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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事情，看清楚已经不易，做到就更难。
       很多事，不是没有看清，而是装糊涂；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敢做。有如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凤梧所说，“要说话不敢张嘴，要走路不敢动腿”。
       什么都不做的人，其乐无穷；什么都想做的人，苦不堪言。如果你是在做别人不敢做的事，那就要准备好了:不仅吃苦，还要伤心。
       1996年岁末，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在北京看话剧《商鞅》，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此事虽已过去2000多年，然而以古衡今，焉能不令人慨叹。
       朱镕基给予外界的最突出的印象，乃是“铁面无情”。美国《新闻周刊》说他是“中国最厉害的老板”。中国新闻社则说他“从‘右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坚韧不拔之人莫能过也”，还说他“敢说，因为他说的是心里话，是真话，不是八股老套。”
       这样一个人，如若不是为情所动，有感而发，能够泪撒剧场么?
       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朱镕基的“有感面发”。
       1996年12月18日，朱镕基在北京作了一次经济形势的报告，其听众有北京市党政军各方面的相当一批干部，以及正在北京召开的六个会议的参与者，包括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中国银行港澳工作会议、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总计超过6000人。关于这件事，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只在头版下面放了一条300多字的消息，全然一篇官样文字。读者在这简洁的消息当中，不会读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外人或许以为，朱镕基对他的听众真的没有说出任何有意思的话来。实则看中国的事情，是不能只图表面的热闹或者冷淡的，在更多的情势中，台前和幕后会演出完全不同的两场戏。
       朱铸基的讲话在当天被复制录音带若干，在中央政府机关中广为发送，按照共产党内文件传达之途径，晓之以更多的人。有幸聆听全部内容的人大都以为，这是朱镕基同志自他主持经济工作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演说，发自内心，极为生动，无论大事小事，均有详细交待。
       朱镕基在1991年由上海来到北京，出任政府副总理。
       然而他的作用迟至1993年夏季方能真正展开，其标志是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亦从这时候开始，朱镕基对经济大局的控制能力似乎已经表现出来。典型的表现，是压住了经济的“大起”却没有出现“大落”；压住了通货膨胀，却未见市场萧条。
       其实，“宏观调控”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在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造成中央对地方的失去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须不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权力和利益的过分膨胀，只有这样才能折中地将两者相融合。
       从大局上看，90年代的中国，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国。大体上说，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都在于集权和集利；第二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则正相反，在于分权和分利。现在第三代领导人来执政，既不能像第一代领导人那样集权集利号令天下，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领导人的放权放利纵容四方。朱铸基的办法，是协商和妥协，即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有如他在1996年12月演讲当中所列举之1994年的税制改革。他说:“实行分税制，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他所开列分税制之结果，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看到60%以上，甚至可占70%，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52%，“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赤字还是在中央”。
       朱镕基所主持的宏观调控，成就值得自豪。
       首先，对于房地产投资膨胀的抑制:1993年，全国房地产投资比上一年增加了61%，此后便迅速而又有节奏地下降:1994年，30%；1995年，17%；1996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2%。
       其次，对于货币的控制:1992年发出1200亿元。那时是进口印钞机，拼命印钱。1993年，发了1530亿元；1994年，1424亿元；1995年590亿元；1996年，本想控制在800亿元，后来发到1000亿元。因为农业大丰收，需要增加收购资金。
       第三，对农业的控制:1995年增产200亿公斤，1996年增产大得多。农产品库存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历史最高400亿公斤，今年初是200亿公斤，现在快到450亿公斤了。朱镕基说，“统计部门说，仓库装不下，我说，没关系，现在我们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多得很，可以把厂房腾出来装粮食”。
       第四，对供求关系的控制:朱镕基说:“现在95%的工业品都是供过于求”。
       尽管如此，朱铸基还是相当坦率地叙述了一些令人头痛的事。他说，最大的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是重复建设。
