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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使得青春靓丽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马伶跌入了命运的深渊——失去右手，左手仅剩三指。昔日与鲜花、掌声、荣誉相伴的她，不得不去面对与失去美丽容颜一般残酷的现实。
       我一直是站在观众面前的人，现在开始站在读者的面前了。17岁那年，我进了恩施地区歌舞团。8年后，1985年我以主持人身份调入湖北电视台。
       我和他结婚也是那一年的事。关于我们这个家，至今说起来也是淡而又淡。因为这方面的零星记忆拼凑起来，就成了我整块的悲伤。记忆中的亮点总会如萤火在夏夜里一闪。我们一起用录音机把中央台的有些节目录下，练习标准而规范的普通话。我们的家与单位之间仅有一趟公共汽车，每天早晨我们抱着孩子急匆匆赶往车站，晚上又急匆匆赶回家。挤车、赶路，如今想来，竟然是那样好。
       我每天把最美好的形象展现给观众。那些年我拼命地工作，主持不同类型的综艺直播晚会:《多彩时光》，编导《环球见闻》、在音乐片《巴山楚水闹元宵》中集采、编、播、唱于一身，获第三届优秀主持人奖和电视文艺专题奖。
       那年春，他出差在外发生了一件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在这里请读者原谅我，我已经“遗忘”。惟有在一种情况下，我无言以对，这就是当我问自己:“他是谁?”
       我的屈辱是无与伦比的。我和他的关系至此寿终正寝。只能是这样，不能不是这样。
       这是1995年秋季的事。
       维纳斯也是这个样子
       我很快静下来了，我感到自己轻松了。随后的半年时间里，细心的观众可以察觉出我的变化，我很好。然而，命运却把一场厄运降临到我的身上。
       1997年1月，电视台安排到三峡拍片。我随剧组赴宜昌三峡工地拍摄元宵音乐片《三峡大观灯》，忙乎了一个多月。我们要回去了，回去就快过年了。
       面包车在高速公路上急驶，我坐在司机台前微微地闭眼休息，车上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一场灾难尾随其后。突然，车在公路上骤然划出一道致命的S线，几秒钟之间，撞坏护拦，冲下山坡……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太猛烈，车上7人全部受伤，我是7人当中伤势最严重的。当地老乡在路边好不容易找到我。送到荆州医院时，我已没有了知觉。头部、腰部、肝部多处破裂，右手高位截肢，左手手腕断离，手指残缺，血压为零。同事们哭着问医生:“马伶能活过来吗?”
       马伶与女儿欣欣
       我从死神的指缝间里回来了。当我醒来时发现周围站满了人，他们的脸上挂着泪花。而我的鼻孔插有氧气管，胃管，胸部装有引流管，下身引着导尿管，双腿打着输血管。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孩子怎么了?”说着，我想与一旁的朋友们握手，可我的手呢?我的手什么时候弄丢了?我再也没有这只手了，这只重要的手!我心里喊着:“我要我的手，我要手啊!”
       我怎么也不会相信，我这个热爱工作对生命充满活力一直活跃在台前幕后的健全人，一瞬间，成了残疾人……
       第二天，孩子的爸爸赶来了，看到他，我没有说话。后来，他到我出事的地点，找回了我的手。他说24小时过了，无法再接上。我回想那只与我朝夕相处为我建立不朽功勋的手印象竟然模糊。他说它卡在汽车里，一片苍白。我怀疑它一直在等我，等了整整一天了。没有了它，我好像家里死去了一个亲人。
       爸爸和姐姐妹妹先来医院看我的，他们没让母亲来。他们只知道我出了点小事，头有点昏，在医院睡两天就好了。可一看到我，姐姐妹妹就哭了，爸爸背过脸去，直抹眼泪。我说你们千万不要对妈妈讲。
       事后我才晓得爸爸回去后，那一段日子老是在妈妈面前轻描淡写地提起前面一家住的那个瞎子，爸爸说人家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妈妈便接上话说:“后院的小柴腿不好，每天还是上街，手脚不好还不是要活着。”爸爸说残了有什么，只要有人在。这些话妈妈不知道是给她埋下的伏笔。
       最后走露风声的是我的小外甥。
       妈妈终于知道了我的一切。看见妈妈的时候，我真想倒在她的怀里，可我不能这样啊!我装着没事地说:“妈妈，我不是好好的吗?断了只胳臂有什么，说不准还是件好事，维纳斯不就是这样子?”
