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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韦尔斯的《世界史纲》自一九二○年首版问世后，多次再版。中国出的汉译本最近版本是根据一九七一年美国多布尔迪公司的英文版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个译本，封面上标有“第十五版”的字样，我猜测可能是指在国外的“第十五版”，但又觉得不是十分确定，因为“国外”大了，是美国多布尔迪公司的第十五版，还是所有英文版的“第十五版”，抑或是什么别的概念上的“第十五版”，书中没有说明。
       中文版最初始的版本据说是一九二七年由梁思成、向达等人翻译，梁启超、王云五、竺可桢等校订的商务印书馆版，我近日方得借阅这个版本，其中王云五的序言指出，此版是根据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六年两个英文版本参照译出的，而韦尔斯本人的序言则是为其第三版做的序。我最早读的版本是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人翻译的版本。近来，坊间又有多个版本的《世界史纲》出现。广西师范大学二○○一年出版的上下两卷《世界史纲》除加了一篇代序外，译者、内容与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版本完全一样。另外，在书店的书目查询电脑上看到有燕山出版社的一个版本，只是未尝见到其书。据说《世界史纲》出版后，因其篇幅过长，一九二三年韦尔斯又推出了一个简化本《世界简史》。目前，这本《世界简史》在中国也有多个译本问世，我见过安徽人民出版社二○○三年十二月的版本和贵州人民出版社二○○四年一月的版本，书名都叫《世界简史》，但译者不同。陕西师范大学二○○六年一月出版的中英文对照《世界史纲》，作者仍是韦尔斯（该书译作H.G.威尔士），但内容比较简略，与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版本对照发现篇章结构均有不同，因而推测可能也是韦尔斯的那个简化版《世界简史》。
       一位非专业历史学家写的历史书，在国内外反复再版，畅销八十多年之久，说明书写得确实好，受到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人们的认同。但再好的书也毕竟是八十多年前写的东西了，按某种约定俗成的标准，此书不算是“古”书，也算是“旧”书了，而要真正读懂古、旧书，若没有适当的引导几乎做不到，遗憾的是国内各个译本均没有这样的引导。雅利安人问题就是笔者读此书遇到的一个困惑，至今虽然略有所解，但仍不能说是根本解决，故拿出来就教于方家。
       《世界史纲》中多次提及雅利安人和雅利安语，人民出版社版本第四编第十九章标题就为“史前时期的雅利安语民族”（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七年版本是第二十章，译为“未有文字以前操雅利安语之民族”）。照韦尔斯的定义，雅利安语就是印欧语。他意识到语言与人种的分离，指出同样讲雅利安语的赫梯人就不是雅利安人，所以，照他的定义，雅利安人就是讲印欧语的白种人（即他说的迪诺克种人），古希腊的迈锡尼文明和古典文明是雅利安人创造的，克里特文明是原土著居民创造的。而我在查询其后各个版本的世界历史专著或教材中，均未发现提及雅利安人一事，特别是谈到古希腊文明的创造者时，均用阿卡亚人、多利安人等具体的称呼，只有在谈及印度、波斯时，才含糊地有所提及，但也语焉不详。查《辞海》有雅利安人这一词条，全文如下：
       雅利安人（Aryans），欧洲十九世纪文献中对印欧语系各族的总称，从印度和波斯古文献的比较研究中推知，远古在中亚地区曾有一个自称“雅利安”（Arya）的部落集团，从事畜牧，擅长骑射，有父系氏族组织，崇拜多神。公元前二千年至一千年间，一支南下定居印度河上游流域，一支向西南进入波斯，另一支迁入小亚细亚。自十八世纪欧洲语言学界发现梵语同希腊语、拉丁语、克尔特语、日耳曼语、斯拉夫语等有共同点后，即用“雅利安语”一词概括这些语言（现通称印欧语系语言），讲有关语言的各族统称“雅利安人”。种族主义者，尤其是德国纳粹分子捏造“雅利安人”是高贵人种，并以当代具有某些体质特征的人群是所谓“纯粹雅利安人”的嫡亲等谰言，为其种族主义理论张目。（《辞海》一九九九年版，1641页）
       《辞海》上的这个解释让我推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版的世界历史书中，为避免与种族主义的牵连，基本上都不再提雅利安人这个统称，只具体讲是哪个民族或国家的人。关于韦尔斯，目前见到的介绍均说他是个左翼的进步作家，采访过斯大林和列宁，《斯大林选集》中有与他的对话留存。从他的一贯思想倾向来看，他不是个种族主义者，但他书中的一些说法却与种族主义者的理论颇有近似之处。例如他如此写道：“从公元前九世纪以后的六个世纪中，世界的历史其实就是雅利安民族如何发展强大，最后又如何征服整个闪米特人、爱琴人、埃及人等的古代世界的历史。从表面上看，雅利安人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在思想和制度上，雅利安人与闪米特人和埃及人的争斗不断，在其掌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斗争仍在继续着。准确地说，这一斗争事实上贯穿了之后人类的整个历史，直到现在，它也还在以某种形式继续着。”（《世界史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六年版，106页）这段话与希特勒说的日耳曼人（雅利安人）与犹太人（闪米特人）斗争的历史几乎是同一种叙述。
