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向有五大古都之称，即长安、洛阳、汴京、燕京、金陵。吾师王恢先生所著《中国历史地理》上册，即以秦汉长城、唐宋元明运河及历代之五大古都作为表述之重点，至下册方为历代州域建置之沿革。于五大古都篇中，对于吾国历史上的南迁与西播、长安之大陆形势、燕京之海洋形势，尤三致意焉。
清初遗民顾炎武，晚年居于关中，顾氏为江苏昆山人，其所以居西北，审度天下形势以待变可以有为也。可见顾炎武对于关中形势与天下的观点。这与另一清初大儒黄宗羲晚年隐居浙东著述其《
明夷待访录》正相反，黄宗羲乃主张定天下之京师在于金陵。
顾炎武并著有《历代帝王宅京记》，自三代以来之历代都城之有关史书之记皆摘入其中，乃知系一有为之书。唯顾氏虽然对于京师所在有所留意，然于天下形势分析，则少着墨。对此补其缺憾者，则当推另一遗民顾祖禹。这两位顾氏，就是被钱穆太老师推许为“少时慕吾乡二顾之为人”者。事实上，不论是顾祖禹还是顾亭林，抑或是钱穆本人，对于首都的主张，皆是推重立于关中形势建都为朝的长安时代。如此看来，历代知识分子对于建朝立都，还是有其一贯的关怀。钱穆后来在抗日战争末期首先撰文讨论战后的新首都问题，不能说是没有其历史上的继承。
顾祖禹的名著为《
读史方舆纪要》，此书之绝伦，魏禧称它是“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作者则自称此书为“以一代之方舆，发四千余年之形势，治乱兴亡，于此判焉”，这也可见他的自负了。我们且看他谈全书一百三十卷的篇章结构：
首以历代州域形势，先考镜也；次以北直、南直，尊王畿也；次以山东、山西，为京室夹辅也；次以河南、陕西，重形胜也；次以四川、湖广，急上游也；次以江西、浙江，东南财赋所聚也；次以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自北而南，声教所为远暨也。
在这个布局的说明中，我们还看不出顾氏所论的天下形势与京师建都之关系。但其书以《历代州域形势》为开卷，表示他非常重视“形势”，他说：“天地位而山川奠，山川奠而州域分，形势出于其间矣。”专论形势中，对于建都之所尤其再三谆谆致意。他在《北直隶形势》中本当专门论“北直隶”的形势，却笔锋一转而论到关中去了。他说道：
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者，非今日之直隶乎！
然则当去燕京而都金陵乎？曰：金陵可为创业之地，而非守成之地也。
然则建都当何如？曰：法成周而绍汉、唐，吾知其必在关中矣。
在问答中，他直指心目中的理想建都之首选在于关中。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如果从国都的所在来论，则实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一为关中的长安时代，举凡周、秦、汉、隋、唐，都是都于关中的长安时代；一为燕京，辽、金、元、明、清都可算是燕京的时代。而居于长安与燕京之间的洛阳与汴京，都于洛阳者，则有东汉、北魏孝文帝；都于汴京者则主要是五代与北宋。可见洛阳与汴京正是处在长安与燕京时代形势东移的过渡中。顾祖禹形容关中的形势曰：“以陕西而发难者，虽微必大，虽弱必强，不为天下雄，则为天下祸。”睽诸历史，商代亡于八百里之岐周文王与武王；而周都镐京，遂成其八百年基业；战国时东方八千里之六国，而一统于千里之秦国；汉初高祖纳娄敬与张良之言，敢于以关中为都，而项羽则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然汉初都长安并非安逸，匈奴雄踞北方朔漠，后遂有平城之危，赖陈平奇计方得转安。中国大患在北方与西北，是故长安不仅是中国域内之首都，同时也是整个政府有其进取的开国气象之展现。隋唐代何尝不然，隋文帝于开国之初平陈之役后，即着手规划历经南北朝残破已久的长安新城，曰“大兴”。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唯有李渊父子自太原入长安，此时长安早已残破，然李渊遂以此而定天下。同时，唐太宗虽亦如汉代般有称臣于突厥之耻，而终于击破突厥，成就其天可汗之天下大业。不论古时候的匈奴、突厥，还是近代以来的帝俄与苏联，都是北方的大帝国。然而，匈奴衰而大汉起，突厥裂而大唐兴。方今俄国形势已变，整个欧亚大陆的形势也跟着起了莫大的变化，与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之后士人们所感受认知到的海上起风云的时代局势又大不同矣！则长安每每在残破之后还能够再兴起一个盛世时代，当有其形势上的必然性矣！不仅是一个对内的京师上选，而在对外方面，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进取有为的大时代之首都。
