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幽默还是戏谑，当公众将一个人的称谓同国家、民族的一段历史相联系，我们便有理由认为，这个人在史册上留下了些什么。
对这样的人，我们不应只是等待历史的庄严记录，还应让现实的人有所感觉——
“厉股份”对别人喊他厉股份抱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随大家喊去吧。”操一口声线较细的吴依方音的普通话，传达出的是北方男子汉的“爽”。
自1984年在社会上公开演讲、鼓吹股份制理论，到去年党的“十五大”将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写进总书记的报告，成为执政党的意志，其间几经风雨几度沉浮:共鸣与非议，掌声与棒喝，由此也使他本不平坦的学术之路愈发显得不平凡。而今，尘埃随风，是非公断，“厉股份”自然也就声名远播。
倒是他的学生们有些不解了:厉老师目前出版了47部学术著作，学术论文达几百篇之多，理论自成体系，如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第二次调节论、转型发展理论等等，可怎么独独喊他厉股份呢?是不是有点“以偏概全”了呢?
就是他自己，也认为最能代表他关于当前中国经济学术观点的是1990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可，可那怎么叫哇?”——他的大弟子、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朱善利博士非常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叫‘厉非均衡’?那多拗口呀!再说，四个字的名字，像日本人。”
由此，“厉股份”的好处便凸显出来——它是大众话语。国际上在二次大战以后、中国则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学日益成为显学，有造诣的经济学家往往成为国家决策层的座上客。厉先生的非均衡论、二次调节论等等学说，其直接的影响力、作用力恐怕首先还在于政府领导层或相关机构。唯有这股份制理论与中国的千千万万个企业，与数以亿计的民众民生息息相关，它对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触动是广泛而深刻的，作为一项经济理论它所引起的关注也是空前的。换言之，它是厉教授以吴侬方音唱出的一首通俗歌曲，而且列排行榜第一。
厉股份——不是学术界的命名，不是领导人的钦定，这是中国民间的赠予，是集民间百草编织成的一顶荆冠——是厉先生以丹田之气、热血生命推动过的一段特定历史、那段历史又回报给他的最好礼物。
是为名解。不过，67年前，厉以宁先生在南京呱呱坠地时，其父母的祈愿是“凌厉而出以宁静。”
讲台上，这个把失业与通胀、转型与发展阐释得透辟入里的经济学家，是那个梦想成为化学家的求学者吗?这个在谈笑间播撒中西学识的著名教授，是那个将通往讲台的路视为畏途的内向青年吗?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阶梯大教室，宽敞明亮，晚六点，离上课还有半小时，才进门的人发现可容纳300人的教室已没有空位了。黑板前，一位男生正在抄写“公告”:此课为97级MBA的必修课，旁听的同学请坐最后两排，谢谢!——而此时“最后两排”的后面都站了两排人，有人干脆在水泥台阶上打了“地座”。
六点半，拎着一只旧提包、提包拉链处塞着一瓶矿泉水的厉先生走进教室，喧嚣归于肃静。“为什么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之初都会遇到失业问题呢?中国的失业问题同一般发展中国家相比，有哪些共同点又有哪些特殊性呢?”这样的设问不由你不跟着他的思想走:“国际上有一条公认的现代化标准:农业人口占总人口30%以下。目前美国是4%，西欧国家为10%，我们中国是80%。当大量农村人口拥入城市，城市的岗位有限，于是出现了失业。所以失业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中国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大家注意，是既转型又发展，还具有一般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计划体制的后遗症，就是过去三个人饭五个人吃的隐蔽性失业不断公开化的问题”——语言朴素、平实，却让你一步步地贴近事物的本质。“失业问题的出路何在呢?”他用了一个比喻:“骑自行车的人都知道，骑得快车子反倒稳，慢就晃，停就倒。因此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有更多的岗位出现。”
课间休息时，他点燃了一根香烟，三三两两的学生拿着笔记本请他签名，也有围上来请教问题的。
据说这种“火爆”和“叫座”已持续了十来年。盛誉之下，这位教授却“托底”说，学经济、当教师都不是他的本意，“是偶然，使我踏入了经济学的大门”。
祖籍江苏仪征，南京出生，曾在上海的南洋模范中学就读，12岁戴上近视镜，中学时既喜欢数理化又热衷于文学。“我立志当化学家是1947年，在金陵大学附中学习期间。我们到南京的一家化肥厂参观，使我了解到化肥对农业的种种好处，于是我决心走‘工业救国’的道路。毕业后我被保送金陵大学，我选择了化学工程系。”不久，全国解放，他在湖南参加了工作，在一个消费合作社当了一年多“厉会计”。“1951年我离职参加高等学校考试，委托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好友赵辉杰代为报名，他认为我学习经济比较有优势，就替我做主，第一志愿填了北大经济系。7月我在长沙应试，8月接到录取通知。至今我还在感谢赵辉杰代我作出的选择。”——正是赵辉杰的“包办”，为中国贡献了一位经济学家。