       再说一遍，我们判定韦尔斯不是种族主义者，也的确没有证据显示韦尔斯有种族主义倾向，但他为什么撰写出一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历史叙述呢？我推测，这是由他当时面临的历史知识体系所决定的。韦尔斯写作此书时是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他面临的基础历史素材主要是十九世纪后期欧洲积累的文献，在这些文献中，雅利安人与闪米特人斗争的历史可能是一种主流观点。因此，作为一名业余历史学家的韦尔斯就未加批判地接受了这种既定的观点，将其写在自己的书中。他在世时，《世界史纲》的最后一版是一九四○年，当时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但雅利安人问题与种族主义理论的关联还不像“二战”后那样受到严重的关注，所以，韦尔斯本人没有调整有关此部分的内容。由此我们可以猜想，在“二战”以前欧洲人编写的世界历史书中，雅利安人及其征服史是一种通行的公认的历史叙述，希特勒表述的可能并不是什么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观点，而只是把一种大众常识推理到极端，并用武力使之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而已，种族主义实际上早就浸渍在雅利安人创世纪的历史知识谱系中，希特勒的言论不过是其合乎逻辑的果实而已。当然，这也仅是种推测，因为，我尚无精力与条件收集到一九四○年以前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并加以比较研究。在此也想借《读书》一角向上世纪三十年代受到历史专业教育的老专家求证，是否真的如此？假使这个推测成立，那么第二个问题接着就出现了，新的历史叙述（也就是我们现在读到过的无论是源自苏联人，还是源自美国人、英国人的主流历史教科书中的历史描述）是何时产生的?又是怎样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也就是韦尔斯面对的历史叙述划清界限的？我想这已经不只是个史学史的知识问题了，而是关乎我们接受的历史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的问题。
       当代法国哲学家福柯在总结人类知识史时，发现人类的知识存在着四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他称之为不同的“知识型”，即十七世纪中叶以前的前古典知识型、到十八世纪末为止的古典知识型、十八世纪后的近代知识型、一九五○年以后至今的现代知识型。他发现这些知识型间并不是循序渐进发展而来的，而是存在着“难以理解的非连续性”。而这些知识型是围绕着特定的世界观确立起来的，“这些知识型的盛衰并不与任何关于起源、发展、连续性和进步性的清晰叙述相一致”（《福柯十讲》，大众文学出版社二○○四年版，80页）。通俗而简单地说，人类知识史显现为界限明显的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不是由上一个阶段逐渐积累、发展而来的，而是一种思想或世界观上的突变导致人们思想总体发生了变化，从而创造出新的知识体系。这一看法在直观上很有说服力，因为不同时代的知识体系差距如此之大，就比如我们拿着一本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再拿一本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发现几乎是在讲述两个世界的历史一样，前者说雅利安人的创造史，后者就没提雅利安人这等事儿。套用福柯的概念，《世界史纲》是近代知识型的一部分，而《全球通史》则完全是现代知识型的产物了。但是，如果真的弄懂了雅利安人问题的来源，而且讲清楚“雅利安语言”如何被“印欧语系”所替代的过程的话（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这两种知识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性，只是这个连续的过程没有得到充分的叙述，显得好像没有关联一样。是啊！试想一下，我们如果仅读过其中一本书，而且还将其当作是真实的历史的话，那么，韦尔斯《世界史纲》的读者就会认为希特勒只不过是表达了人们公认的一种常识而已；而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读者就根本不理解，希特勒怎么能炮制出一种种族主义并让千百万有着良好理论思维的德国人上当受骗的。这时也真就说不清是两个时代决定了两种历史叙述，还是两种叙述决定了两个时代！无怪乎，才力天纵且以下死功夫做学问著称的福柯都坦言对知识型变化的原因无兴趣了！
       不过存在总是存在，如果这个转折的过程被补叙上的话，那么两种知识型之间的连续性不就揭示出来了嘛！事情也许并不复杂，我想，只要在再版的《世界史纲》的相关章节中由编译者加上一篇详细的注释，详细说明雅利安人问题的由来和现状，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由此看来，中国人传统做学问的注疏方法倒是保存历史叙述连续性的有效办法。不过，做注者一定要真正经历过这种知识型的演变才能真正说得明白。我想只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习世界历史、现在仍然研究世界历史的学者才能比较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我在这里所描述的只是一种推测，毕竟我们不是当事人，事实上，正是由于当事人的“缺位”或“失语”，才为福柯划分“知识型”提供了明晰的定义“边界”，一当所有失去的叙述全部增补上时，福柯还会坚持他那种先验主义的看法吗？我却相信，只有能连续起来的历史才是真的历史。