凡以长安为都者，洛阳则必为其东都。若长安为一政治与军事中心，洛阳则为其文化中心。洛阳古称中州、中原，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一向为华夏文化之代表地。这种东西对峙的态势，要一直到唐代安史之乱以后，才有了一次绝大的转变，而有此下长达近千年的燕京时代之来临。这一形势的转变，一方面是因为运河，南粮北运，不知不觉中大运河的航道逐渐东移，这就是元明清时代运河贯穿南北以北京与杭州为两端的原因。另一重要原因，便是燕云十六州——幽燕地区的落于北方民族之手。从此，燕云成为北方民族深入中原的一块形势要地。而燕京正是在此一草原民族向南征伐的形势中所凝聚出的上选都城。但必须注意的一点，是燕京的优势常在北方与南方对峙的时代，所以在历史上，燕京是一个具有对内统一性格的京师首选之地，这一点，无论从契丹之威胁北宋成为当时亚洲世界的盟主，或是由金代之进迫南宋使其退守半壁江山，或是蒙古根本就灭了南宋而在中国建立元朝，都可以看出幽燕地区成就燕京之为北方局面的特性。一旦京师上选从长安移转到燕京，中国北方南下一统南方的路线也有了变化。长安时代必定是先取长江上游之川蜀，而后沿巴东顺江而下，下武汉而取南京，如西晋之平吴、隋之平陈与宋之平南唐。到了燕京时代，则直接自山东、苏淮之地而南下渡江，是一最为捷迅之路线。从古时的金兵南下追南宋高宗及至近代的淮海战役，历史上的地势还是影响着创业与守成、影响着开一时代之新局的！那么，如果一个时代已经大一统时，燕京是否仍然是一个对外进取的京师上选呢？顾祖禹显然没有讨论到这个课题，同时也没有将海洋的世界形势纳入来考量与思索。顾祖禹所描写的形势，毕竟只是中国的“历代州域形势”，而不是“包含了海洋时代之后的域外万国之世界形势”。清代初年之时，利玛窦的五大洲之世界新图《舆地山海全图》、《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早已自明万历以来传布于中国，但顾祖禹显然没有受到这些耶稣会士携来的世界新图五大洲形势的影响。我们从顾氏该书的《凡例》界定“方舆”一词的定义：
地道静而有恒，故曰方；博而职载，故曰舆。
就可以知道他所持的仍是传统上的“地方说”。但利玛窦在华所绘制的五大洲世界新图(从《舆地山海全图》到《坤舆万国全图》)的最大特色与基础，就在于它的“地圆说”。“地圆说”的重要意义在于改变了世界各大陆地之间的交通方式，我们知道，正是因为对于地圆观念的接受与相信，才启发麦哲伦等从海上开始“环游”世界，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纪——海洋世界观的到来。中国本身向来所具的“禹贡九州”模式的大陆形势，及其在更广大的海上世界之中的形势，要如何重新做出新旧激荡之后的考虑与思量，不能不是一个传统的一贯议题。知识分子在此之时，其读书仍然应当有着承旧启新的思索。
顾祖禹之书的弱点正在于对宋元以来兴起于南方的海洋形势着墨较少，同时对于明季以来流传刊布的利玛窦世界新地图也未加注意。因此，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顾氏所言者实为“中国形势”而非“世界形势”。然而，自宋元明以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从西北的传统陆上西域交通拉向了东南与西南的大小西洋的海上交通。西北的陆路黄沙滚滚，而南方的海路则波涛汹涌，沿海的形势更成了一八四二年以来中国的发展主线。
