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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5月23日，刘炳凯，这位舟山海洋渔业公司年轻的“大学生水手”第4次出海远航。我没能赶上送他。等我急匆匆地从北京赶到舟山的时候，他们的渔船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
       一
       关于刘炳凯“下海”前后的故事，几乎每一个熟悉他的人，都能够讲出一段。薛国强，这位渔捞三部的经理、刘炳凯的顶头上司，讲起炳凯的故事来，感慨万端:
       说老实话，1995年7月，当文质彬彬、还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小刘被公司人事处分配到我们部里的时候，很多人是不以为然的:别看他口口声声地说要下海，用不了几天，他就会跟其他许多大学生一样，打申请报告要求“上岸”了。
       不是我们捕鱼的不需要有文化的人。这些年，全球的渔业资源严重衰竭，国际间捕鱼业的竞争日益激烈，而这种竞争越来越成为高科技的竞争，加上我们的渔轮都是从日本进口的，所以，很需要有文化的轮机手。公司的领导是非常希望大学生能到生产一线去发挥作用的。可是，多年来，尽管有不少大学生下了海、上了船，能够坚持下来的却不多。我们公司3000多船员，大学生就只有十几个。
       上船捕鱼确实太艰苦了!一是出海时间长，二是劳动强度大，三是可用淡水很少。而最难熬的，是生活的单调和随之而来的孤独、寂寞。在海上漂泊七八个月、二百多个日日夜夜，许多人的心理都会出现异常，有的甚至要跳海。这样的条件，小刘作为一个大学生，能行吗?
       就这样，在人们怀疑的目光中，刘炳凯登上了631轮，成为这条船上惟一的大学生船员。
       二
       刘炳凯的宿舍里收拾得很干净，他的床头，悬挂着一只只折叠精巧的千纸鹤，一看就是出自女孩子的手。他的“室友”们告诉我:那是他的女朋友小赖送给他的。
       温馨的千纸鹤与寒流雪飞的大海，反差太大了!
       “毕业分配的时候，尽管老师一再告诉我们:海上的捕鱼生活非常艰苦。但我们仍然对出海充满神秘而浪漫的想像。直到真的出了海，我们才发现，那种感觉和想像中的大不一样了!”
       从刘炳凯“室友”们的叙述中，我知道了当时的情景。
       那是一个大海上洒满了阳光的日子。第一次出海的刘炳凯显得很激动，当渔船告别土地、向深远的大海驶去时，他一直站在前甲板上，迎着海风，望着大海。
       可是，船刚过济州岛，就遇到了8级大风，小山似的海浪一个接一个地翻滚而来，船时而左右摇摆，时而上下起伏。刘炳凯开始感受到最初的恶心、头晕，他不得不从前甲板回到那张只有两尺来宽的床上，躺下，双目紧闭……
       不多久，便是剧烈的呕吐，一阵接一阵……师傅见他吐了，说:“吐了会好受些，但你还得吃东西。”师傅给他拿来了饭菜。
       一见到饭菜，刘炳凯又是一阵恶心。他向同学描述当时的感觉时说:
       当时的感觉，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万念俱灰!好像心、肝、肺都吐出去了。等吐到最后再也没有什么好吐了的时候，你猜我想到了什么?跳海!真的，一点都不假，当时真想跳下去算了!
       7天之后，船队终于到达渔场，刘炳凯的心里也感觉好受一点了。
       傍晚，风浪小了，正是作业的好时候。船舷上方的诱鱼灯照得海面如同白昼，钓机和鱼线在灯下闪着殷殷蓝光。刘炳凯学着别人的样子，提着细细的鱼线，把鱼钩顺着滑轮沉下水……
       然而，在海里钓鱿鱼，并不像他想像中在老家的小水塘里钓鱼那么简单。几天过去了，他仍然一无所获，反而是手被鱼线勒出了血，海水一浸，钻心地痛；连续的熬夜，连续在强光下盯着海面，使他本来就近视的眼睛更加模糊了。
       “眼镜，你喝的蓝墨水派不上用场了吧?”
       “你读了那么多年的书，何苦来受这种罪?这活我们这样的大老粗干就行了!”
