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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是1926年，我上高中一二年级的暑假期间，我校教务长王佩诤先生办了一个“平旦学社”(我不清楚是否他主办)，每星期邀请名人讲学。我参与了学社的活动，可是一点也记不起谁讲了什么学。惟有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一事，至今记忆犹新。
       王佩诤先生事先吩咐我说:“季康，你做记录啊。”我以为做记录就是做笔记。听大学者讲学，当然得做笔记，我一口答应。
       我大姐也要去听讲，我得和她同去。会场是苏州青年会大礼堂。大姐换了衣裳又换鞋，磨磨蹭蹭，我只好耐心等待，结果迟到了。会场已座无虚席，沿墙和座间添置的板凳上挨挨挤挤坐满了人。我看见一处人头稍稀，正待挤去，忽有办事人员招呼我，叫我上台。我的座位在台上。
       章太炎先生正站在台上谈他的掌故。他的左侧有三个座儿，三人做记录；右侧两个座儿，一位女士占了靠里的座位，靠台边的记录席空着等我。那个礼堂的讲台是个大舞台，又高又大，适于演戏。
       我没想到做记录要上台，有点胆怯，尤其是迟到了不好意思。我撇下大姐，上台去坐在记录席上，章太炎先生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又继续讲他的掌故。我看见自己的小桌子上有砚台，有一叠毛边纸，一支毛笔。我看见讲台左侧记录座上一位是王佩诤先生，一位是我的国文老师马先生，还有一位是他们两位老师的老师金松岑先生，各据一只小桌。我旁边的小桌上是金松岑先生的亲戚。她是一位教师，是才女又是很美的美人。现在想来，叫我做记录大概是陪伴性质。当时我只觉得她好幸运，有我做屏障。我看到我的老师和太老师都在挥笔疾书，旁边桌上的美人也在挥笔疾书，心上连珠也似叫苦不迭。我在作文课上起草用铅笔，然后用毛笔抄在作文簿上。我用毛笔写字出奇的拙劣，老师说我拿笔像拿扫帚。即使我执笔能合规范，也决不能像他们那样挥洒自如地写呀。我磨了点儿墨，拿起笔，蘸上墨，且试试看。
       章太炎先生谈的掌故，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谈的是何人何事。且别说他那一口杭州官话我听不懂，即使他说的是我家乡话，我也一句不懂。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国文课上老师讲课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听，就够我学习的了。上课不好好听讲，倒赶来听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该说是无识学子的势利眼吧。
       我那几位老师和太老师的座位都偏后，惟独我的座位在讲台前边，最突出。众目睽睽之下，我的一举一动都无法掩藏。我拿起笔又放下。听不懂，怎么记?坐在记录席上不会记，怎么办?假装着乱写吧，交卷时怎么交代?况且乱写写也得写的很快，才像。冒充张天师画符吧，我又从没画过符。连连地画圈圈、竖杠杠，难免给台下人识破。罢了，还是老老实实吧。我放下笔，干脆不记，且悉心听讲。
       我专心一意地听，还是一句不懂。说的是什么人什么事呢?完全不知道。我只好光睁着眼睛看章太炎先生谈——使劲地看，恨不得一眼把他讲的话都看到眼里，这样把他的掌故记住。
       我挨章太炎先生最近。看，倒是看得仔细，也许可说，全场惟我看得最清楚。
       他个子小小的，穿一件半旧的藕色绸长衫，狭长脸儿。脸色苍白，戴一副老式眼镜，左鼻孔塞着些东西。他转过脸来看我时，我看见鼻子里塞的是个小小的纸卷儿。我曾听说他有“脑漏”的病。塞纸卷儿是因为“脑漏”吧?脑子能漏吗?不可能吧?也许是流鼻血。不过他那个纸卷上没有墨。我流鼻血总用蘸墨的棉花，因为墨能止血。也许他流的是脓?也许只是鼻涕?……据说一个人的全神注视会使对方发痒，大概我的全神注视使他脸上痒痒了。他一面讲，一面频频转脸看我。我当时十五六岁，少女打扮，梳一条又粗又短的辫子，穿件淡湖色纱衫，白夏布长裤，白鞋白袜。这么一个十足的中学生，高高地坐在记录席上，呆呆地一字不记，确是个怪东西。
       可是我只能那么傻坐着，假装听讲。我只敢看章太炎先生，不敢向台下看。台下的人当然能看见我，想必正在看我。我如坐针毡，却只能安详地坐着不动。1小时足有10小时长。好不容易掌故谈完，办事人员来收了我的白卷，叫我别走，还有个招待会呢。反正大姐已经走了，我且等一等吧。我杂在人群里，看见主要的陪客是张仲仁、李印泉二老。李老穿的是宝蓝色亮纱长衫，还罩着一件黑纱马褂。我不知自己算是主人还是客人，趁主人们忙着斟茶待客，我“夹着尾巴逃路了”。
       第二天苏州报上登载一则新闻，说章太炎先生谈掌故，有个女孩子上台记录，却一字没记。
       我出的洋相上了报，同学都知道了。开学后，国文班上大家把我出丑的事当笑谈。马先生点着我说:“杨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装样儿写写吗?”我只好服笨。装样儿写写我又没演习过，敢在台上尝试吗!好在报上只说我一字未记，没说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原是去听讲的，没想到我却是高高地坐在讲台上，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摘自《散文》海外版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