在明代万历年与清代雍乾年间，各有一本甚为著名但已为今日人所忘却的《东西洋考》与《海国见闻录》，尤其是后者，“海国”一词的语汇便系由此嵌入了魏源的《海国图志》之中。这两本书分别代表着明清两代中国南方所形成的海洋观点。这种海洋观的世界之方位，虽然与当时居于主流的大陆型世界观相同，都是以中国自身为中心，但是，就中国自身的南方、北方而言，仍然有着小不同，而小不同也就显示出了大不同乃至于冲突与差异。以中国的长江为界，立足于北方，则长江以南便是中国的南方——江南江南，暮春三月草长，便是由北方来的方位称呼。那么，福建以南的沿海甚至郑和“下西洋”，就更是南方的南方了，距离黄河流域的北方，感觉上更是遥远，这正是大陆型的世界观特色：海洋上的世界，总是一个“他者”。但如果是立足于长江以南，特别是沿海诸省，由这里出海航向海洋的大世界时，世界的中心，仍然还是在长江以北的北方吗？我看未必！此时，对于海上船民甚至移民，世界的中心应当是在回望的家园、在南方的土地，这也就是说，海洋世界在中国历史上是由南方加以联系的。
要想立足于中国传统上统一南北方的海洋之世界观，就必须要从东、西、南、北洋这样的称呼来定义与感受这一近代新世界的方位认知。处在你右方的，是“东洋”，向左则为“小西洋”与“大小西洋”——小西洋就是今天的印度洋。至于地图上处于亚洲东边方位的南北美洲，在利玛窦尚未登陆澳门时，他手上的那幅由欧洲携来的奥特里乌斯的新世界地图上，美洲的位置是被绘制在世界全图的左半边，也就是西半球，那是因为利玛窦的家乡意大利以及西欧皆处在这幅世界地图的中心线上；而中国与亚洲则在地图的东半球的东方边缘处。到了利玛窦登上澳门抵达肇庆之后的第二年，一幅有着汉文标注与图解的最新中文版世界地图问世了，在这幅地图上，中国被利玛窦移到了世界地图的中心线附近，欧洲与亚洲大陆都是位在这幅新地图的西半球处——也就是欧亚大陆。而美洲呢？正好相反，被移到了地图的东半球。如此一来，美洲的方位便移到了中国的右方也就是东边。但是在清代魏源的《海国图志》一书中，显然并没有追随这幅利玛窦为中国人所绘制的汉文世界地图的传统，相反，魏源采用的是西方的传统：美洲在欧洲的西方。魏源是立足于更为遥远的西方望美洲而称它的方位所在为“外大西洋”。这一立足点完全不同于今日乘飞机自中国起飞奔赴美洲所做直线飞行的方向——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美国乃处于中国的东方航线之位置，中间相隔太平洋，在明清时代则称之为大明海、大清海或大宁海。但在魏源那里，太平洋却是向西而行的“外大西洋”。可见，即便是以中土来环顾十七世纪以来以海洋世界为主的天下观，方位与形势间也已经有了不知不觉的变化，而且就在我们的生活中产生。这样的方位改变，暗示着世界局势的若干变化，隐喻着方位观的移动于天下便正是顾祖禹所谓的“形势”之势异形移。
晚近的若干日本学人在反省“二战”以前的日本学界之东西洋观与“东亚共荣圈”的论述时，除了希望摆脱“二战”后日本在亚洲的位所的一片空白之外，也希望从新的反省与历史回顾之走向中，为日本做一重新定位：既非西方的日本，也非东亚的日本，而是将其皆视为可以讨论的论题。日本学界中惯用的“东洋”与“西洋”，其实骨子里正是对于明代以来兴起的新海洋版图观及其用语的继承。将欧美视野中所谓的“东亚”称之为“东洋”，涵盖了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等，“西洋”则称指近代以来东西方碰撞之后的欧美列国，这种新世界观的“东西洋”之二分，其实在晚清以降被中国留日的学人与革新分子所接受，遂造成许多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专家，以为近代中国关于世界的观念多是由日本所转口输入。然而，究其影响的源头，不是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经出现的“东西洋”观与海洋观么！日本学者的反思，从丸山真男、沟口雄三到滨下武志等，仍然显示他们视日本为一个海岛国家，且具有向南洋延伸、直至苏门答腊之热带地域的历史性。这样的一种反思颇能投入到西方学术界的对话之中，香港学者及新加坡的华裔学者们的思维中也有这种海洋性格的属性。但是，所有这些学者都忽略了一个对世界皆有影响的大事件，这一历史事件却是发生于黄河流域视域中的北方大陆，一个如匈奴、突厥般领土横亘欧亚大陆的草原民族属性之帝国，你很难用现代语言如冷战、国际形势来解释这一事件之后的历史纵深意义——苏联的解体。于是乎，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走到了一个分水岭：海洋世界与大陆世界的如何重新分型认知；如何能使中国的世界与天下观既有历史的纵深，又能兼顾南北方所反映的海洋与大陆世界观；如何将这一切熔铸于一个最恰当合适的京师、京畿所在的中国之中？当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课题进入现代情境时，它能否仍是一有意义的议题呢！