       船员们善意地打趣他。
       听到这些话，炳凯的心里特别难过。苦，不怕。但他最怕这个集体不承认他、瞧不起他。
       起风了，海上骤然巨浪翻滚，船体剧烈颠簸，炳凯一步没站稳，啪地一声摔倒在甲板上，沾了满身满手的墨汁，眼镜也飞得没了去向，惹得船员们一阵大笑。
       刘炳凯憋不住了，他含着眼泪冲进驾驶舱，对着船长吴永国大喊:“我不干了，你让运输船带我回去吧……”
       船长没说什么，只让他先回舱里休息。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听听刘炳凯自己的叙述吧——
       第二天，船长叫指导员带我钓鱼。指导员是个细心人，知道我们大学生爱面子，就悄悄地把我带到船头去钓。那地方风大，特别冷，所以没人愿意在那里钓。他手把手地告诉我:鱼具必须做得精巧，才不会让鱼起疑心。放线的长度要看鱼群在水中的深度，而鱼群的水深度要根据风向、气温和渔场的位置来确定。他耐心地教我如何放线、如何起钩，还把钓上来的鱿鱼放进我的鱼筐里。“小刘，你能行，好好干!”指导员对我这样说，我只觉得心头一热，眼睛有些潮湿了。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在我最苦闷的时候，是指导员拉了我一把!
       黎明来了，该是收钓的时候了。当我把满筐的鱼拖到冷库前的甲板上时，船员们惊呆了，说:“有长进啊，大学生!”
       正是从那一天起，我感觉到这个集体已经在接纳我了；也是从那一天起，他们不再生硬地称我为“大学生”，而是亲切地称我为小刘；从那一天起，我真心爱上了这个集体。记得刚上船时，大家不愿和我多说话，当然他们讲的是舟山话，我也听不懂。但我知道他们是在观望我，看我到底是好样儿的，还是孬种。现在，我对他们没有了隔阂，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是那么优秀，那么坦诚，那么可亲。
       一条船，也是一所学校。在这所实践的学校里，我学到了不少在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我的师傅，我们的轮机长，都是我最好的老师。
       三
       在船员们的眼中，“大学生”刘炳凯成天都是这样一副模样:提着油壶、拿着擦布，工作服上、手上、脸上甚至眼镜片上满是油污。除了机舱里的工作外，他还上甲板钓鱿鱼大学生在渔船上究竟能不能发挥作用?3年来，从631轮到632轮，又到现在的冷6号轮，刘炳凯先后换过3条船，每条船上都有这个“秀才”留下的故事:
       1996年11月，正在北太平洋上作业的632轮遇上了麻烦——大管轮王忠华病倒了，运输船来时，把他接了回去。
       船上的工作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少了谁都不行。没了大管轮，谁来代替呢?船长犯难了，想来想去，只有找刘炳凯了，他有文化，而且已有一年的下海经历。
       说起大管轮这工作，看起来简单，但要做好却不容易。主机、辅机、压缩机，哪一台都不能停，尤其是在远离陆地的太平洋上。
       刘炳凯接过这个任务后，把要做的工作和注意事项一条一条地记在了笔记本上。他不停地在机舱里巡逻，用心听着主机运行的声音，仔细检查冷却水的温度，定时定量地给主机添加润滑油……看他那种小心翼翼、一丝不苟的样子，船上的人都乐了，说:“小刘，你看的不是机器，好像是自己的孩子嘛!”
       听了这话，刘炳凯羞红了脸。
       40多天过去了，632轮顺利返航了。看着擦得干干净净的主机，听着它均匀的轰鸣声，船长高兴地说:“大学生，你真行啊!”
       刘炳凯却腼腆地说:“没什么的!”
       1997年8月，正是鱿鱼生产的繁忙季节，冷6号船长孙加清发现船上那台美国产的鱼探仪出了点问题，哪里鱼多、哪里鱼少都吃不准了。怎么办?要摆弄这台家伙，光凭经验不成，必须看得懂英文说明书。孙船长不懂英文，他想到了船上的刘炳凯。
       刘炳凯借助词典，不到两小时就译出了说明书。船员们对照说明书的中文翻译，很快调试好了鱼探仪的灵敏度，孙船长的眉头舒展了。
       之后，船长又把与这台鱼探仪有关的技术资料全部交给刘炳凯翻译。刘炳凯夜里和船员一起钓鱿鱼，挤出白天的休息时间见缝插针，用两个星期译完了近40页的英文资料。孙船长高兴得把它们当宝贝一样锁进了抽屉……
       船员们自然知道用什么方式表达他们对这个“大学生伙伴”的钦佩和爱护。炳凯曾经热泪盈眶地说:
