理东西，有一件老棉袄，我想扔了，我妈妈不肯，她拿去，把它洗干净，从里子上剪下一小块，缝在她衣服的胸口部位。她做这些事，一句话也没说，我默默看她做，也一句话没说，可是那感觉非常好，老一辈的情感，一辈子从来没有说过什么‘爱’的……”
       我忽然想起那老妇人来，半大的脚，走起路来咚咚然有一种慎重其事的沉重。一口江北的侉腔，听起来几乎有点“咬牙切齿”的味道，但也因而有一份“逐字强调”的认真。一直记得她提到故乡的时候嘎着嗓子反复说四个字:“青——山——绿——水——”我听了，觉得在此之前自己从来不知山可能如何青，水可能如何绿。
       “很少有父亲能活在儿子心里，我的父亲一直活在我心里。”黄说。
       寻常巷陌中的寻常人物，那面目平板而模糊的老头，那善良到有点“受气相”的黄伯伯，也接受我秘密的一份敬意吧!
       (朱路萍摘自《酿酒的理由》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