大学毕业时，厉以宁很想到科学院经济所工作，他觉得自己口才不好，着急时还有些口吃，所以他怕讲课，也不愿讲课，但最后还是被留校当了资料员……
“厉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外国经济史中古罗马帝国那节课，”一位同学回忆道，“他在大黑板上，几笔就画出了罗马帝国极盛时的版图，然后讲历史演变，怎样成为今天的格局。他对这段历史熟悉得让我们吃惊。那堂课太精彩了，下课时我们使劲儿给他鼓掌!”——同学们哪里知道，厉先生和他的好友马雍合译《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时，两人还都是30岁上下的青年，精力旺盛，对罗马帝国由兴盛到衰亡的过程、原因，有过几次彻夜不眠的讨论，他们还以这段悲剧的历史眼光来审视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落伍，读活了经济史原著。
“口才不好，我就以充实的内容来弥补”。长达20年的知识积累，使厉以宁在讲台上挥洒自如。他一次次地叮嘱后来学子:“经济学家是社会的设计者，要为整个社会思考问题，要有这个使命感。”他在这里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也在这里展示自己的人性人品。
也是一次有二三百人参加的大课上，当厉先生将他撰写的几十万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讲义发到同学们手中时，一位男生站起来说有段话不准确。厉先生觉得不太可能，那位男生就辩驳，大家也议论纷纷。琢磨了一会儿，厉先生弄清是语言表述有点毛病，他让大家安静，然后一字一字地改正讲义。提意见的那位男生“下场”是——从此被他另眼相看甚为欣赏。
这件事给那位男生的心得是:“厉先生不愧是大家风范，以他的学识、威望，谁敢跟他争呀?学问高的人才能有这样的涵养，当场改错，还从此看重我。”如今，这位男生已成为一个几千人企业的负责人，会上会下每每听到不同意见不同观点时，他说脑海里出现的总是那堂课的情景。
是偶然，使厉以宁迈入了经济学的大门。
但绝不是偶然，使他成为经济学家的。
这个如海绵吸水一心向学的高材生，是那个京郊农村运肥垒坝、赣水岸边挑谷割稻的苦劳力吗?这个以对中国经济超前预测而令人折服的学者，是那个穷年累月面壁苦读的“板凳”吗?
作为北京大学人才链条的一环，厉以宁的命运既不同于他的师长陈岱孙、罗志如等人，也不同于他的学生朱善利这代人。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经济学家，他没有硕士、博士学位，他受他生活成长的那个时代的滋养，也受到那个时代的局限，同时还饱尝了那个时代错误的苦果。
1957年的“反右”使厉以宁的恩师几乎全部蒙难。罗志如、陈振汉、徐毓等六教授起草了著名的关于经济科学繁荣的意见书——因思想致罪，六教授有的被打成右派，厉以宁也因牵连挨整，开始了他为时20年的板凳时代。
最惨烈的莫过于1966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这也是百年北大的一页历史)，抄家、批斗、剃阴阳头、游街示众，与朱光潜、王力一帮“牛鬼蛇神”被驱赶到西门内民主楼旁的监改大院，后又发配江西鲤鱼洲北大干校。1971年林彪的“九一三”事件，结束了他和妻女的流放生活。“忽闻星夜回京去”，“共迎铁树放花年”。
“没有任何一种教育比得上身处逆境”。在这20年的时间里，厉以宁大约有8年都处身于一种特殊的环境中——繁重的农村体力劳动。这使他不仅近距离观察了而且是感同身受了中国农民的贫穷和劳苦，体会了饥饿、营养不良造成的浮肿是什么滋味。他认为这种感受是任何一个不曾亲自尝过这时期生活艰辛的人所不能具有的。他对苏联的经济模式产生了深深的质疑，也不满足于兰格的理论阐释了。他的经济观点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要自己去探寻一条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路——正是在贫瘠的山间小道上和昏黄摇曳的煤油灯下，他完成了一次思想的大胆跨越。
在那样长的时间里，他没有去搞运动整别人浪费时间，也没有沉沦放弃，始终在搞学问。厉先生也曾自嘲:“如果评选坐冷板凳专家或资深资料员，我先投自己一票。”
板凳时代，厉以宁读过多少外文的经济学原著?抄录过多少经济学的名篇佳作?他摆摆手:“搞不清了。”比较容易得到的数字来自那几本译著:波梁斯基的《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琼图洛夫的《外国经济史》等等，计200多万字。他还为经济系编写了30多期《国外经济学动态》，每期3万多字，90%的稿件经由他手。此外还有几十万字的资料卡片等等。
为了译好波梁斯基的《外国经济史》，他认真阅读了英文版的《剑桥欧洲经济史》前几卷，计400多万字。厉以宁说这部英文原著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观察变得深远起来。
20年的深厚积累，一朝迸发，便形成了厉以宁的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至今他出版或与人合作出版了47部学术著作，学术论文则依然是:“搞不清了，有几百篇吧……”
本来想责罚一个人，于是让他到资料室坐冷板凳，可这个人却因此为日后的成功做了丰厚的储备，这哪里是责罚，分明是偏爱嘛?!——当我们试图用逻辑方法来推理这个过程时，才发现大前提有问题——他们压根儿就是在责罚一种智慧，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愚蠢的吗?
