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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是一位机械工程师，他除了专业之外最大的特长是下围棋，他是故乡的小城里鲜有的六段棋手。父亲很少与人交往，他的一生就像他的棋艺一样寂寞。
       当他在周围实在找不到对手的时候，就自己一个人下棋，有时是右手战胜了左手，又有时是左手赢了右手。我从小听惯了父亲在棋秤上落子的声音，那种声音就像珠落玉盘，令我一生怀念。
       当父亲的两只手难分胜负的时候，他就轻轻地把棋一拂。其实人最难战胜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父亲是一位日本的遗华孤儿，我们的老家原是日本长崎，祖父是一个老实得像一块礁石的渔民。爷爷、奶奶、伯父和姑姑，一家人守着大海，过着贫穷而安乐的日子。
       1937年，伯父刚满18岁就被征兵离开了故乡，他离开故乡的时候，嘴唇边还生着淡淡的茸毛。一双弄潮的手，被逼迫着去杀人，一个18岁的生命从此沾满了血腥。
       两年以后，传来伯父战死的消息，战争对于人类来说，就像一场瘟疫。许多年后我在一张发黄变脆的旧照片上见到了我的伯父，他的脸上永远凝固着18岁的笑容。
       后来，我的爷爷、奶奶和姑姑也被逐赶着离开了故乡，作为开拓团的移民去往中国的东北。
       他们坐上了一艘大船，海涛一波一浪地拍打着船舷，故乡在他们的身后渐渐地变成了泪眼极处的一片苍茫。那时候我的父亲就像一粒萌芽的种子，蛰伏在奶奶身体的某个角落。
       我的爷爷和奶奶来到了中国的东北，他们从来也没有见到过那么大的一片土地。我爷爷的口袋里经常揣着一瓶清酒，喝醉的时候就唱着日本渔民出海时哼唱的歌谣。“回家的路有多远?”爷爷不停地问，他不知是问别人还是问自己。
       1945年，我的爷爷和奶奶双双客死异乡，八岁的父亲又在逃难中与姐姐失散。一个8岁的孤儿就像一片无根的落叶，流落在中国东北边陲的一个小镇上。
       在一个父亲一生铭记的日子里，他遇到了我的中国奶奶，中国的奶奶收养了我父亲，从此在父亲的生命之中又有了一位情真义重的母亲。后来父亲把这一天当作了他的生日。
       1986年的夏天，我大学二年级。父亲生了重病，在家乡的小城里难以确诊，我随父亲去了天津。
       父亲被医生领进了诊室，我枯坐在医院幽长的走廊里，每一分钟都漫长如一个世纪。
       父亲出来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他说:“医生说我太累了，只要休息几个月就没事了。”
       父亲回到病房之后我被叫进了主治医的办公室，医生问我多大了，我告诉他我19岁。
       医生用一种心疼的目光望着我，他说:“你父亲患的是癌症，他已经没指望了。”
       时值盛夏，我的身体却像是陷进了严冬的冰窟，窗外的串红开得就像一片血，蝴蝶在夏日的阳光下展示着它们美丽的翅膀。这个世界是如此美丽，而父亲却要不久于人世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去了海河边上，许多人都在那里乘凉，铺满了灯光的海河就像一匹闪着珠光的丝绵，丝弦声处有人在唱京剧。
       我想我将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了，这个世界将要我一个人去面对……记得小时候，父亲曾带我去看过一场电影，名字叫做《狐狸的故事》，当小狐狸长大的时候，就会被老狐狸赶走，孤独地走入漫天的飞雪……父亲，我宁愿让你把我赶走，也不愿把你交给死神……
       我不知道一个人坐了多久，当我失魂落魄地回到我住的招待所时，远远地看见父亲，他正在门前的空地上焦虑地走来走去。他的白衬衣被路灯映成了紫色。
       当父亲看见我，就急步走过来，“你到哪儿去了?我给你买的‘狗不理’包子都凉了。”
       我强咽下马上就要涌出的泪水，对父亲说，“我去看海河了。”
       父亲说:“你不熟悉路，不要乱走。”我一边答应着，一边上前拉住了他的手，父亲的手是那么凉，我的心钝钝地痛了一下。我想起了小时候父亲就是这样领着我走路的，我的小手躲在他暖暖的掌心里。
       我走累了他就抱起我，我把脸伏在他的肩头，嗅着父亲发际间的气味。父亲永远是女儿心中的一座山，父亲是小女孩生命中的第一个恋人。
       那年冬天，死神就像如约而来的魔鬼。我在医院里守着父亲，他只剩下生命之中的最后几步路了。
       初冬的寒风扑打着窗棂，外面飘着清雪，天，干巴巴地冷。
       父亲说:“你不要哭，应该高兴才对，我就要回到故乡去了，去见你的爷爷、奶奶了。”
       我问父亲:“我们的故乡到底在哪里?是中国，还是日本?”父亲摇摇头，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我坚信父亲一定是回到故乡去了，他一定会与我的爷爷、奶奶于另一个世界相逢。
       在日本老家，我还有一个姑姑，她在为我家的亡灵守望着故乡的家门。
       1946年的初春，17岁的姑姑一个人踏上了故国的土地。离开故乡的时候是一家人，而回来的时候只有她自己。唯一的包裹里装着一小袋骨灰，小布袋里面是她隔世的亲人。
       为了活下去，姑姑嫁给了一位比她大17岁的老兵。她宁愿忍受着贫寒，为人帮佣，替人洗衣服，但她决不离开故乡。长崎是她的家呀!她要为客死异乡的亲人守望着故乡。
       在父亲生前，姑姑一直劝他回故乡去。从80年代初开始，日本遗华孤儿就像候鸟一样，一批又一批地飞返故乡。
       而父亲却没有离开，他舍不得我的中国奶奶。
       父亲上大学时，正值60年代初，中国的老百姓被饥荒煎熬着。我的中国奶奶吃树叶、菜根，好不容易省下了十几斤面粉。她把面粉炒成炒面，然后背着这袋炒面登上了去往省城的火车。
       她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了父亲的学校。当她见到了父亲时，奶奶的身子软软地瘫倒在地上，她全身浮肿，眼皮肿得透亮，奶奶是饿昏的，她身上的那袋炒面却散发着一种粮食的醇香。
       父亲说:“生恩不如养恩”，是我的中国奶奶把父亲牢牢地留在了这块土地上。
       我的故乡到底在哪里?父亲留给我一个永远的迷惘。我经常想起父亲两只手下棋的情景，难道我的两个故乡就像右手和左手一样?
       姑姑的儿子有的在东京，有的在大阪，他们要接姑妈去住。可她却固执地留在长崎，用她一生的时间守望着故乡。
       我的父亲生于中国，长在中国，最后他又把生命奉还于这片土地。其实他们姐弟是在做同样的事，都是在用一生来守望着脚下的土地，泥土中深植着他们生命的根须。
       我是一株从父亲的生命中分蘖出的禾谷，我没有理由不对脚下的这片土地心怀感激。
       (王金屏、张莹摘自《生活月刊》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