中国自古大患皆自北方起，反之则匈奴衰而汉兴、突厥蹶而唐蔚。方今之天下形势，俄罗斯一旦非北方盟主，中国通西域以联欧洲之势将如古昔般复可预见，则以欧亚大陆为世界之中心而言，西北之通与京畿大陆观之再起，长安时代盛世之象似已将来临矣。然而，往昔之燕京，皆为辽金元向南之根据地，否则即为中国域内分裂时代北方以制南方之上选。然近代以来，北京、天津与大沽、洋沽联系海岸为一线，北京即以此而相接海上，是故留学生归国，凡由船舶以回，必先自天津上岸，故学成归国者常先为天津之南开大学所聘者，即以此；此可证北京实有与海、与洋之世界相联系之地理意义。然而，海派之风潮又何以常属之上海，北京反倒充满着“故都”怀旧之风？若然，海洋世界之风会似又应当系于此一近代缘洋而方兴之上海为是？若然，大一统时代中国之京畿观，究竟何处可开一代之气运，合千年之大陆天下观与近世之海洋观，以屹立于当今与未来之世界乎！这也就是百年前的经学才子智士——既饱读经史之籍也读览利玛窦以下西洋新书的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之《后叙》中所吐露的心声：“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有着合西北之陆与东南之洋于一势的天下观之关心与期待。
一九三四年，钱穆先生首次思考到了抗日战争之后未来首都的可能问题，而抛出了一篇广泛引起学界讨论的文章：《战后新首都问题》。钱先生在文中所主张的自是立都于关中为胜；但当时的学者也持有许多不同的论点，各人也都有其各自的历史依据，有主张北京者，有主张武汉者，亦有主张兰州、南京，甚至主张广州、上海者，在当时的确掀起一股波澜，为战后可能到来的新局势注入一新气象。钱穆先生不愧是能读书的中国人。王恢先生开设中国历史地理的课程，在课堂所明确地主张者，乃是持“北京说”，关键便是在于天下形势当在海洋。当年也许王恢老师没有能够料到后来历史的发展居然会向传统、向北方大陆变化与推移，没能料到后来世界冷战的结局，是苏联的崩溃，这一崩溃的变化使我们重见到汉唐历史上匈奴与突厥帝国的兴起以及其崩灭的过程。再一次，我们看到了比汉代西域与唐代安西都护府还要广阔的西北的欧亚大陆的天际，从北京可以穿过西安、兰州、乌鲁木齐而直达莫斯科而后连接上东欧、中欧、北欧，或是微向南方而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相衔而一启整个欧亚大陆的辽阔视域，并以此视野为腹地，来面向更辽远的海洋世界。这样的视野，于是与今日既有的“海洋世界”形成一种撷抗。这种撷抗意味着必须应对于变化的新思维，意味着对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传统与现代对立的旧型思维的再思维，一次能融、能蓄、能兼南北、能合大陆与海洋而体现于京畿天下观的文化视野之思维。
我们在今日可以对历史有所选择。或者是对历史做出不同而又更有智慧的版本选择，例如，选择继承三五百年前的祖先之海洋世界观；或是，继续继承“五四”时代人面向西方对近世“西洋”欧陆的海洋世界版图观的选择等等，都是一种选择。然而，至少在我们今日决定选择何种版本的历史以面对子孙的教育之前，应当对于某种版本所提供的眼界之历史联系先做出时代的自觉与反省，并追问是否有其他更为开阔健康的历史之版本。这似乎应当是面对后代的态度。
近世以来，不唯海运大开，酝成海洋万国之世纪，同时又佐以航空这一古代所不能想见之时空方式。则所谓世界局势中之通大小西洋，究竟是以陆路通欧洲？抑或是当以海域视西洋？又近百年来之南洋，已为东西交通荟萃之地，此一历史形势又当如何纳入中国之京畿所在的眺望世界之中，来建构自我的何谓中国与何谓处在世界之中的中国呢！笔者撰本文、抛议题，不过是效法于太老师钱穆先生之麈尾后，以砖引金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