       听说妈妈一想起我就落泪。她老是念叨没有了干活的手该多么不方便，念叨我还有一个女儿。
       是的。在接受治疗的几个月里，我想念我的孩子。这么长时间她一人呆在家里，有时跑到楼上萍萍家去玩。萍萍在拉手风琴，她一直偷偷跟她学，并悄悄告诉叔叔阿姨们，可不要让我知道她在学手风琴。
       1997年6月9日我出院了，回到家。孩子还没有放学，我真想见到她。她回来时，萍萍和她爸爸妈妈一起背着手风琴也下来了。萍萍说:“欣欣为迎接妈妈，要为妈妈拉段曲子。”我的孩子娇小的手指如波涛起伏，一首明快、舒美、韵味十足的曲子一下子铺满全屋，非常抒情。我吃惊地看着孩子，想不到她的手风琴拉得这么好。那首曲子叫《快乐颂》，接着她又给我拉了一曲《四季调》。琴声悠扬如诉，我听着眼泪都出来了。拉完了，孩子说:“妈妈，这是我送给您出院的礼物。”
       我悲喜交加:“这个比什么礼物都好，再拉一个再拉一个。”
       孩子后来参加了一个手风琴培训班，11月在全省手风琴比赛中，她获得了少儿组的银奖。
       痛苦到最后哭出了声音
       现在，我的生活一切需从零开始。一切都是突如其来。
       从前穿的裤子，统统改成束腰的；从前的长发，已经剪短；从前的毛巾换成小方巾；从前的筷子让一根长把的木制勺替代；从前的茶杯，必须有一个吸管；从前的化妆盒，冷落一边……
       每天一睁眼，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漱口，我为此不知摔破了多少杯子，我心烦呀!就这么一个简单动作，我要分好多步骤，无法一气呵成。我的生活之链在从星期一到星期天的时光里整个都错位和脱节了。我必须以植物般的耐心去把漱口这件小事隆重地展开，分出若干次如先用左手三个指头把牙刷放在右腋下夹住，再拿起牙膏，用嘴打开牙膏盖，再挤出牙膏，再放下牙膏等等小段落、小格局、小细节、小停顿。一切都是那么小而不连贯。所以我会回忆从前。从前我为自己忙着添姿加彩。而现在的我对自己常常束手无策，爱莫能助。过去每一个轻而易举的动作都变得繁琐不堪。我每时每刻都在一个人忙着分解，急于衔接。我终日困扰。孤独、忧郁、心焦、错漏百出地活着。
       譬如有一天，我发现我的后背痒，我下意识地用手搔，我原来无手。痒继续在那里游动，由里而外地使我激动不安。我四处看看，跑到门角，背过身使劲靠上去，上下左右蹭。蹭着蹭着，痒慢慢好了，可我的心情渐渐黯然。你们猜我会想起什么?我百感交集，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淌……
       我知道什么叫痛不欲生。可我那相依为命的孩子怎么办?多少次她看见我哭就说:“妈，别哭。”我清楚地看到孩子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是啊，我是母亲，孩子是我生命的延续，只要人在，就应该为孩子活下去。因为只要我活着，就是孩子的希望。
       我的女儿将来一定善于烹调，她是从12岁起就开始走进厨房，站在炉台前的。我说妈妈不能做饭给你吃了，你自己干吧。她在厨房把白菜在水里晃荡一下就好了，我说这样不行，必须把它剥开，一瓣一瓣地洗干净。她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学会了做饭菜。我常常看着她在厨房里的背影和侧影，联想起与她同龄的孩子。他们有自己健全的父母，我的孩子呢?
       天凉的时候，我看到孩子的毛衣旧了。这毛衣原来是我织的，但是我永远再织不了了。
       百折不挠是一种幸福
       然而，我依旧怀念我当主持人的黄金岁月，那生命的黄金之季哟，时时像阳光一样把我照耀。我曾千万次地追问自己:难道我就如此心甘情愿地了却残生?难道我要永远沉浸在苦痛之中么?!
