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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母亲一辈子教书。她教语文，兼班主任，先是初中，再是高中。母亲的学生对她总是服服帖帖。其实她长相文文静静，通身上下不带丝毫阳刚之气，说不出这种对学生的威慑力是从哪儿发出来的。
       同样的威慑力在她的孩子们身上一样生效。我们姐弟四个，无一不对母亲满怀敬畏。作为长女的我，从来没有与母亲有过肌肤之亲，非但没有亲吻、拥抱、抚摸这类举动，就连同床共枕的时候也很少，偶尔有一次，我便会浑身紧张，局促到睡不着觉。奇怪的是，与母亲之间身体的交流越是疏远，精神的认同便越是急切。坦白地说，我的全部少年时代是为母亲活着的，我努力学会的每一样家务、拿到手里的每一个漂亮分数，都为了一个简单的目的:让母亲高兴。
       据说国外提倡对孩子进行“赏识教育”，有人已经把这个经验介绍到国内来了，也想在中国孩子身上实践实践。无非就是时时注意对孩子加以表扬，不断提醒他:“你是最好的”、“你能比别人做得好”。我不知道这样的方法是不是真的能激发孩子身上潜在的能力，我只知道我从小很少得到赏识，小学时候是成绩不好抬不起头，中学以后成绩突飞猛进，却又时逢“文革”劫难，背上了“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不得不夹了尾巴做人。我母亲当班主任，又有四个孩子，工作家务一向繁重，还得不断接受学生的“批判”，心情的恶劣可想而知。在那样的心情下母亲对我的夸奖可说是寥若晨星。唯其如此，偶尔的一次便使我铭心刻骨。记得最清楚的两次，都是我自己偷听到的。一次是我小学快毕业时，父母亲翻看我的作文本，母亲对父亲说:“比我初三毕业班的学生写得好。”再一次是“文革”后期，母亲从前的学生从北京清华大学回家探亲，来看母亲。那晚母亲睡下之后对父亲叹息道:“要不是文革，我们这几个孩子也会有一两个考上北大清华的。”
       母亲对于名牌大学的向往，中学时代一直是我拼命学习的动力。1977年恢复高考，我一鼓作气考上了北大。两年之后小弟在我的鼓动之下考上了清华。一个北大一个清华，母亲的梦想终于成真，我想我们总算对得起母亲了。
       在如何培养子女方面，毫无疑问我母亲是成功的。她用她的不苟言笑和严厉苛刻在父母和子女之间造出了一段距离，我们若想跨越这段距离，就必须拼命地奔跑，拼命地努力向前。母亲这种教育子女的方式延续至今，孙儿孙女们个个对她怀着敬畏，我女儿就常常嘀咕说:“外婆的规矩太多了。”
       我自己也当了母亲之后，总认为我们那代人少年时代生活得过于拘谨，没有一个相对自由的天地让个性充分舒展，所以心里留了太多的遗憾。我想我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应该受到束缚。岂不料不加束缚的结果是我的孩子长成了一个极端自由散漫的人，在生活上粗粗拉拉丢三忘四，在学习上马马虎虎得过且过。刚上小学时她嫌规规矩矩穿着鞋子不舒服，上课时竟然脱了鞋子解放双脚，却不料老师突然叫她回答问题，她在起立的瞬间想起自己没穿鞋不对，弯了腰慌慌忙忙在课桌下寻找不知踢到了哪儿的鞋，弄出一课堂的笑声。又因为没有束缚，她在兴趣爱好上也变得朝三暮四，今天热衷于这个，明天又迷恋上了那个，向四面八方伸着她的触角，却永远不知道自己最应该干的是什么，从来没有恒心把一件事情坚持到一个星期以上。她小的时候我鼓励她朝三暮四，我觉得人生应该多多尝试，否则没办法确定你将来从事的就是你最喜欢也最有天分去做的工作。她现在上了初中，仍然摇摆不定地找不准自己的目标，我就不免怀疑自己是不是从前对她过于放纵，没有制作一个合适的框子把她框上。
       人就是这样，关于如何当好一个母亲，谁都可以侃侃谈出一大套“母亲须知”，真正落到了自己头上，免不了左右不是，严了怕委屈孩子，松了怕惯坏孩子，不知如何去做才算适中。从前我当女儿时，心里时时感觉到对母亲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不出类拔萃就对不起她。现在反了，母亲对孩子的责任心沉重到了无以复加，亦步亦趋跟在孩子后面，步步如履薄冰。孩子却是一身轻松，满不在乎地东张西望，不知道世界上什么叫做“责任”。即便被逼迫着坐到了书桌前，他们的心也是在空中飘浮着的，灵魂和肉体是分离着的。
       一个是“我要学”，一个是“要我学”，这就是当年的我和今天的我女儿之间全然不同的状态。这也是今天的孩子们每日十五六个小时坐在书桌前却未必学到多少东西的原因之一吧。
       跟理想跟时代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是父母和子女间的空间状态改变得过多。从前的那种距离感消失之后，子女对父母便不再有敬畏，也不再有承诺。可是我们又没法找回这种距离，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孩子，生怕失去了什么……
       (孟繁华摘自1998年5月22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