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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我太太拿电话帐单给我看:
       “瞧瞧，儿子在我们去欧洲的时候，打了多少长途电话，”她指着其中一项，“单单这一天，这一通，就打了1小时40分钟。”
       “什么?这还得了，”我立刻准备上楼去说他。可是，才站起来，又坐下了，我想自己在气头上，还是不说的好。而且儿子这么大了，我要说，也得有点技巧。
       昨天晚上，我想了想，把话忍到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对儿子笑着说:“你马上回学校了，查一查资料，找一家长途费率最低的电话公司。”然后，又来个急转弯，“咳，其实你上博士班，恐怕也没有时间打，我是多操心了。”
       “是啊，是啊，”他不好意思地说，“你是不是看到了我上个月的电话帐单?那阵子因为要回台湾，一大堆事急着联络，所以确实打多了。”
       吃完饭，我很得意，觉得自己把要说的“省钱、少打电话、别误了功课”这些话，全换个方法说了，却没一点不愉快。
       很多人说我讲话有技巧，其实我以前常说错话。
       有一次，我拿起个题目请教研究所的教授，故做谦虚地说:“我真差劲，这种东西都不知道，您能不能告诉我?”
       老教授看看题目，一下子脸红了，很不高兴地说:“我也很差劲，我也不知道。”
       我发现自己的谦虚，成了对教授的讽刺。
       说话真是大学问。美国的小学，甚至会教家长怎样对孩子说话。
       小学三年级，学校告诉家长:
       “孩子的美术作品不够好，你不能说‘你画坏了’，而要说:‘你们想，是不是还能改进些?’而当孩子的功课做错了的时候，你最好别说‘你错了’。要很委婉地讲:‘你检查一下，有没有照老师指导的方法去做?’”
       “永远不能伤害孩子的自尊，”学校的老师说，“如果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你都能用很正面思考的方式对待他，他将来也会以正面的方式对待别人。相反的，如果他从小接触的就是恶意的、否定的言词，他将来也会以‘负面思考’看这个世界。”
       “用正面思考面对世界”，这是多好的一句话啊。我发现生长在不同环境的人，遇到同一件事的时候，确实可能说出完全相反的话。
       当我刮胡子刮伤的时候，正面思考的人会问:
       “是不是太赶了?刮胡子刮破了。”
       负面思考的人会很戏谑地说:
       “哈哈，小心一点，是不是被女人咬的?”
       我真是非常不解，为什么我的美国朋友总用前面的方式问话，而我的同胞，却那么“异口同声”地采取负面的思考。
       难道正如学校老师说的，我们从小听惯了负面的言语?
       我相信西方社会在说话时的讲究，也是慢慢发展起来的。
       很明显，早期西方许多文学家、政治家，被人传诵的幽默故事，从今天的观点，就有失厚道。
       譬如当一个胖女人赞美萧伯纳，问他怎样保持身材的时候。萧伯纳说:“有个好办法，但是只怕你不会做，因为对你而言，‘劳动’这个词，实在太陌生了。”
       又譬如当邱吉尔有一次喝醉酒，走在街上，被一个老女人骂的时候，邱吉尔说:“明天早上，我就不再是这个醉相；可是明天早上，你还是这么老丑。”
       他们这些话，怎么称得上幽默?根本是一种恶毒的伤害。
       倒是我最近在《读者文摘》上看到一个笑话，说得真好，大意是:
       一个丈夫找东西找不到，叫太太帮忙找，太太一眼就发现了，于是指着丈夫的眼睛说:“上帝给你这么好的东西，你不用。”
       丈夫笑笑，指着太太说:“上帝给我这么好的太太，我正在用。”
       请问，那太太当时再忙，听到这句话，不是也会开心吗?
       说话的技巧其实不难，最重要的是:要真诚地关怀。双眼看着对方，急话缓说、坏话好说、狠话柔说、大话小说、气头上不说。
       你尤其要记得——
       可以说人的不是，不可伤人的自尊。
       可以公开地赞美，不要私下里责备。
       (汪慧周红芳摘自《海外星云》199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