       中央政府经济方针的一个关键，就是确保重要工程的进展顺利。现在，朱铸基说，国家每年投产的重大项目，有三分之一从开工之日便亏损，概因重复建设所致。所以，重复建设又可以成为国有企业走投无路的最重要的原因。
       然而这中间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危险，也即由工业和商业的问题而带来的金融问题，有如朱镕基对他的听众所说:“他产品卖不出去，还要生产，还要吃饭。谁给他饭吃?银行。银行的钱从哪里来?是你们的钱，是储蓄。把你们的钱都拿去补贴亏损企业，实在不行”。所以朱镕基主张坚决地“一刀切”:“一个项目也不上。对国家来说，你上一个都是浪费”。
       然则朱镕基只能声明自己是“作为一个老朋友的忠告”，其中口吻，仍然是商量而非命令。“过去有一个计划经济，要我批，我不批，银行不给他钱”，朱镕基说，“现在，不要我批了，他搞他的，上的时候不找你，亏损了就来找你救救他”。中央政府的领导经济的权力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能依靠强制，这是一个显例。
       朱铸基是目前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之一，他清楚地了解今天我们国家经济的问题症结所在，然则他在解决这些症结问题的时候却又没有可能为所欲为，甚至还要常常违心。
       比如他知道现在全国的彩电生产能力已经达到年产3000万台，而其中三分之一的部分为市场无法销售，亦即专家所说“过剩”。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也就是用好的企业去淘汰坏的企业。朱镕基也确曾发现，有一家叫做“长虹”的企业在迅速地扩大自己的规模，还曾亲临这家工厂来探寻企业改造的秘密。结果他就知道了该厂将在1997年生产580万台彩电，1998年生产800万台，占市场份额几近半数，故令无数其它企业如临深渊。按照朱镕基的本意，他是应当大大轻松一下的，因为这正好贯彻了他的“优胜劣汰”的初衷。然而他对“长虹”总裁说，你如果在资本主义，是好的，优胜劣汰。你生产越多，成本越低。可是我社会主义就头痛了。市场都给你了，我其它的企业都不行了，都找我来要工资，我怎么办?“我们是优胜劣不汰，最后还是优不胜劣不汰”，朱镕基说。
       初衷为消灭重复建设，结果却不得不维持重复建设。无论我们国家怎样力挽狂澜，都不能随心所欲，这是典型一例。
       朱镕基的执政倾向偏重于务实。在这一次演讲中，他说，有人说，“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把社会主义变了。我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但我想，国有经济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1990年国有制工业占55%，合作制36%，这两个加起来，91%，私营和外资不到10%。1995年，国有制工业34%，乡镇企业合作制36%，私营个体三资占30%。这个改变相当大，但没有危险。公有制再降到60%，也没有危险。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不是在委婉地回答“万言书”的一些观点呢?
       对于朱铸基的掌握大局的能力，最新的证明是对股市的控制。
       深沪股市在进入1996年秋季之后便一路暴涨起来，股指的涨幅以及交易规模之大，令人不可思议。过去，一天成交1亿元左右，12月，最高的一天成交300多亿元。所以在第四季度里面，中央政府作了三件事。其一是立法，也就是朱铸基说的“把游戏规则严密起来”；其二是严惩违规；其三，加强股民风险意识。然而三个月的间接干预完全没有效果。所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时为12月16日。深沪股市果然如所期待地全面下跌，甚至可以说是暴跌，直至股指挂出跌停板来“免战”。股民们纷纷责怪朱铸基，有人说“现在中国，既无‘牛市’，也无‘熊市’，是‘猪(朱)市’”。朱镕基举出此例来说明人们对他的不能理解和不能支持，说这是“骂人不带脏字嘛”。他解释道，本来想完全不干预，但考虑上得越多，跌得越低。我们想，晚跌不如早跌，所以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果然，股市全线下跌。
       但这还只是第一个回合。今天中国的股市，暴涨固然不行，但暴跌也不行。中央政府倘若真的具有掌握大局的能力，就要在制止了股市的暴涨之后，还要能够不使股市暴跌。此后几个月中，股市大致“牛”与“熊”你来我往，涨涨跌跌，总的走势，不高大谱。但是，股市上的一派风云中还有一个更深的意味:普通百姓的追逐实际利益的热情，正逐渐取代追求意识形态的热情，这为第三次思想解放提供了潜在的社会基础。
       到了1996年岁末，也即朱铸基观看《商鞅》怆然泪下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也即我们整个党所面临的最大的考验，还是一个国有企业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1996年，国有企业仍无振作之象。预算内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点:第一季度，国有企业的亏损额首次超过了利润，是为净亏损。上半年，每元销售利润仅为0.9分(1994年为5.5分；1995年大约3分)。下半年稍有恢复，但全年总计，30多万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了大约20%，其中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了55%。总计这一年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是1985年的28.6倍。外资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增长了40%、个人所得税增长了46%，而国有企业所得税却由于盈利情况的每况愈下出现了负增长。
       国有银行已经开始清理国有工商业的不良债务。1996年，冲销了大约200亿元；但是对国有企业的巨大的呆账坏账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看来，1997年还要开列一个更大的冲销坏账的计划。
       政府手里的钱本该从企业来，国企靠借钱过日子，政府就只好靠借钱度日。1996年，政府发行的国债增至1979亿元，每100元财政收入当中，有大约20元是借来的。这是80年代以来第10次发行国债。前9次总计已经借了大约5000亿元国债，一次比一次多。其中1994年1028亿元；1995年1510亿元。
       企业可以借债不还，国家却不能，所以，1996年新债当中大约50%的部分，是拿去还老债的。
       假如我们都有商鞅的勇气而没有商鞅遇到的阻力，改革是不是会更顺利一些?国有企业的情形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怀特摘自今日中国出版社《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