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与我们的青春随风而逝，而《阿羊诗选》所收的诗作和文章就像是它不经意撒下的一些时间的碎屑。至今犹清晰地记得，八十年代的一天早晨，当第一次读到绿原翻译的、一本薄薄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论文集时，掩卷处，一缕北国的春阳从宿舍的窗口照射在身上的情景。多少年后，我仍觉得，这一情景有着强烈的象征意味。这是改革开放后许多新思想涌向校园的时代。严格意义上说，“八十年代”是解放感和压抑感、理想和虚无、崇高与卑微、骚动和迷惘、郁闷和狂欢等相反的感觉复杂地交织其中的代名词。我在校园的这种氛围中度过了这个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并带着它的印记踏入社会。对于笔者来说，八十年代也象征着个人生活的起点。
但是，事实上这里谈及的诗文大部分并非作于八十年代。将八十年代如此强调，不仅因为“八十年代”是青春的隐喻，同时也是一段历史的隐喻性表述。谈及文学与历史的关联，它首先表现在对时间的态度上。文学作品，特别是诗，这些时间的碎屑，尤其注重对瞬间意识的挖掘。在稍纵即逝的意识之流中，作者将某一瞬间意识、心理予以语言化的定格，纷繁、可感的意识的切片构成了文学文本的世界。这一瞬刻意识的切片，也是瞬刻意识的空间化，因了这一空间化，读者得以面对这些纷纷扬扬的意识世界的碎片。“碎屑”、“切片”之类的表述，恰恰暗示着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的一个区别：后者以线性时间的顺序性为叙述主轴，而文学却可以不理会这一点。也许可以说文学的虚构性本身便意味着它对物理意义上的线性时间秩序的排斥。即使如小说情节——虚构世界内部的时间——也可以是反时间的线性秩序的：以倒叙、穿插、跳跃甚至是切割的方式。意识在时间之“流”中潺潺而逝，而它的某一瞬被语言神秘的手捕捉。意识的空间化恰恰意味着时间的空间化。在此意义上，韵律、节奏等音乐性也许应理解为时间节奏的空间化——借助这一空间化，无音无形的时间的节奏，与我们的情感的节奏合一、显现，因而成为可聆听的时间。因此，时间被空间化的一瞬，也是文学叙述的历史性逃离线性顺序的专制性的一瞬。
其次，诗不仅是美的装置，也是记忆的唤起装置。记忆本身便是历史，但心理学告诉我们，记忆往往容易被压抑。而历史的功用恰恰是抵抗忘却。如果历史便是记忆的代名词的话，这一瞬刻意识便成为历史本身——它令记忆以文字的方式铭刻下来，因而文学成为以瞬刻记忆的集合体去唤醒读者记忆的最有效手段。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被唤醒的记忆是阅读者的记忆，而非集团的意识形态设定。既然文学被赋予唤醒记忆、面对历史的功能，那么文学的阅读本身也被赋予了某种去“历”“史”的意义——注意：此处的“历”是动词。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文学的阅读行为与“历”“史”这一行为之间的不可二分的关联，也赋予了阅读行为以某种伦理性：去唤醒记忆、去面对历史、去做出每个人的历史解释。亦即是说，这意味着以个体的心理为单位，去面对历史、去判断历史、去对抗逃避、压抑历史性的所有行为——这一对抗者的敌人指的除了权力者以外，也包含读者自己——这一历史也包含了阅读者个体自我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何谓历史主体性的问题，文学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有别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是以政治人物和政治集团为历史的主体，文学文本中的历史主体却是个体的——这一个体是虚构的文学世界中的人物和与之相遇的读者个体。以个体的身份去“历”“史”，并令读者个体以想象力去“亲历”历史，并借此成为历史解释的主体，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更为多元、民主的“历”“史”行为。