       这期间，我从一本书上读到一篇文章。一个叫朱彦夫的人，他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残得比我还厉害，四肢都没有了。济南军区给他安排一套住房和照顾他生活起居的人。可是他不想这样活着，毅然回到老家沂蒙山区。他用嘴写字，笔咬破不计其数，翻烂了7本字典，写了30万字的一部小说《生命极限》。当时读完，我为之一振!我的心变得坚强起来。
       这期间，我还知道了全国有6000多万残疾人，平均五分之一个家庭就有一个残疾人。我感到我有很多事可以做，我不能终日黯然神伤。
       我开始尝试左手写字。左手的三个手指拎着笔，一笔一划和小学生一样，每一个字倒着笔划，歪歪扭扭。我的身体和头部都要向右倾斜。我的手腕关节断离，腰部劳损，身体多处病变，不能久坐。写写停停，停停写写，最初一天可写几十个字，慢慢地我一天能写300来字了。现在算起来我已经写了近5万字的文章。它们摆在桌上，厚厚的。
       早晨我很早就起床，用绷带把左手挂在胸前，一路小跑。为了恢复体形，早锻炼是必要的。而我的双肩，是一边重一边轻，不注意就朝一边歪，这样不行，我得保持平衡，我暗暗使劲。用腰部和腹部的力量把右边提升起来，我全神贯注地干着这事，一刻也不松懈。有人奇怪地问我:“马伶，你右边无手怎么看上去上身还是那样舒展，端正?”他们不知道我内在的力量也是有重量的。其实我的右边什么也不缺，在那个地方，有只上帝的手。
       我的作息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我几乎没有时间悲哀。比起过去，我有了更多更多的读书思考的时间。
       我还得练声，练气息。我又开始唱歌了。黄昏，我的歌声飘出窗外，过路的人偶尔听见，他们会停下来，扬起脖子朝我这个方向打量。熟悉的人听到我唱歌，从窗前匆匆走过，会大声地冲我喊一句:“马伶，我听到你的歌啦!”我的歌声在渐渐黯淡下去的天空中盘旋。
       写字、创作、晨练、唱歌、读书、思索，我在这一串运动之间，找回了自己。那一场灾难缓缓变成陈旧的历史，被我视为一种荣誉。
       到了1997年的下半年许多人来敲我的门了。他们都是我的新朋老友，他们迟迟不敢来看我，犹犹豫豫。他们说见了我不知说什么，他们说见了我害怕引起我的伤感，害怕我哭。现在他们知道了，我笑得很开心，我没有什么不开心的。我说我如果做出哀伤的样子，好像是对不住别人。我说我认定了有那么一天，总有一天，我会重新站在舞台和屏幕上。
       1997年12月1日，我作为中国残联残疾人艺术团的一员。从北京飞抵香港，随之从香港的启德机场乘国泰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台北。3日晚上8点，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大会堂《弦月之美——残障人士才艺大展》晚会开始。我身着紫色旗袍，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左手握着话筒，再一次以主持人身份走向观众。我激动万分，含着泪水:“亲爱的同胞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电视台的马伶，愿海峡两岸这台特殊的晚会，伴您度过一个难以忘怀的夜晚……”剧场再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终于又听到掌声了。灾难并没有把我毁灭，生活并没有把我抛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不管从外形，还是从精力、体力和信念上都得到了恢复。我依然深深感念我的生活。人呀，可以失去手、脚、失去双眼，但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失去意志，有一种月亮，叫弦月，我痴痴地遥望过它，凝视它，它不圆满，却是丰沛的。弦月像一条小船，带我进到宽阔的湖泊，听见了海的声音；弦月像一个摇篮，把我摇醉又摇醒。我十分满意我还过着艰苦而又有诗意的日子。我无所伤感。我归来了。我从那一场灾难中凯旋。我依然拿着我的盾牌，并没有被击中打倒。
       我不想打动读者，只想用自己的这一段经历告诉人们，无论风暴把我带到什么岸边，我都以主人身份上岸。
       (陈坦、黄如全摘自《知音·海外版》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