潜心费神想为厉以宁——厉股份的成名与成功归纳出“几条”来，又才发现前辈哲人早已做起总结:
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
人间词话》
这个系围裙下厨房喝几口黄酒的居家男人，是那个著述等身为经济改革奔走呼号的理论战士吗?这个比普通家庭还要普通、除了书柜还是书柜的处所，是那一本本振聋发聩之作的原产地吗?
厉先生住一套小三居，据说在北大这已是教授的最高标准。
房间水泥地面，陈设简朴，但窗明几净，一尘不染。
因仰慕先生的学问，就急于想看他的书房，看他的藏书和做资料卡片的功夫。
“他哪里有书房哟?!”厉夫人——何玉春是湖南人，嗓音圆润，她是厉先生诸多著述的第一读者。
何老师退休前是北大基建处的高级工程师，学电的，1955年华中工学院毕业去了鞍钢，两地分居11年。为此厉先生没少写情诗诉相思——他的书架上有一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样书《厉以宁词一百首》，随意翻翻，一首《鹧鸪天，中秋1963》“打”眼:
一纸家书两地思，忍看明月照秋池，邻家夫妇团圆夜，正是门前盼信时。情脉脉，意丝丝，试将心事付新词，几回搁笔难成曲，纵使曲成只自知。
《为何玉春题照》还有这样的词句:“先摘蔷薇红辫结，再临流水整纱巾”——一下子让人有种“对不上号”的感觉。这样的婉约，这样的细腻，出自那个对中西经济大开大阖、纵论滔滔的理论战士之手吗?是将资源优化配置、货币总量控制等艰
与夫人何玉春在墨尔本深问题烂熟于心的厉股份的另一种写作方式?
如果说厉以宁的诗词是他不同生活阶段的心音记录，那么其夫人手头的十几本像册便是“永恒瞬间”了，两相对照着看很有意思，“这是我们在江西鲤鱼洲住的茅草房，那房子冬天四面透风，屋里比外面还冷:夏天漏雨半夜起来在屋里支塑料棚”——可厉先生却词曰:“堤外有堤洲上洲，渡船撑出小河沟。花开两岸红黄紫，草绿平台春夏秋”，“堤下好安家，半坡油菜花”。全然不见生活的苦难，伤感与沉郁，倒把那田园野景描绘得淋漓尽致——面对生命的苦难、人难得有这种诗者情怀。
说话间，厉先生开会归来，进卧室，在床头旁的一张写字台上写着什么，早听说他有每日记事的习惯，而且分早中晚条目，极具条理性。夫人介绍:“他每天坚持1000多字的写作，很有规律”——厉先生曾向弟子们介绍这样做的好处:“经常写就熟练，总不写很多技巧就生疏了”。弟子们点头却做不到:“要么就不写，要么就拼命写。”
“他每天早起做上饭，就开始写”，“做饭?”“对，他喜欢做饭。”正说着，厉先生就进了厨房，他说下厨房炒菜做饭，于他是一种精神放松。品尝自家的烹艺，再来几口老黄酒，是他的餐桌乐趣。
“他这个人挺有心胸的。1986年我们应邀去香港中文大学讲《中国的改革向何处去》，反响很热烈，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同志说对香港同胞了解祖国很有帮助。就在这时，女儿从北京打来电话说不好了，反自由化了，有人说爸爸鼓吹私有制。当地的朋友劝我们留下，他却坚决回来。这股份制可是三起三落呀，他倒没什么，想得开，倒下就睡着。”
“他这个人不计较小事，反对过他的观点的人、整过他的人，评职称时他说主要看学术成果”——这件事曾在北大在光华管理学院听多人谈起过，看来已成口碑。”你说他要计较那么多，他怎么做学问?还有我们这个家，他从不追求什么高档家具，我们是读书人嘛。”
的确，这读书人的特色是十足的，客厅、卧室、儿女的小间，包括门厅过道，没一处没有书柜，大的小的颜色深的或浅的计有十多个。那一一排列的经济、社会、文学读物，再加上他20年的图书资料生涯，说“胸罗万卷”可能不过。
再打量这个满是书柜的简朴居室，联想这个人不平坦更不平凡的学术之路，耳际传来民众对“厉股份”的赞誉与期望——想问的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富有?什么是?
(张梅摘编自1998年3月26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