如是，文学以伦理功能与审美功能不可二分的方式，循读者因心理展开而生产的意义，在阅读个体中唤醒记忆、面对去者；同时也向来者展示过去某一时代的情感、记忆的轨迹，及其展开的历史场景。文学文本正是历史的他者与现实的他者、甚至未来的他者交响、碰撞的文本空间。不是“历史”在言说历史——这里指的是某种预设的“历史”，而是语言在暗示历史。假若如此，历史也许并不容易言说。意识的这些纷繁的语言的切片展示了文学在多元化历史叙述方面的某种可能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有一类的诗作应被视为某种进入历史的特殊方式。事实上，该书的大部分诗作更直接产生于一个渺小的自我与大时代、与现实隐秘的对话。这些凌乱的时间的碎屑，不仅是个人的精神履历，同时也有着某种同时代人的共同体验——至少作者是这样期望着。
现代以来，“诗”或“诗人”的名称总是被用得有些轻率。人们对诗、对诗意怀的某种敬畏被轻率地挪用。对诗意怀有某种敬畏，是因为诗暗示着语言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语言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它暗示了这方面的某种奥秘，甚至是神秘。新诗不应该被特权化，就像现代以来的作为西文literature翻译词的“文学”概念不应被特权化一样——新诗自然是这一概念的构成部分。对现代以来的文学概念和新诗概念的种种特权化，无非是某种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或者“五四”中心意识形态话语的产物。在笔者看来，假若说“五四”的精髓是怀疑主义的话，不断地怀疑“怀疑”本身，方可谓真正的继承“五四”精神，方可谓真正的怀疑主义。唯此，才能避免某一时代的怀疑不至于固定化为新的意识形态——现实中的“五四”意识形态话语也正是成形于将“怀疑”固定化、体制化之中。毋宁说，至少在笔者看来，对新诗这一形式目下只能持有某种谨慎的乐观：不妄自菲薄，也不将之圣化。新诗更应被视为一种新的文，一种不断地追求成长、却在历史上又不可避免地背负着现代史和意识形态重负的体裁。与旧的文的古典诗歌相比，这一新的文只是以白话文为书写语言的另外一种文而已，尽管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的重叠。因此，笔者无意于古典诗歌与新诗孰高孰低的二元对立式的讨论。尽管如此，对于只能用白话文写作的这个时代的我们来说，对被现代性排斥的久远的文的传统，常心存扼腕之念；对于包含唐宋散文在内的伟大的抒情传统，总怀着难于言表的乡愁。
为诗应该是寂寞之道，但诗作一旦付印，文字即为天下公器，作者不能再以一己之名而将之私有。既为天下公器，作品在作为他者的读者的意识中衍生出何种意义，读者因此做出何种判断，断非作者所能置喙。作者力所能及的，只是将一己之真实以某种压缩、暗示的方式赋之予文字符号的安排。在这一过程中，为了阅读意识的积极参与，还必须适度地抑制作者的个人情绪，令作者的个人情绪与文字保持适度的距离。换言之，一首成功的诗无非是作者意识、读者意识和文字符号三者之间的张力交织而成的语言装置。清人章学诚在其《
文史通义》中说过：“至诗无私”，此言也许可以在上述层面上理解。自然，这些都是诗的理想，拙作料也难尽人意——成功与否，也只有留待读者公断了。
八十年代已经渐行渐远，对于身处异乡的笔者来说，更是多少有些恍若隔世之感。似乎总是在路途中的旅者，在行色匆匆的旅途中这一短暂的小憩里，回望着来路，端详着这些时间的碎屑。这些忧郁的碎屑，分裂的碎屑，愤怒的碎屑，虚无的碎屑……米兰·昆德拉有一部题为《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小说。此处的“轻”应是暗示着存在本身硕大无边的虚无，而这一虚无也折射着历史和现实。时间的碎屑也是这一类沉重的“轻”的隐喻，一些分裂的、带有自嘲意味的隐喻。生命背负着现实和历史的行囊，在路上留下了它歪歪扭扭的印记，而这些汉字将它们小心翼翼地包拥于此。
此情此景，彼时彼地，整理这些诗作，我再次面对这些残存的记忆。
二○○六年九月十三日于北京—深圳—香港旅途
九月二十一日改于东京陋室
（《阿羊诗选》，阿羊著，海风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