       由于远洋轮上带的面粉不多，难得有吃到包子的时候，一般每个人定量3个。大家知道我是北方人，爱吃面食，所以都只吃一个，省下两个让给我吃。每当吃包子的时候，我的面前总会堆起一座包子小山，他们开玩笑说:这是“大学生待遇”。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每一只热腾腾的包子，都凝聚着船员们对我的关心，对知识的尊重。面对此情此景，你又怎能不被这种集体的温暖所感动，又怎能说在船上就不能实现自我价值、是人才浪费呢?这个时候，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一线的生产需要知识，需要大学生。
       和所有船员一样，炳凯也有寂寞、孤独的日子。父母远在山东农村，一封信至少要一个半月以后才能到他们的手里。提起给父母写信，炳凯的心里更加难过:父母从小过苦日子，没有文化，不会回信，除非请人代笔。他不愿给父母添麻烦，多少次打消了给父母去信的念头。但每次，他都按时托在岸上的同学，把自己积攒下来的钱给父母汇去。
       刘炳凯有一个女朋友，3年了，她是刘炳凯最大的精神寄托。
       为了进一步了解刘炳凯的内心世界，我又从舟山赶到福建邵武，见到了赖玉蓉，她比炳凯小3岁。
       适值闽北暴雨成灾，百年不遇的洪水汹涌而来，迅速淹没了邵武这座小城的商店和街道。面对窗外大自然的变化，赖玉蓉的心情很不平静:
       炳凯是一个说得少、干得多的人。每个航次回来，他都给我写封道歉信，说回信迟了，要不就给我讲海上的天气，鱼的产量，只字不提他在海上生活得怎样，有时顶多说一句“冷”，把我给气坏了。而我知道，他们出海捕鱼是很苦的。
       我们通信最多的一年，也是他谈苦谈得最少的一年。有人对我说:“如果你们俩真要好，你应该去看看他的工作环境，对他多做些了解。”这样，我决定去一趟舟山。那是6月底7月初，我从福州马尾直接坐船过去，他到码头接的我。第二天，他带我去海边看他们的渔船，他的同伴们都对我特别好，从而也看出炳凯的为人是很好的。
       我是7月1日到的，7月4日，他突然接到通知要出远海。我不敢相信，因为他对我说好7月20多号才出海的，怎么会变得那么快呢?
       7月4日那天，我去码头送他。送行的人很多，我第一次感受渔民的亲友送行的场面，心里很不好受。
       当时，炳凯就站在甲板上，两眼紧紧地盯着我，我也看着他，可我们俩都是近视眼，互相看不清楚。我想大声对他说些什么，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一直忍不住地往下掉。就这样，我一直看着船开，开得出了我的视线，再也看不见……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了很多很多，从炳凯的为人，想到他的工作，一直想到我们的将来。但最后，我理解了他。我看得出来，炳凯他很看重自己的岗位，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我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现在的年轻人，浮在上面的很多，真正沉到下面干实事的很少，像刘炳凯这样的人，太难得了!”
       我相信我的父亲，他看人不会错。我也相信我自己的选择。
       四
       赖玉蓉告诉我:有一次她和炳凯开玩笑，说:“出海捕鱼多好玩啊，什么时候干累了，跳到海里游个泳!”
       炳凯却没有笑。
       当时的赖玉蓉天真烂漫，她绝对不会想到，让船员跳海，无异于让他们送死!
       1997年11月13日，这是个令所有船员刻骨铭心的日子。凌晨3时，正在北纬45度、东经155度洋面上作业而产量不多的冷6号，接到兄弟船只通过“单边带”对讲机传来的消息:在距冷6号400海里处有一渔场鱼发较好。船长孙加清立刻下令起海锚，改航新渔场。
       这时，海面上正刮着8级东北风，几米高的海浪一个接一个扑向船舷，气温也已降到零下三四度。早已习惯与海浪搏击的船员们站在船头，顶着风浪，奋力把海锚从海里一点一点收上船来。
       突然，一个5米高的横浪猛地打上甲板，船体剧烈摇晃。紧接着又是一个狂浪打上来，几名船员正感到站立不稳时，第三个恶浪已扑向正在起海锚的江建平和蒋世康，两人被卷入大海……
       “有人落水啦!”“快开大灯!”令人心悸的警铃声、呼救声、杂乱的脚步声和海浪拍打船体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激荡在北太平洋这恐怖的夜空。几只救生圈扔过去了，但立即被汹涌的海浪冲走，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行，这样子他们根本拿不到救生圈!”船上的人心急如焚……
       下海的船大都有这么个不成文的“规矩”: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是不提倡跳海救人的。因为无数残酷的事实告诉人们——跳海者注定是有去无回!
       然而，就在这时，只见一个人影从船舱里冲上甲板，翻过船舷，奋不顾身跳下了巨浪翻滚的大海……
       船舷边的报务员一把没能拉住他。
       正在甲板上指挥救人的船长孙加清，听说有人跳海去救人，只觉眼前一黑，重重地摔倒在甲板上。长年与海打交道的船员们心里都明白，在如此风浪巨大的黑夜里落入海中，生还的希望几乎是零!何况这11月的北太平洋，如果不是因为海水盐分高，这里早已是冰海一片了。但此刻的北太平洋，除了寒冷，还有狂风巨浪，其危险程度远胜于大西洋。在这样的海水里，落水者生存的极限时间只有15分钟。
       15分钟!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情况万分危急，江建平、蒋世康的生命危在旦夕……
       被卷入海里的蒋世康终于没能回来。
       江建平获救后说:
       当时，海浪一下子把我举起来，又一下子把我抛下去，我死命地抓住一根海锚绳不放。但是，很快地我就感到力气用尽了，我想，我肯定要死了。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我看到有一个人朝我游过来，还把一只救生圈推给了我。我马上抓住了救生圈，人不再往下沉了。
       这时，我看清了，游过来救我，把救生圈推给我的那个人，是刘炳凯!
       江建平哽咽得说不下去了。
       刘炳凯救了江建平，而冷6号的全体船员又一起奋力将江建平和刘炳凯从凶恶的大海中捞上了船。
       远在福建的赖玉蓉闻讯，仅仅来得及给父亲挂了个电话，就星夜兼程赶到舟山。她在码头边足足等了一个月，终于等回了刘炳凯。当她看到炳凯活着出现在她面前时，这个22岁的姑娘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
       五
       1998年5月6日，刘炳凯应邀到浙江大学作报告。
       会场气氛极为热烈，与会学生纷纷提问，以探求刘炳凯内心中更深刻的东西。
       问:你大学毕业以后，岸上有那么多的工作可以选择，为什么却要求到舟渔公司参加下海捕捞作业?
       答:当时一些人知道我的这个愿望和要求后，就来对我说:“炳凯，舟渔这个单位不错，在全国水产行业也是数一数二的。但你不要去下海，下海太苦了!”我想:不下海搞轮机，我的专业不就白学了吗?我既然选择了船舶轮机专业，事实上也就选择了辽阔的大海作为我的人生舞台。
       在工作中，我了解到:近几年来，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逐渐衰竭，各国在远洋捕鱼上的竞争非常激烈。说到底，其本质就是高科技的竞争。
       舟渔公司为了参与竞争，急需改善船员的知识结构。而当时渔捞部的三千多名船员中，只有十几个大专以上学历的船员，这与公司发展远洋捕捞事业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我的选择——到船上当一名轮机员是正确的。
       读了十几年的书，全靠父母的供养、国家的培养，现在是回报父母、回报祖国和人民的时候了。
       问:你难道不觉得，大学生去船上当一名普通的船员是一种人才的浪费吗?
       答:我在实践中体会到:只有最需要你的岗位，才最能体现你的人生价值。当我翻译的资料帮助轮机长及时排除了机器的故障；当只有一年工龄的我，受命于困难之际，以专业知识为后盾出色地完成了代理大管轮的工作；当渔船的鱼探仪在自己的帮助下能再次清晰地发现渔场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受到一线的生产需要知识、需要大学生，这里才是真正能让我们施展才华的岗位、才是我们的人生价值能够得以体现的广阔舞台。
       问:你跳海救人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你后怕过吗?后不后悔?请不要讲大道理，我们只想知道你的真实想法。
       答:当时，我只想赶紧把救生圈送到落水者的手中。就这么简单。至于说到后怕，说句老实话，我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也会有不寒而栗的感觉。在黑糊糊的浪涛中沉浮、挣扎，那滋味令我终生难忘。后来我还做过几次噩梦，梦见巨浪打翻了我们的船，我拼命呼救……惊醒过来，全身都是冷汗。
       但无论怎么样，我都不后悔这样做。我与这个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十分亲密的关系，我把他们当作我的兄长。同船兄弟，情同手足，危难之际，竭诚相助，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至于下海的后果，那时根本就来不及考虑。
       今年返航后，有的人说我下海救人是傻乎乎的一时冲动。我想，要是我的一时冲动能够救回一个兄弟的生命，我宁愿多冲动几回，多做几回傻子!(鼓掌)
       问: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成了英雄?
       答:我还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我只是按照自己“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的宗旨去做了我应该做的工作，组织上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我深感受之有愧。我更多的是把这份荣誉看作是一种鞭策，一种对我的更高的要求。我将和伙伴们一起，立志用我们的青春和智慧致力于开发祖国的海洋资源，做祖国蓝色国土的开拓者，以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养育之恩，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对于我们当代青年的殷切期望!(鼓掌)
       (钟青摘自《中国青年》199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